你以為你會從地球的邊緣墜落，結果你發現了新大陸。
「我必須把自己丟入這種狀況之中，給我自己帶來這麼大的情感傷痛，才能擺脫這一切，才能把他從我的生命中驅除。而我確實這麼做了⋯⋯在那一刻我不再喜歡他的氣味。而當我不再喜歡他的氣味以後，一切都結束了。」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
1946-）再度選擇以疼痛的方式去表達自己，只是這次不是明刀明槍的藝術表演，而是要離開她的情人，也是她藝術上的合作伙伴烏雷（Ulay）。這本自傳的心臟是一齣歌劇般的愛情故事，而他們的故事終於在中國長城畫下戲劇性的句點。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圖說：《行為藝術教母》阿布拉莫維奇50年來最赤裸、最疼痛的自我審視！
愛與痛一直佔據了阿布拉莫維奇生命的重要部分，父親離家出走，與別個女人另組家庭；她那當過解放軍、有嚴重潔癖的母親，從不曾親過或擁抱過她，以斯巴達方式進行管教與精神控制。當阿布拉莫維奇將躋身國際藝術家行列時，她還是得遵守每晚十點回家的宵禁。她才剛用刀割自己、用火燒自己，但這些都得在晚上十點前完成。
阿布拉莫維奇以身體作為媒介，進行各種觸目驚心的表演，挑戰了社會認知。「我體驗到了絕對的自由——我感到自己的身體毫無束縛、毫無限度；痛楚一點也不重要，什麼都不重要⋯⋯那一刻我知道我找到了自己的媒介。沒有任何繪畫、或是我能夠做出來的物件曾帶給我這樣的感受。」她繼承母親「穿牆」般的意志，超越身體與精神的極限，拋出生命議題邀請觀看者共同參與、思索。
選擇自殘的表演方式，不代表她無所畏懼，恰恰相反，但是「去做我感到害怕的事、去做我不懂的事、去沒有人到達過的領域。如果你用同樣的方式去做事，不斷地重複自己，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阿布拉莫維奇的故事時而觸動人心、時而轟轟烈烈，帶有冷冷的幽默，道出了一段將自己推向恐懼、痛苦、筋疲力盡的極限，所成就的無人能敵的藝術事業；以及追求情感與靈性轉化、絕不妥協的危險旅程。本書就是一個傑出的表演，清晰有力地描述了一名超凡藝術家的傳奇人生。
我來自一個黑暗的地方，一九四○年代中期到七○年代中期的戰後南斯拉夫。掌權的是獨裁的共產強人狄托（Tito）將軍。當時只有恆久的物資短缺，和甩不開的單調乏味。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給人一種感覺——一種基於純粹醜陋的美學。我童年時期的貝爾格勒（Belgrade）連像莫斯科紅場那樣的宏偉建物都沒有。一切好像都是二手的。彷彿是掌權者透過其他共產主義者的眼睛看世界，然後蓋了一些品質低落、功能不佳、甚至更糟更爛的東西。
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時的社區共同空間——牆面用的是醜醜的綠油漆，懸吊著沒有燈罩的燈泡，映出一道灰暗光線籠罩著雙眼。光線搭配上牆壁的顏色讓每個人的皮膚看上去又黃又綠，好像大家都得了肝病。不管你做什麼都會感到壓迫，外加一絲抑鬱。
家家戶戶都住在一種巨大醜陋的公寓建築內。年輕人沒本錢自己買房子，所以每間公寓都是數代同堂——爺爺和奶奶、新婚夫婦，再加上他們的小孩。不同世代的家族全都擠在一個小空間，造成了避無可避的複雜。新婚夫婦要跑到公園或是戲院才能做愛，更別想要買什麼新的或好的東西了。
有個共產時代的笑話：某個退休的男子由於工作表現出眾，他獲得的獎勵品不是一塊手表，而是一台新車，而工作單位的人告訴男子他很幸運，車子大概某某時間就可以到手了，只要等個二十年。
「那是上午到還是下午到？」男子問。
「這有差嗎？」申請單位的人問。
「這有差嗎？」申請單位的人問。
「因為我的水電工也是那天要來。」男子答。
我家並不需要忍受這些。我的父母是戰爭英雄——當時他們和由共產黨狄托領頭的南斯拉夫游擊隊一同對抗納粹——所以戰後他們成了黨內的重要成員，身任要職。我父親被指派為狄托將軍的精衛部隊；母親則負責管理歷史遺跡，並為公共建物增置藝術品。她同時還是藝術與革命博物館（Museum of Art and Revolution）的館長。因此，我們享有不少特權。我們住在貝爾格勒市中心——馬其頓街三十二號，一棟巨大、傳統的一九二○年代建築，有著高雅的雕花鐵飾和玻璃，就像巴黎的公寓一樣。我們一家四口佔了整層樓，有八間房間——我父母、弟弟和我同住，這可是那個年代前所未聞的事。我家有四間臥室、一間飯廳、一間大沙龍（就是客廳的意思）、一間廚房、兩間衛浴，還有一間傭人房。沙龍有著擺滿了書的書架、一台黑色的大鋼琴，還有滿牆的畫。由於母親是博物館的館長，她會到畫家的工作室買畫——那些受到塞尚（Cézanne）、波納爾（Bonnard）、烏伊亞爾（Vuillard）風格影響的畫作，還有許多抽象派的作品。
小時候，我覺得我家已經是奢華的極致了。後來才發現，原來這棟建物曾屬於一個富有的猶太家庭，但納粹佔領時期被充公。後來我也發現，原來我母親買來裝飾家裡的畫作也不是什麼好貨色。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因為此等彼等理由——我們家其實是個很可怕的地方。
我的母親達妮察（Danica）與我的父親沃辛（Vojin）——人稱沃尤（Vojo）——在二戰時期有段轟轟烈烈的羅曼史。故事很精采——她美麗，他英俊，兩人拯救了彼此的性命。當時母親是軍中少校，負責指揮前線一支小隊搜救受傷的共黨游擊隊員，並將其安置於安全之地。然而某次德軍襲擊時，她染上斑疹傷寒，發高燒，全身只裹了一張毛毯，和其他身負重傷的軍人一同躺在病榻。
要不是我爸愛好女色，我媽當時可能就直接死在那裡了。但當他看見她從毛毯之下散落出來的長髮，便簡單掀開毛毯瞄一眼。當他見到眼前是一位美人時，便將我母親移到附近村莊的安身之處，請村民照料直到康復。
六個月後，我母親再度回到前線，繼續搜救並移送負傷軍人到醫院。這次她一眼就認出了曾經救她一命、但如今身負重傷的男人。當時我父親就躺在那等死——因為無血可輸。但我母親發現原來兩人血型相同，就輸血給我父親，救回他一命。
就像童話故事一樣，戰爭又再一次拆散兩人。
但他們也再次找回彼此，後來戰爭結束，兩人也結為連理。隔年我就出生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我出生的前一晚，母親夢見她產下一尾巨蛇。隔天，她主持一場黨內會議時羊水破了。她堅持不打擾會議進行，會議結束她才願意去醫院。
我是早產兒，母親的分娩過程相當艱難。生產時胎盤滯留；母親併發敗血症。她又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後來還待在醫院安養將近一整年。出院後有一段時間，她無法正常工作，育兒也有困難。
起初，照顧我的是女傭。我的健康狀況很差，進食也不順——活脫是個皮包骨。女傭有個和我一樣大的兒子，所有我吃不下的東西都進了他肚裡，他被養得又胖又大。當我的外祖母，也就是我母親的母親米莉察（Milica）來探望時，看到瘦得不成人形的我，她可嚇壞了，馬上把我帶回家和她同住，我和外祖母同住了六年，直到我弟弟出生。我的父母會在週末來探望我。他們對我來說是兩個陌生人，每週會出現一次，還會帶著我不喜歡的禮物給我。
他們說我小時候不喜歡走動。外祖母上市場時，會把我放在餐桌旁的椅子上，而我就乖乖地坐在同一個位置直到她回來。我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我不願意走動，但我想可能是因為要經過一個又一個的人。我沒有歸屬感，當時的我可能覺得只要一動，就代表我必須再次離開，前往某個地方。
我父母的婚姻幾乎是即刻觸礁，可能在我出生之前就有問題了。轟動的愛情故事加上俊男美女的外表讓兩人走到一塊——性將兩人牽在一起——但其他可以拆散他們的因素太多了。我母親出身富貴，又是知識分子；她曾在瑞士念書。我記得外祖母曾說當年母親離開家鄉加入共黨游擊隊時，留下了六十雙鞋子，只帶了一雙老舊的便鞋。
我父親家境慘淡，但全家都是軍中英雄。他的父親是軍中戰績豐饒的少校。父親曾經因為懷有共產黨思想而入獄，甚至在戰前就是這樣。
對我母親而言，共產主義是種抽象思想，是她在瑞士念書時讀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學到的概念。對她來說，成為游擊隊是個理想的選擇，而且還很符合潮流。不過對我父親而言，那是他唯一的路，因為他出身寒微，而且還是軍人英雄之家。他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相信，共產主義是一個可以改變階級制度的方法。
我母親喜歡看芭蕾、上劇院、聽古典音樂會。我父親喜歡在廚房裡烤乳豬，和他的解放軍舊友喝上一杯。夫妻兩人基本上一點共通之處都沒有，因此造就了不快樂的婚姻。他們總是在爭吵。
別忘了我父親愛好女色這點，正是一開始讓他接近我母親的原因。
打從兩人一結婚，我父親就持續不忠。我母親當然痛恨這點，很快地也開始憎恨我父親。我一開始自然是不知道這事，那時我還和外祖母同住。不過六歲以後，我弟弟韋利米爾（Velimir）出生，我也被帶回家和父母共住。新的父母、新的家，還有新的弟弟，同時進駐我的生活。大概就是從那時候起，我的生活變得更糟了。
我還記得當時想回外祖母家，因為那裡對我來說是個很安全的所在，感覺很寧靜。外祖母午前午後都有固定行程，每天都很規律。我外祖母很虔誠，生活大小事都繞著教堂轉。每天早上六點鐘，太陽才剛要升起，外祖母就會點燃一盞蠟燭開始禱告，到了傍晚六點，她又點燃另一盞蠟燭禱告。直到六歲為止，我天天都和外祖母上教堂，學習不同的聖人事蹟。外祖母的家總是瀰漫著一股乳香氣息，伴隨著剛烘烤好的咖啡香。她會自己烘烤綠色的咖啡豆，親手研磨。外祖母家總帶給我深深的平和感。
當我再度和父母同住後，我開始想念外祖母家的規律行程。我父母一睡醒就去工作，家裡只有我和女傭。而且，當時我很嫉妒弟弟。因為他是男孩、是長子，一出生就自動晉升為大家的最愛。巴爾幹風格就是這樣，我父親的父母生了十七個孩子，但他們卻只留有兒子們的照片，女兒的一張都沒有。我弟的出生被當作大事件，後來我才發現我出生的時候，父親甚至沒告訴任何人，但韋利米爾出生時，他還花了一大筆錢和朋友出去喝酒作樂，對空鳴槍慶祝。
這還不是最糟的，我弟很快就發展出某種幼童的癲癇症狀——他會突然發病，發作時大家就會圍繞在他身邊，給予他更多關注。有一次沒人看顧的時候（我大概六、七歲），我試著幫他洗澡，還差點讓他溺死——我把他放進浴缸，結果噗通一聲，他掉進水裡。要是我外祖母沒有把他撈起來，我就是家裡的獨生女了。
當然，我因此受到懲罰。我經常被罰，犯一點小錯就會被罰，而且幾乎每次都是體罰——不是被打就是被賞巴掌。體罰我的總是母親和她暫住在我們家的姊妹克塞尼婭（Ksenija），父親從未打過我。她們把我打得又黑又紫，打到我全身滿布瘀傷。但有時除了體罰以外還有其他方法，以前我們家有一種隱藏式的衣櫥，是一種很深又很暗的壁櫥——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說就是plakar。衣櫥門和牆壁是一體的，而且沒有門把，只要一推就可以把門打開。我覺得這種衣櫥很神奇，同時也覺得很可怕。家人禁止我進入衣櫥，然而，當我不乖的時候——或是我母親或阿姨說我不乖時——她們會把我關進衣櫥裡。
我其實非常怕黑，但這個plakar裡面充滿了幽靈、靈體——閃爍著光芒、無聲無形，卻絲毫不令人害怕。我會和他們對話。他們存在plakar裡對我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他們就是我現實的一部分，我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我打開燈的那剎那，他們就會消失無蹤。
我從不玩娃娃，也從不想要娃娃，而且我也不喜歡玩具。我覺得駛過車輛映在牆上的影子，或是從窗戶透進來的陽光光束比較有趣。光線會捕捉住要落在地面的細塵粒子，我總想像這些細塵之中有小小的行星，上面住著不同星球的人，想像那是外星人乘著陽光射線來到我們的星球拜訪。還有那些在plakar裡面閃爍著的物體。我的整個童年都充滿了靈體和隱形的存在體。我所能看見的，是那些光影與死去之人。
本文摘自大塊文化《疼痛是一道我穿越了的牆：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自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