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受難者簡介）徐文贊 1929年生，臺灣桃園市人。戰前考入電信局,被派到桃園的埔仔收報臺,後來到大湳仔發報臺工作;喜愛閱讀思想書籍,關心時局。戰後,主動尋找加入地下組織機會。1952年12月「省工委桃園無線電林清良等案」,判無期徒刑;曾關押軍法處、新店安坑軍監、綠島新生訓導處、泰源監獄、綠島綠洲山莊,坐牢長達32年3個多月。59歲再婚,夫妻互相照顧,定居桃園市國際路。
我已經忘記是釋放前、還是釋放後，有人問我：我關這麼久有什麼感想？我心想：被關了這麼多年，也應該讓我回來吧，沒天良！釋放後，離開社會太久，工作不好找，聽人家說五十五歲以上就沒有人要雇用了。
我八十五歲了，雖然曾經得過癌症，現在控制很好。到了這個歲數，顧好身體，不要增加別人負擔，其他沒有什麼可以好計較的。我想：這個時機，可以讓我把過去的事，照實說出來，讓後世參考。
考上電信局 到埔仔收報臺工作
我是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七月九日出生於桃園，日本時代我讀中埔公學校，之後繼續讀桃園公學校高等科兩年，相當於初中畢業，畢業後考進電信局。我父親認為進電信局，如果被徵調去當日本兵，或許會擔任電信相關工作，應該比較好。中埔公學校原為桃園公學校分校，我入校時剛滿六年級而獨立，畢業生才一班學生；三年後才有兩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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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徐文贊（第3排左4）就讀公學校時的師生合照。（徐文贊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nop]
考上電信局，到講習班上課半年，一九四四年十月底講習畢業，總督府遞信部電氣通信技術員養成所無線科第一期。講習上課處就是之前中國廣播公司電臺的地方，有一陣子是中國電視臺。講習也就在尚未完築的大安電臺，當時美軍轟炸臺北，我有點印象。之後，我被派到臺北電信局桃園無線電埔仔收報臺 實習。至戰後升任到二等機務佐，直到被捕都在此電臺。
父親反日言論 常常被找麻煩
爸爸是日本時代的學校教員，他叫徐伯叶，十七歲考上新竹州代用教員，被派到桃園龜山公學校教書。後考上准訓導（普通文官），他當了教員十一年之後，因肺病離校，養雞，療養三年康復，改行做生意。爸爸年輕時，參加文化協會 ，當時龜山的庄長（鄉長）也是文化協會的人，有人將《三民主義》透過特別包裝，偷帶進來臺灣，一群年輕人就這樣開始接觸三民主義，我父親是其中一人，他們因而信仰孫中山、蔣介石，認為蔣介石是孫中山的繼承者。我父親還因為參加文化協會活動被日本警察警告，他如果想要保留公職，就安份一點。父親受文化協會的影響，沒有受到日共的影響，日治時代臺灣人的反日組織農民組合 ，思想上比較有受到日共的影響。
父親因為言論反日，受到日本特高的長期關注，常常被找麻煩。記得有一位叫江村巡察的警察主管，喜歡演戲，曾當過日本三流影星，演過電影，但不出名，還曾經跟我父親合作演出宣傳影片，他一來就跟我老爸說：「你就是有這種情形，請節制點，不要再犯事。你來和我合作演戲。」我老爸把演出的三齣戲劇翻譯成臺語，跟他配合在郡內巡迴演戲。後來父親紀錄上就沒有汙點，他就轉向，不再管政治的事。
關心政治 留意社會時局變化
江村曾鼓勵我父親要配合皇民化運動、改姓名，還有一位在屠宰場蓋檢查章的，姓中山，也鼓勵我老爸要改姓。但是我老爸後來會改姓，是因為孫中山的關係，改姓為「中山」，叫「中山道夫」，中山之道的男子。中山這個姓氏本來是姓「劉」的改姓在用的（劉備為中山郡王之故）。父親戰前改姓名，戰後被視為「三腳仔」 ，其實父親年節總是向西（中國大陸）祭拜，教育我們不能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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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贊（第2排左1站立者）與老師、好友在公學校的校園內合照。（徐文贊 提供 / 曹欽榮 翻拍）[/nop]
父親在戰後仍然受到刑警隊的監視，但是他不知道國民黨的歷史很多都被變造了，一直相信蔣介石，因為如此，後來他才沒有被抓吧！
戰時為了躲空襲，人和物質要疏開，桃園國校教師用的教學資料、參考書籍，拿來我家放。我很好奇，讀了很多書，兩套日本書影響我很深，一套是《世界歷史大系》，日本人的出版很豐富，彩色圖像很多，我看得很有興趣，這套書對歷史有很客觀的講法，不偏向宗教信仰，作者是威爾斯。還有一套《世界民族風俗大系》，可以看出舊的原始社會到當今社會的各種演變與各種社會風俗的起源，這兩套書使我在往後對政治很關心，培養我對社會現象的興趣。所以在戰時，我也注意到時局的變化。這些書，戰後都送回學校了。
二二八時曾幫助電台外省職員
戰後，當時發行的《新生報》 會刊登日文版的三民主義，本來我不知道什麼是三民主義，父親就買書給我看，孫中山講道：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我慢慢地了解，他為什麼要講共產主義的原因。那時，我發現日本共產黨的眾議員有四十八位之多，覺得馬克思主義不是那麼不好吧。
光復後我們熱烈歡迎祖國來接收，結果卻這麼亂七八糟。不到兩年，二二八事件就發生了。面對當時我們身處的社會，我們感到很徬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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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贊在日治時代交通局線路科與無線電科同仁合影。（徐文贊提供 / 曹欽榮 翻拍）[/nop]
桃園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大溪那邊死了幾個人，南門市場也有人被槍殺，我太太的叔公就是在大溪被打死。後來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後續影響，人們轉向關注紅色中國反蔣，桃園抓了不少人去關，白色恐怖槍決為各縣之最。其實，當時我們在電臺還保護外省籍職員，我們家還幫助一位來臺準備依親謀職的漳州年輕人，從新竹偷渡出去。
二二八發生時，南部攻打嘉義機場，之後嘉義地方名人到機場協議，幫助守軍獲得糧食和飲水。卻被不經審判程序，依恃援軍將到的祕訊，將幫助他們的議員們槍殺在嘉義火車站。嘉義真是很悽慘，其中被槍殺的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醫師的大兒子潘英章，和我曾經一起關在青島東路軍法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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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人權園區展出之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模型。（曹欽榮 攝影）[/nop]
鎮壓軍隊來了 不滿之聲無處訴
三月八日之後，中國來的鎮壓軍隊從基隆上岸，規定三個人以上不能聚在一起。我所知道住在宿舍，怎麼可能不三個人在一起，臺灣人怎麼會想到遭遇二二八這麼悽慘的經驗，沒有被鎮壓的心理準備。
二二八之後，電信局的省籍差別待遇沒有什麼改善，外省籍的實習生領安家費，薪水超過本地的前輩，真是不可思議。電信局的同事賴鳳朝 曾經說過：「我們的本分，就是把知識提高到一個水準之後，沒有我們，他們就難運轉。」靠自己提升專業知識，力爭上游，職位才不會輕易被取代。當時許多未婚同事愛讀書、愛做實驗，我們的心情可想而知。二二八之後，對政府普遍不滿的聲音，無處申訴。我不是因為二二八事件被抓，是後來白色恐怖和地下組織的外圍關係而被抓。
我們一直都很關心社會發生什麼事情，書攤什麼書都買得到，《觀察》、《新聞天地》、《展望》、《老百姓》，還有一些我忘了，我們透過各種媒體雜誌、報紙、消息，瞭解當時中國國共內戰的狀況。
中國派地下黨的人來臺灣活動，我會感覺到那也是一個希望。我讀過《大眾哲學》、《青年修養》。《青年修養》實際上就是共產黨員修養的書，要黨員公正的推動社會改革。當時，我感覺到周圍有地下工作關係的人，我就是想找到門路去參加。
努力學習國語 尋找地下組織
二二八之後，我們在電信局請人教國語課程中斷，我每晚去教會上兩節國語補習課。為了增強閱讀中文能力、增加知識，我愛去書店、書攤逛逛。從閱讀中我警覺到中國官場的不好習性，和二二八之前所看、聽聞的來對照，覺得國民黨不知民間疾苦。
我們在電臺工作，特別會注意國共內戰的新聞，一九四八年秋天開始，外省人來臺灣明顯增加，收報臺也感受到來自上海的職員增加。他們聽廣播、對照地圖，想知道中國內戰的情況，氣氛怪怪，我不禁好奇。這時候，市面上的書報少了，到隔年初，大家不再敢公開看許多雜誌。
一九四九年四月，臺灣大學、師範學院發生學生與警察衝突的四六事件 ，之後我就不敢再買書刊。我們在電臺工作，很容易敏感到當時臺北和中國各大城市的電訊如果突然中斷，表示中斷電訊的城市，國民黨已經失守。五月二十日臺灣開始戒嚴，敏感的人都會警覺時局將有大變化。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社會的氣氛更緊張。到了年底就有一些政府「抓匪諜」的傳聞，我在同事、桃園的朋友之間，感覺到有一些地下活動的味道。
接近楊阿木 準備加入地下組織
像我的同事賴鳳朝談話中，讓我感覺到他對我說話，總是有所保留，他有一位大陸來的老師，我沒見過，賴好像受到那位老師影響，思想左傾，因此我更想要了解地下活動。我主動去打聽消息，一九五○年初的舊曆年，我和同學去後輩學弟家作客，看到一些好像是中共有關政策的油印小冊，明眼人都可以察覺地下活動的存在。隔天，朋友帶我去見楊阿木 ，他家離火車站近，常常人來人往；這時候，已經有一些案子爆發，如臺北案被破，這些人可能是正在逃亡的人，由蘆竹鄉長林元枝 的手下李詩漢帶去他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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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31日，楊阿木等案由國防部上呈總統的簽呈，提及本書中的李陳、林元枝、詹木枝、周慎源、楊阿木養女楊叡艷等人。[/nop]
我為了要參加地下組織，接近楊阿木，另一方面我父親要我儘快結婚，成家安定，幫助母親家事，這樣我也可以因此認識楊阿木的養女。六月之前，我把自傳提出去，他們一直不讓我進去，因為一般來說，不管怎麼表現，別人認為日本時代改姓的都是「三腳仔」，我想：當時不能立即成為黨員，就是這個問題。他們向上面反應說：「我要吸收這個人，可以嗎？」上面的人周慎源 說：「這個人另有安排，你就不要管。」
六月初，賴鳳朝要我七月一日在他家裡宣誓入黨，當候補黨員，並準備成立無線電支部。沒想到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賴告訴我延後宣誓。七月下旬一切組織活動停止。楊阿木是桃園街頭支部的書記，隔年七月抓到他，我就是從楊阿木那裡牽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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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與愛】系列十 回家的路等三十三個年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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