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展覽是南非藝術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的創作個展，展出了藝術家40年來的代表作。肯特里奇的作品跨越了多種媒介，如繪畫、表演、電影、版畫、雕塑和繪畫等，內容經常取材於後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的社會政治狀況，呈現出表現主義的特質。
一般觀眾（包括筆者在內）可能對於南非的文化或歷史並不是那麼熟悉，雖然初次觀看沒法深度理解作品背後的歷史意義或文化涵意，卻好像可以通過作品去想像政治訴求濃厚的一種社會氛圍。在一部分作品中，筆者驚喜地發現不少熟悉的語境，比如一些中文字、一些有關中國的歷史事件，藝術家創造了一個使不同國度的歷史彼此貼近的空間。
南非從1948年至1995年實行種族隔離政策，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而肯特里奇他的父母是反種族隔離政策的律師，肯特里奇本可以跟父母一樣成為律師，但他意識到在一場辯論中只可以站在其中一方，他開始不再滿足於純粹理性的論述形式，轉而投入劇場與表演。他在大學主修政治學與非洲研究，也有參與許多政治示威活動，並與劇團共同創辦人演出節目。
他反對種族隔離政策，但也感受到如何在那樣的環境中創作藝術、連結黑人勞工和學生抗爭的困難與矛盾。肯特里奇在1981至84年間停止創作，漂流於中介空間，這些經歷使他嘗試在藝術中創造和探索的方法，提出一種不僵化的反對種族隔離的藝術形式，後來他將焦點放在影像上，讓影像決定主題與方法。
對於肯特里奇來說，歷史的記錄過程是由重新配置的片段構建而成，以達到對過去的臨時理解——這種記錄、肢解和重新排列的行為是工作室的基本活動之一。肯特里奇的作品常在探索「間隙」，他說：「對於間隙的熱愛，這說明了我是誰。」讓間隙的想法表達，讓事物之間的間隔成為空間。
肯特里奇也提出「略遜創意」，他的作品通常不是最原始的創意，而是之後浮現的，表面上看似「略遜」，但最後更有成效。比如，他的素描投影沒有清晰的分鏡圖，透過動態影像形成另一個影像，成為作品本身的發現過程。
現在，台灣也有許多新生代藝術家以「白色恐怖」取材作為創作內容。雖然他們沒有親身經歷二二八事件，也沒有經歷過戒嚴時期，但透過國家留下來的檔案、文件，甚至遺蹟、文物，或者長輩的口述歷史，形塑對「白色恐怖」的想像，比如近期在台南舉辦的「臺南人權月」展覧也有展出多件有關白色恐怖的作品。
歷史已是過去，我們沒法再次親歷其境，「想像」顯得更為重要。不管是藝術作品，或是紀錄片，任何一種形式也不可能完整還原一段歷史的原貌，它總是有遺漏之處。而想像是一種力量，藉由想像，我們可以面對歷史的傷痛，產生共感，或能找出不同立場的間隙作為表達空間，讓那些沒有被討論的事情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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