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房子倒塌了，那些孩子被埋葬了。
那些亮晶晶的眼睛永遠地閉上了，那些剛打開的課本再也合不上了，那些剛充過氣的足球再也滾不動了。
那些官員來了又走了，他們步履匆匆，他們頤指氣使，他們的身後跟著一長隊的生怕錯過了一個精彩鏡頭的記者們。他們將精心修飾的神態留給鏡頭，而不是留給死者和死者的家屬。於是，我看到了綿陽市委書記譚力在胡錦濤旁邊受寵若驚的笑容，那笑容我曾經在寵物犬的臉上看見過。
在這個國度裡，記者們最善於將悲劇轉化為喜劇，他們說這是一場眾志成城的「大戲」。鮮血還沒有凝固，眼淚還沒有擦乾，他們便開始炮製英雄譜和排行榜了。
在崇山峻嶺之間，在暴風驟雨之中，死神像穿著黑衣的禿鷹一樣從空中俯衝下來，母親如鴿子一樣展開著潔白的翅膀，卻無力保護自己的孩子。
在那無邊無際的黑暗中，在沙土與磚頭的縫隙裡，孩子們的屍體腐爛了，被青藤纏繞，被螞蟻爬過，化作泥土，化作灰塵。
母親們的眼眶裡早已沒有了一滴眼淚，流淚如泉，淚水已乾。母親們懷抱著孩子們的遺照，聚集在一起，去衙門靜坐。那些全副武裝的年輕士兵，大都來自同樣貧瘠的農村，他們是那些死去的孩子的兄長。此時此刻，他們緊張萬分地站在母親們面前，如同面對高度危險的敵人。母親們手中沒有武器，母親們緊緊抱著帶著黑框的照片，照片上定格著一朵朵天真爛漫的笑容。
這些花朵，再也不能在下一個春天裡綻放。
有人說，地震是天災，死亡誰都避免不了。母親們卻發現，孩子們的死亡固然緣於天災，更緣於人禍。為什麼轟然倒塌的，偏偏都是學校的校舍呢？為什麼校舍的廢墟中，找不到幾根合格的鋼筋？為什麼遇難者當中，孩子的數量比官僚多幾百倍？在已知的9萬名左右的死難者和失蹤者之中，孩子的數量幾乎占了四分之一，大部分孩子都是在學校裡上課的時候死難的。
不是所有的學校都倒塌了。有的學校倒塌了，有的學校卻沒有倒塌—一些由香港慈善機構監督建造的學校，至今屹立不倒。香港媒體報導，香港「苗圃行動」在四川南部資助監督建造了61所學校，其中有6所位於震央附近，它們沒有倒塌，也沒出現傷亡。該機構義務總幹事梁建華在接受BBC中文部採訪時表示，這6所學校包括3所正在建設當中的和3所已經建好可以使用的。他說，其中有一所比較靠近這次的重災區汶川，地震之後該學校只出現了一些裂縫。
談到為什麼「苗圃行動」資助的學校沒有倒塌，而絕大部分中國內地建造的學校卻被夷為平地，梁建華沒有給出正面的回答。以後要繼續幫助內地辦學，有些話是不能說的，這位好心的香港人已然明瞭內地的若干「潛規則」。梁建華指出，「苗圃行動」資助的學校大部分是在2000年以後建造的，在出錢建造學校時，要求由縣一級以上的設計院設計學校，建築藍圖再交由香港認可的工程師檢驗。在學校建好之後，還需要當地縣一級的部門以及香港派去的義工一起進行驗收。這些程序基本杜絕了偷工減料和腐敗的滋生。
香港人一手經辦的建築沒有倒塌，不是香港人比中國人更有錢。實際上，那些香港人資助的學校其平均建築費用，比其他學校的建築費用更低。修建時間也不是一個關鍵問題，因為中國建設部早在1978年就頒佈了《建築抗震設計規範》，其中明確規定：「當遭受高於本地區抗震設防烈度預估的罕遇地震影響時，不至於倒塌或發生危及生命的嚴重破壞。」此次倒塌的校舍基本上都是在此規定頒佈之後修建的。據悉，在這次地震的重災區中，北川、汶川、綿竹、茂縣和都江堰屬於7度設防，九寨溝、平武、松潘和文縣屬於8度設防。這些地方的校舍，原本不該倒塌。
然而，「原本」只是人們的一個善良願望。不該倒的房子倒了，不該死的孩子死了，這卻是血的事實，儘管它將被墨所遮掩。某大媒體的記者在報導汶川地震的時候，用了這樣一句話，令許多讀者永生難忘：「在許多村鎮裡，學校房子倒塌壓死了那麼多孩子，意味著這裡喪失了差不多整整一代人！」
其實，這並不是第一次：那些在反右運動當中長大的孩子又如何呢？那些在文革時代長大的孩子又如何呢？那些被迫上山下鄉的孩子又如何呢？那些帶著六四的傷痛漂泊的孩子又如何呢？他們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的。
大人們虧欠孩子太多、太多。大人們以為孩子什麼都不知道，大人們以為孩子可以被我們欺騙。父母和老師們都諄諄教導孩子們說，你們要愛國。但是，這個國家是否愛孩子，卻無人敢去追問。當孩子突然離去的時刻，家長和老師們才恍然大悟。可惜已經太遲了。
那麼多孩子永遠地離開了他們的親人，那麼多的家庭從此便殘缺不全。有一張靜物照片對我的刺激超過了那些有孩子屍體的照片，那是一條蜷縮在校舍廢墟之中的紅領巾。是的，這是第一次真正染上了鮮血的紅領巾。中國人都是這樣長大的：還在懵懂無知的時候，就被誘導著在一面旗幟前面宣誓，脖子上也被套上了一條鮮豔的「紅領巾」。老師說，那是用烈士的鮮血染成的。我偷偷地嘗試著用肥皂狠狠地洗刷了幾次，紅領巾上的鮮血卻沒有褪色。
希特勒對德國的孩子們說過：「你們成了我們民族的教育鏈條上的一個環節，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你們是這個鏈條的開端，只有當最後一個德國人踏進墳墓時，它才會終結！」希特勒的預言卻在中國應驗了：這一次，沾染在紅領巾上的，不是烈士的鮮血，乃是孩子的鮮血。
忽然之間，盲人歌手周雲蓬吟唱的那首《中國孩子》在我耳邊響起。我的心靈被一種巨大的悲愴所擊中，像要窒息一般，半天喘不過氣來。這幾句歌詞堪稱當代最有力量的漢語，這幾句歌詞讓若干文士的錦繡文章都黯然失色：「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凶光。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為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周雲蓬在黑暗中，卻比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國的真相。
做中國孩子的母親，需要鋼鐵一般的神經。去年，當山西省洪洞縣黑窯童奴事件激起了莫大的民憤的時候，這首比所有的搖滾都更有衝擊力的歌曲，開始在網路上廣為流傳。我相信，山西黑窯奴隸童工事件，並非中國孩子悲慘遭遇的一個空前絕後的「頂峰」，許多孩子畢竟是生還了，畢竟與家人重聚了，這是不幸中的萬幸。那麼，其他的孩子呢？果不其然，此次汶川大地震，孩子們的命運更加淒慘，這是一場沒有送別的離開。因此，周雲蓬應該在這首歌的末尾增添幾句話：不要做四川人的孩子，他們被豆腐渣工程永遠地埋葬；不要做中國孩子的母親，因為你將承受傷害與欺瞞、生離與死別……
古人說過，天地不仁，殺人如草不聞聲。是的，死去的中國孩子們，全都死於卑鄙的謀殺。殺害這些孩子的，不僅是父母的怯懦，不僅是官僚的無恥，不僅是老闆的貪婪，更是一種制度性的罪惡。學者丁學良用三個原因來概括之：貧困、失職、腐敗。他指出：「第一項需要通過公共政策的調整來補救，後兩項必須經過法律來追究懲處。幾千個孩子的生命，如果不能換來監督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顯著的、實質性的進步，那我們還要付出什麼樣的更高『學費』？」
學者的設想總是過於善意了。無論何時，道貌岸然的領導們總是能夠「先走一步」，包括他們的孩子—領導們的孩子早已到國外留學去了，主席的孩子、總理的孩子、省長的孩子、市長的孩子、縣長的孩子、鄉長的孩子……他們不是中國的孩子。這些珠光寶氣的孩子，與其說是去外國留學，不如說是去外國洗錢。而一群窮人家孩子的死亡，能夠喚出一個「新中國」嗎？
也許，中國人真的還將付出更為高昂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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