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9月10日，是中國的教師節。
中國的主流社會中，在殘障領域從業的老師不僅是少數，也是容易被公眾忽略的群體。他們是特教老師、影子老師，以及努力爭取教師資格證的老師。這些老師，不僅是引導殘障者了解這個世界，也是人權社會中實現融合教育的重要角色。
因此，我們開始了一個「師聲」的專欄，把聲音還給上述老師，讓TA們分享自己在「傳道授業」時的喜怒哀樂，尤其是其如何保障身心障礙的學生的受教育權，以及自身從事的行業目前在中國的發展狀態。這是專欄的第三篇文章，聚焦那些在中國拿不到教師資格證的殘障老師。
拿不到的教師資格證，只因「體檢不合格」
2021年4月底，重慶一位殘障女老師因「體檢不合格」，而無法取得教師資格證一事，出現在了中國社交平台微博的熱搜榜上。
據《新京報》旗下「重案組37號」欄目報道，這位女老師名為鄒蜜，是一位使用輪椅的脊髓損傷者。在專業能力上，鄒蜜擁有兩個碩士學位，分別為四川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碩士、美國雪城大學教育學碩士。她還曾擔任英國駐重慶領事館的雅思(IELTS)考官，且在英語教學上已超過十年時間。
然而，擁有長期教學經驗且具備專業能力的鄒蜜，卻多年都得不到一紙證書的認可。因為在中國成為一個老師的前提，就必須考取教師資格證，持證上崗。而這張資格證的其中一項要求，則需要申請者通過體檢。
但根據《重慶市申請教師資格人員體檢標準及辦法（2016年修訂）》，嚴重畸形及運動系統疾病（包括兩上肢或兩下肢不能運動），為體檢不合格——這項規定，無疑成為了鄒蜜獲取教師資格證的「攔路虎」。
早在2003年，鄒蜜就為了開展英語教學一事，曾在電話中咨詢過重慶市教育委員會，希望在獲取教師資格證的過程中得到支持。但令她失望的是，工作人員反而勸她不要再考，認為她即使通過了其餘考試，都無法通過體檢這一關。
拿不到教資，鄒蜜只好考取其他與英語相關的證書。從2005年到2007年，她順利地拿到口譯、筆譯等證書。但談到為何要堅持考證，鄒蜜仍會為拿不到教資而感到鬱悶，「我不死心，教師資格證不讓我考，那就考別的。因為我始終覺得沒法持證上崗，憑什麼來教學生？我很怕誤人子弟。」
在自考證書的同時，鄒蜜在教學上也獲得了學生的大量好評。她沒有專門做廣告去宣傳，都是靠熟人的口碑介紹。與學生在一起的時候，鄒蜜不僅是看著他們在慢慢進步，而且也因為這份工作，能夠在車禍致殘後保持與社會的聯結。
這一教，就超過了十年。據記者報道，鄒蜜教過的學生眾多，從幼兒園覆蓋至成人。哪怕學生在出國之後，都不忘給她寄回明信片，表示當初教學的課室雖然簡陋，但過去的時光非常快樂。
2016年，鄒蜜前往美國雪城大學讀碩士。在無障礙相對完善的學校，鄒蜜第一次看到了有殘障老師在課堂上教學，也認識了大量不同障別的同學。更令她驚喜的是，國外的就業環境不再用體檢的標準來限制殘障者。
18個月的留學生活，徹底顛覆了鄒蜜此前對殘障的認知與理解。她在《留學美國顛覆了我的三觀，那些國內的「不行」都不存在了》一文中，寫下了自己心態的變化，「在這裡，我才知道殘障並不一定非要和窮、可憐、需要施捨相連，它可以是驕傲的！在這裡，我才真正見識了從前只在紙上看過的殘障只是人類多樣性的一種而已。」
2018年，鄒蜜碩士畢業，回國欲推廣融合教育的理念。同年，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強調「從事語文、數學、英語及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知識培訓的教師應具有相應的教師資格。」
基於繼續從業的考量，鄒蜜決定再考教師資格證。但可惜的是，即使通過了教資的筆試與面試，以及普通話考試，鄒蜜再次因「體檢不合格」，拿不到教師資格證。沒有這一紙證書，她可能再也無法像之前那樣開班教學了。
直到今年4月底，大量的媒體教導了鄒蜜的就業困境，關於教資需要不合理的體檢一事才得以曝光。隨著輿論的擴大，中殘聯介入，便表示會與重慶的相關部門溝通，盡量滿足當事人從事教師職業的願望。
7月12日，據公眾號殘障之聲搜集的資料，重慶市在6月出台了新通知，明確指出申請校外線上培訓教師資格肢體障礙人士，可以免於體檢。這就意味著，鄒蜜不再困於體檢難題，終於可以取得教資證書，成為一個「正大光明」的老師。
一個個案的成功，需要漫長的等待。但截至目前，不同地方對教資的體檢要求，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行動起來的殘障者：聯名信、媒體曝光與司法維權
「教師資格證需要通過體檢」的前提，對於中國的殘障者而言，負面影響已久。
自2000年9月，教育部頒布《教師資格條例實施辦法》，規定各地可以自行制定教師資格體檢標準後，不少殘障者都哀怨連連。由於各地的要求不一，導致了殘障者出現在一省通過了體檢，卻在另一省遭遇了體檢不合格的窘況。
在鄒蜜一事被媒體曝光前，與重慶在教資設定體檢標準一樣的城市有不少。如雲南、浙江、河北、山東等城市，皆把「雙上肢或雙下肢不能運動」的申請者，界定為體檢不合格，拒絕為其發放教資證書。
除了排斥肢障者的下肢，體檢對其他障別人士也不夠友好。比如在一些地方的教資考試中，需要申請者提交普通話等級證明，並要求個體在筆試通過後參加以口語進行的面試，最後還要通過包含聽力要求的體檢。這無疑也削弱了聽障者取得教資證書的可能性。
2015年，中國分佈在三十個地方的三十位聽障者，連續30天以「一天一人一信」的方式，向教育部與中殘聯寄出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希望兩個部門為聽障群體參與教資考試，提供將口語面試改為手語面試等合理便利。
直到兩年多後，四川省教育廳在2018年頒布了《關於開展聽障人員教師資格認證試點工作的通知》，從中採納了聽障社群在上書時提供的建議。同年12月中旬，第一批聽力障礙考生陸續接到教育部門通知領取教師資格證。
上書，是一種希望得到政策支持的行動。鄒蜜也與殘障夥伴曾在2019年給教育部寫個聯名信，希望推動殘障老師進入學校，文章在三天內便得到200多個小夥伴簽名。但後來此事未收到任何回覆。最後只是在媒體曝光下才有影響。
媒體教導之後，確實會引起大量的關注。在她之前，不少殘障者也採用這種方式，呼籲社會支持。據《北京青年報》教導，2017年，福建殘障老師教師林傳華因右手掌缺失，即使已經在教師招考取得第一名，仍被判為體檢不合格，最後被教育部拒絕錄用。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林傳華是從寧德師範學院畢業，早已取得寧德市蕉城區頒发的《教師資格證》，並在私立學校當了六年的初中物理老師，而今卻不被公辦學校接納。此事經媒體教導後，福建省殘聯與教育局協調，才讓林傳華被錄用。
2019年，視障者鄭榮權也經歷了類似的遭遇。據《中國青年報》教導，作為中國第一批、浙江首位使用盲文試卷參加高考，並被大學錄取的視障大學生，鄭榮權在畢業後報考南京市盲校的教師崗位，筆試、面試成績均為第一，卻因視力達不到體檢標準而落選。
在筆試的過程中，鄭榮權使用的是盲文試卷，得到了當地殘聯提供合理便利的支持。但沒想到，他最終還是困在了體檢這一項上。後來，在輿論的推動下，當地教育部門介入並與其他部門協調，讓鄭榮權最終拿到了教師資格證。
除了通過媒體的輿論效應，殘障者也有通過司法維權，拿到教師資格證。據《上遊新聞》教導，2016年，義烏單眼女老師王麗已在幼兒園任教八年，在通過了其他考試，只差體檢一項時，卻被教育局以右眼為義眼為由，表示體檢不合格而拒發教師資格證。
同年，王麗把義烏教育局與金華教育局告上法庭。据王麗的代理律師楊衛華在公眾號「一貫刑辯」寫道，案子「此後經過三次申請、三次駁回、三次覆議、兩次一審、兩次二審」。直至2020年九月，王麗才終於拿到了幼兒園教師資格。
上述案例，從政府信息公開、聯名信（建議信）、媒體曝光到司法維權，都是殘障者為了成為一名人民教師，而花了大量的時間、精力與經濟成本，才在就業選擇上得到了相關部門的允許與接納。
但行動起來的殘障者，不一定都能得到很好的反饋。據公眾號「少數派說」在2020年11月發出的問卷調查，在收集到的二十個樣本中，只有5位順利拿到教資證，其中14位殘障者在考證時遇到了缺乏合理便利與體檢不合格的窘況。
在問卷的經歷截取中，一位視障者表示自己其餘考試都已通過，為了體檢一事曾聯繫殘聯，但作用不大；也有一位在學校工作的殘障者，曾在網上向廳長信箱留言咨詢，但後續仍是因體檢而被拒絕。
他們的發聲，就好像是一葉孤舟海上漂，四下茫茫無回應。
被歧視的殘障就業，與被忽視的融合教育
在「大量殘障者拿不到教師資格證」的表象下，實則是對殘障者在就業選擇的歧視，以及對融合教育的忽視。
一方面，從中國目前的法律規定來看，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還是由國務院頒布的《教師資格條例》，都沒有明文限制殘障者不能當老師，只是要求了個體需具備「教育教學能力」。
此外，在中國於1990年公布、2008年修訂的《殘疾人保障法》明確規定：「禁止基於殘疾的歧視」，「國家採取輔助方法和扶持措施，對殘疾人給予特別扶助，減輕或者消除殘疾影響和外界障礙」。
毫無疑問，中國法律是從殘障者的角度出發，保障他們的就業選擇權。但在現實操作中，體檢這個制定已久的制度卻並不合法，先入為主地否定了殘障者的工作能力，從而在檢查的項目中對身體設置條條框框，令他們無法拿到教資證。
更令「鄒蜜們」想不通的是，在就業選擇的自由之外，殘障者當老師，不僅可以保持與社會的聯結，更好地進行社會參與，還因有了工作得到穩定的經濟保障，無需再依賴政府的補貼，甚至能給國家繳稅，這難道不是「兩全其美」的事情嗎？
另一方面，各地對教師資格證的改革事宜進度不一且緩慢。比如2013年，廣東省才刪除了在教資申請時限制殘障者的內容；2018年，四川省才對聽障者在獲取教資證提供合理便利；2019年，天津市才取消了體檢要求，改為改為申請人簽訂承諾書的形式。
少數地方在教資要求的改變，也令不少殘障者看到希望。在鄒蜜尋找「就業出路」的過程中，不少殘障夥伴就曾建議她遷移戶口。中國的一位殘障權利培訓師孫濤，就曾根據鄒蜜一事寫下評論：
「多位朋友建議鄒老師去那些教師資格體檢標準卡不住她的省份重新申請，例如天津廣東之類。更有朋友提出建議，找中介先辦個天津的居住證，以便獲取在天津申請認定教師資格的條件，甚至還有朋友建議她通過假結婚的方式『嫁』過去」。
他指出，「這些看似荒誕的建議，絕非玩笑。甚至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在面臨鄒老師如今的處境時，面臨拿不到教師資格證就要被迫失業，進而遭遇生存危機時，這很可能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
誠然，推動龐大的國家機器去改進是艱難的過程。但戶口遷移，對殘障者而言也並非那麼容易。由於不同城市對戶口遷移的要求不一樣，殘障者就需要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才能拿到教師資格證，從而在從業上得到更多的選擇權。
這就意味著，在福利模式、醫療模式下的中國，政府部門對殘障者的態度仍然很落後，未達到《殘疾人權利公約》中反歧視要求。就連中國的普通民眾，由於沒有殘障平等的意識，甚至在微博批評鄒蜜維權一事，是以輿論「爭取特權」。
更重要的是，殘障者在教資證上得不到「解縛」，也讓中國在融合教育的推進中少了很多「可用之才」。據2017年新修訂的《殘疾人教育條例》，明確提出了「積極推廣融合教育，保障殘疾人進入普通幼兒園、學校接受教育」。那麼殘障老師的缺席，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若在中國龐大的教育系統中，能夠統一地制定教資要求，並接納大量的殘障老師，則會影響這群從小接觸並了解殘障者的學生。他們在成長過程中不僅會減少對障礙者的歧視與偏見，且會帶著平等與尊重的看法進入社會，與殘障者友好共處。
而且，對於殘障學生而言，殘障老師也是他們看得到、接觸得到的榜樣，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未來，是有很多選擇與可能性。他們不需要終日被自卑情緒籠罩，也能在老師的影響下，避免其他同學如言語羞辱等校園霸淩的狀況。
殘障教師是融合教育的重要資源，社會應該對殘障老師提供更多的支持，而非處處設限。鄒蜜一事的媒體曝光，既讓重慶當地的其他殘障者在就業上得到幫助，也給中國民眾提供一次反思與了解殘障者生活現狀的機會。
在鄒蜜一事之後，各地除了需要考慮如何調整體檢要求，也應該思考在校園環境內，如何給殘障老師提供無障礙支持與合理便利，讓老師在就業選擇上真正地做到無障礙，從而推動社會在殘建融合的進程。
截至目前，基於殘障的歧視與偏見，雖然仍如層層迷霧般，籠罩在中國的殘障者身上。但鄒蜜，以及在她身後支持她的殘障者們，也在拼盡全力打破大眾對他們「身殘志堅」的刻板印象——個體有殘障不可怕，社會有障礙才可怕。
不管如何，從林傳華、王麗、鄭榮權到鄒蜜，他們都已經拿起了就業反歧視這一棒，如同接力賽一樣，繼續向前跑著，把反抗的聲音傳遞下去。
後記
截至發稿前，中國實行了嚴厲的「雙減政策」，要求減輕學生過重作業負擔，並制止校外培訓機構對學校正常教學秩序的影響。
但這一政策的出台，卻導致了不少從事課外培訓的殘障老師失業，無法獲得正常的工作收入。再加上社會殘障意識不足、無障礙設施缺乏，殘障老師又難以進入公立、私立學校，進行教學。
現在，拿著這張得來不易的「教師資格證」，他們卻失去了「傳道授業」的資格。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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