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早晨，漫步在哥本哈根克里斯汀港（Christianshavn）區、騎著自行三輪車載小孩上學的男性，多到讓我大吃一驚（這種克里斯汀式三輪車的前方，備有寬敞的金屬框置物箱，接送小孩相當方便，因此深受居住在丹麥都市的家長青睞）。
在我的居住地，儘管我時常經過村裡的小學，卻很少看到男性接送小孩，而男性待在家中則更是罕見。
丹麥是以家庭友善聞名的社會，而且很早就開始落實性別平等。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報告指出，丹麥二十五至五十四歲女性的就業率為78%，在OCED會員國中高居第一；兩性薪資差異則是最低。丹麥的家長共享有32週支薪育嬰假，一旦小孩長大至六個月，即可進入正式的托兒所。接著從小孩三歲開始，政府會提供學齡前輔助資源，針對小學生的課外時間照護服務也很普遍；更重要的是，完全免費。
讓男性和女性都不必因為育兒而犧牲個人事業，是相當進步且平等的做法。然而建立日間托兒體系是一回事，真正對家庭友善又是另一回事。現實中，雙薪家庭最遇到的狀況就是，小孩比較常見到保母或是課後社團的老師，而非自己的父母。
（圖片來源：資料圖庫）
不過丹麥可沒有這種情況，我從目睹大批男性送小孩上學的震驚中回過神來之後，確認了一下時間：早上八點四十五分，這些踩著克里斯汀式三輪車的爸爸們不只是順路載孩子來學校，他們還有彈性的工作時間。
回到英國之後，我開始調查丹麥人的工作習慣。每當談論到生活品質，就一定會出現「在工作與生活之間達到平衡」的說法。「幸福研究學會」（Happiness Research Institute，位於哥本哈根的智庫，宗旨是探討人類幸福的因果關係）也將此視為關鍵指標。其2014年的報告《快樂丹麥人》（The Happy Danes）指出：「維持職業生涯與家庭生活平衡的能力，是獲得幸福的關鍵。」
然而，在多數案例中，「平衡」的概念只是虛幻的理想，而非親身經歷的現實，大部分人的經驗都是單方失衡：就業的一方工作量過多，而無業的一方空有大把閒暇時間，卻沒有錢享受生活。
在丹麥，天平的兩端幾乎呈現水平。丹麥人每年享有最少五週的支薪休假，每週工作37個小時不僅是國定標準，也是普遍的現況；2011年的OECD報告指出，僅有2%的丹麥勞工屬於「超長工時」（定義為每週工時超過55個小時），遠低於OECD會員國的平均比例13％。
不僅如此，由於彈性工時在丹麥簡直是常規，甚至為此成立政府專案「丹麥彈性工作計畫」（Danish Flexjobs），專為輔助需要縮短工時的勞工而設計。在專案條款規定之下，員工的薪資是根據有效的工作成果計算，取代原本的以工時累計。家裡的互惠生（au pair）請病假時，勞工再也不必因為接近中午才到辦公室而尷尬不已。在丹麥，為人父母的員工每週都有幾天可以為了接送小孩而遲到或早退。
HYGGE奠定了工時與生活平衡狀態的基礎
丹麥在這一點做得如此成功，而許多國家卻失敗的原因，我認為就在於丹麥提倡的「平等理念」（背後的原因也相當值得探討，但已經超出本書範圍）。在我看來，HYGGE應該也是其中的影響因素，畢竟只要和任何一位丹麥人聊起這個概念，很快就會理解：沒有什麼能比花時間與家人相處更加HYGGE。在一個重視私人生活並且制定出相應政策的國家，定時到學校門口報到，或是每週三和年邁的父母一起外出享用午茶，全都不是難事。
我屬於幸運的一群。身為自由工作者，表示我可以往自己有興趣的職業生涯發展，也可以在家陪伴孩子。當他們還小時，我每週只需要工作三天—當然，這個決定不怎麼符合經濟利益，因為我的工資只能剛好負擔保母費用；但我實在也無法接受自己天天待在家裡。工作日讓我能夠以享受的心情進行普通的日常活動，像是帶著兩個學齡前的兒子餵鴨子和玩樂高積木，也讓我更有耐心訓練小孩上廁所並處理面對孩子時的滿腔怒火。
小孩開始上學之後，我就根據上課時間調整工時；如果我沒辦法在下午三點半接送小孩，就會私下和其他媽媽一起安排輪流接送彼此的孩子，或是拜託樂意幫忙的祖母代勞。有時候，這種生活型態令人倍感壓力，我最痛恨結束時間一再拖延的會議，導致我不得不二選一：要不是犧牲自己的事業，向對方表示自己因為答應小孩放學後要一起在空地吃冰淇淋而必須先行離開，就是要違背自己的承諾而傷害孩子（通常我最後會兩邊都搞砸，早退卻還是趕不上冰淇淋車）。
在電子郵件還不發達的時代，我也痛恨度過一個又一個提醒小孩保持安靜的下午，因為我老是在講電話。不過這段時間也不乏美好回憶、十足HYGGE的時刻，要是我當時能注意到該有多好：放學後在里奇蒙公園（Richmond Park）一邊散步一邊撿馬栗（conkers）；在午茶時間唸我最愛的書，像是《燕子與鸚鵡》（Swallows and Amazons，暫譯）、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原來如此》（Just So Stories，暫譯）以及《吹夢巨人》（The BFG）；在海邊度過的夏季長假；還有在學期最後一天把孩子帶出學校，兩小時後一起坐在曳船道上吃炸魚和薯片。
我的工作時間隨著孩子成長而日漸增加，現在大兒子離家就讀大學，小兒子則是在修習高考課程（A-LEVELS），所以我也無法在下午帶著他離開學校。我一點也不想念每天早上忙著準備午餐、找鞋子，卻弄丟書包的壓力，能夠把會議安排在下午四點更是讓我倍感自由；但是，我卻想念那些放學後的時光。
而且，隨著空巢期步步逼近，我發現自己不停讓還在家的兒子分心，就像他小時候總是讓我分心一樣。當兒子在大學放假期間回到家裡，我不會要求他專注在課業上，反而會邀請他一起去散步，尤其是陽光耀眼的時候。
在我認識HYGGE以前，上述習慣總是讓我充滿罪惡感，因為週間下午的工作時間我沒有好好坐在書桌前，也因為我展現出如此依賴的行為。但，現在我學會用另一種方式思考：定期到樹林裡散散步是很珍貴的HYGGE時光，重要性不亞於收件匣內的電子郵件。
HYGGE並沒有一套固定的規則，不過丹麥人很清楚什麼能營造出HYGGE氣氛，什麼不能。其中最關鍵的，是讓所有在場的人都獲得參與感，並且全心投入當下。換句話說，沒有人會同時在Instagram上張貼自己參與活動的照片、在社群媒體上和其他朋友聊天，或是偷偷在腦中擬定回家後的待辦清單。
第二關鍵則是：意識到當下的HYGGE時光。
我和兒子在第一個關鍵步驟做得很好：他不會隨身帶著手機，而我也學會暫時遠離手機。所以我們都能在此時此刻全神貫注，和彼此聊天、談談眼前的風景。但，我們實在不怎麼擅長第二個關鍵步驟。
（圖片來源：資料圖庫）
現在我都用HYGGE形容我們的散步時間，不過我兒子不這麼想。對他來說，散步就只是散步，令人心情愉快，也是埋首書堆前讓頭腦清醒的好方法，並沒有什麼實質意義。
嚴格來說，我注意到，他的心態確實降低了我們共同活動的HYGGE程度，但，既然我們不是丹麥人，兒子也沒有報名參與我的HYGGE實驗，實在沒什麼好抱怨了。再加上他現在十八歲，還願意時不時陪我漫步在長滿野生大蒜的樹林，已經令我十分滿足。
而且，確實，我覺得固定外出散步，就是HYGGE的美好時光。
本文摘自大好書屋《幸福丹麥流： HYGGE！每一天愉悅舒心的生活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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