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文）
自1970年代，冷戰雙方或親美國或親蘇聯陣營的成員國如希臘、智利、南韓、臺灣以及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都開始出現大規模抗議或地下出版活動，反對獨裁，要求民主和人權包括勞工權利。冷戰雙方精英階層開始淡化使用民主詞語，迴避各自陣營成員是否滿足民主機制的基本要求或是否民主應該進步的問題，而廣泛使用人權作為新的軟實力詞語。自1970年代，雙方核軍備競賽的升級，為緩和局勢，雙方陣營中有30多個國家在1975年簽署了《赫爾辛基協定》。
以人權作為雙方競爭的詞語並非首次。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公佈之後，一些有識之士原本希望制定一部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公約，約束各國政府，但由於美蘇在對「人權」釋義的嚴重對立，最終在1966年不得不分為兩個公約。雖然《赫爾辛基協定》有重複《聯合國憲章》尊重主權的說法，但是特別強調「簽署國平等，各民族的平等權利和自決權，享有加入或不加入國際組織、成為或不成為雙邊或多邊條約（包括聯盟條約）的締約方，以及享有中立權的權利; 參與國承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重要性，尊重這些權利和自由是確保各國之間以及所有國家之間發展友好關係與合作所必需的和平、正義與福祉的根本因素。」這個文件推動了蘇美陣營內部建立民間交流平臺，尤其是雙方民間討論民主的內容和形式。由於蘇聯陣營經濟和民生陷於長期停滯，甚至下降，戈爾巴喬夫以新思維處理蘇聯陣營內部成員國的關係，這都為東歐民主化轉型創造了條件。
冷戰中後期，中美關係的建立是以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為主要驅動因素。西方國家在與中共交往初期，刻意淡化民主與專制區別的討論，逐漸跟隨中共的說辭，將交流和討論民主問題等同與「互不干涉內政」。民主詞語在此階段被有意從雙邊關係中剝離，成為被置換的邊緣性話語。這種「去政治的接觸政策」，為後續全球民主話語的虛化埋下了伏筆。
1980年代，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政策在實際是為中共體制從國家官僚資本主義向權貴資本主義設定了方向，同時為民主國家精英增加私人財富創造了特權管道。六四屠殺後，儘管美歐政府因內部輿論壓力對中共實施了短暫制裁，但隨著冷戰終結，以美國陣營為主的各國政府爭相佔領中國市場。人權被替代為交往修辭，而民主詞語則進一步退居次要地位，中共認識到西方政商集團是以經濟利益為核心，人權話語在實際操作中僅具有象徵意義，而以「中國特色的人權」修改普世人權的定義，同時在國內強化對要求民主的壓制。
中共以「韜光養晦」戰略融入全球市場體系，同時保持對國內的高壓。美國陣營建立了「以接觸政策能夠推動中國政治轉型」為精英從中國血汗工廠謀利製造說辭，同時也忽視了自己內部民主議題中的經濟民主問題，自由放任主義與密友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為特徵，形成了持續的劫貧濟富政策，社會更不平等，距離正義原則更加遙遠，使代議淪為代表不同金融寡頭和大企業利益政治精英的表演，同時以榨取更廉價工作力，牟取更高利潤的為驅動，導致了美國產業外移和空心化，這一過程中，中國反而迅速成為全球產業鏈重要中心，加劇了民主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為民粹主義與國族主義的興起提供了土壤。
2016年，川普以強調「美國優先」上臺，以貿易戰代替人權修辭，拜登政府雖重提「民主聯盟」，但政策重心已轉向「去風險化」、「供應鏈安全」、「國家韌性」等地緣政治詞語。歐盟和英國也回應「對華去風險而非脫鉤」，顯示出國際關係語言技術化、功能化的趨勢。與此同時，中共以「全過程民主」強調所謂「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結合的制度優勢。民主國家在國際空間也不願意真正討論民主的程序和內涵，民主話語的吸引力在全球範圍進一步下降。
在這一全球背景下，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三十六周年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政治自由與基本權利的爭取與保護需要持續的社會各界平等參與。其次，面對民主話語的虛化與技術化趨勢，必須重新檢視民主，選舉程序公正和民主內容不可分，民主必須包括社會公平、經濟正義、保障每一個公民的平等參與。再次，代議民主制度自身的脆弱性與可逆性在歷史上並不罕見，尤其以反民主原則的「反體制」「強人」與剝奪難民和移民權利以及壓制其他少數或更弱勢群體的民粹主義結合，是威權統治死灰復燃的開始。
1989年民主運動追求的不僅是形式上的選舉民主，更是以尊嚴、平等、公平與自由的社會和制度理想。拒絕民主的空洞、虛化、固化以及精英最大利益化，探索政治、經濟、社會民主，人人平等參與和社會正義的形式和內容，是對1989年民主運動最好的回應。唯有如此，才能防止專制復辟。只有促成專制體制的民主轉型，保持民主的進步，才能帶來全球的永久和平。(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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