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是思想最自由、開放的年代。道、法、墨、儒、陰陽家等等，諸子百家爭鳴，盛極一時。十九世紀在歐洲流行的，「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學說或二十世紀的「存在主義」思潮，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出現在老子的「無為」。
秦始皇一統中國建立專制政體和漢朝時董仲舒倡導儒家和罷黜百家固然有利統治階級和掌控政權，但後遺症是人們思想被箝制和束縛，失去創新的能力，後來科舉制度進一步限制中國人的思維。
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英國學者曾提出這樣一個論述：中國人行為上非常叛逆，但思想卻最守舊、保守。他指出中國歷代君權神授，專制體制一脈相承，差異不多。他說水滸傳所描述的是典型的農民造反，反抗暴政，但不是「農民革命」(Peasant revolution)，因為梁山泊英雄如宋江、吳用之流並不是真正要推動革命，改朝換代，他們在梁山泊權力結構與當時朝廷體制相去無多。
旗人入關用武力征服中國，在大陸建立了滿人殖民地政權。他們治理和駕馭漢人的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文化的「天命論述」，以華制華，分而治之。十九世紀洪秀全從廣西起義，佔據半壁江山，建立太平天國挑戰滿清統治。滿人殖民政權得以苟延殘喘就是依靠一批尊重和忠于孔孟禮教的漢人仕紳，如曾國籓之流。嗣時這些讀書人已完全接受滿清皇帝擁有統治中國的正當性(天命)，他們必須效忠，認為太平天國起義是大逆不道因而在湖南、安徽等地組織湘軍保護家鄉和消滅太平天國勢力。
孫文所倡導的共和制度千真萬確是「舶來品」，因為中國歷代政治文化只有皇帝不知有什麼民選的總統。但末代皇帝溥儀被推翻以後，張勳的復辟，袁世凱稱帝的醜劇，帝制已失去正當性，軍頭蔡鍔得以揭竿而起，全國響應，一夕摧毀野心軍閥的皇帝夢，從此共和已深植民心。
但是二十世紀的中國和許多亞洲政治領袖並不真正理解或接受民主的真諦。毛澤東認為「槍桿子出政權」，「天下」是他打出來的，他坐天下不需要人民的同意，在軍頭彭德懷心目中，毛主席就是開國的皇帝。鄧小平、習近平雖口說要推動政治改革，但他們執政，大權獨攬，根本不知民主為何物。
近日，香港學人撰文建議大陸與香港建立「華夏邦聯」，希望一勞永逸解決中央與香港的糾紛。這是「與虎謀皮」，因為邦聯是主權國家間之組合，北京領導人絕不接受香港成為主權實體。2003年連戰也曾主張台灣與中國組織有如邦鄧小平到習近平，都堅持主權和中央集權至上，即使是少數民族為主的西藏和新疆「特別自治區」也是一切由中央說了算，藏人和維吾爾人的宗教和文化自由都受到嚴格限制，也不會讓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有太多的「特別」。
在21世紀的全球化和「後主權」時代，北京過分強調主權，唯我獨尊，不但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也難與鄰國和睦相處。遲早，習近平將會因他的「大國夢」而與列強發生強烈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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