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底中國最後一號禁書令，是查禁學者秦暉的《走向帝制》一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事件恰好發生在官方規定的「憲法日」（十二月四日）。其實，書中的大部分文章，之前數年都在中國國內媒體公開發表過，談論的是一百年前清末民初的歷史，對中共當下的統治並不構成直接威脅。但是，這樣一本學術著作仍然被禁，是什麽原因呢？
秦制三千年，中國仍是帝治社會
習近平要走向「帝制」，豈能容知識分子宣揚「走出帝制」？針對該書被禁事件，有評論文章分析說：「作為讀者，我們隱約可以猜測到：可能正是由於作者將周朝滅亡之後三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以『秦制』加以概括，暗示了中國至今仍然處於帝制社會，專制仍是中國政治的底色，從而引來了審查者的嚴重不滿的原因之一。」中國是帝制社會，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卻又是最高國家機密。
在《走出帝制》中，秦暉認為：中國社會的第一次轉型，即「周秦之變」是將社會從小國寡民式的小共同體本位，轉變為一個以皇帝和官僚制度為核心的龐大中央集權模式國家。社會的重心，就由分封而治轉向大一統。忠於獨一的至高無上的君主，幾乎成了自皇帝以下每一個臣民的「自覺」共識。對「秦制」的反思和批判並不始於秦暉，早在晚清思想家譚嗣同的《仁學》中，就提出「兩千年皆秦制」之說，譚嗣同既從中國本土的邊緣思想（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著述）尋找奧援，更以近代以來西方傳教士引入的民主自由人權觀念作為參照系。
毛澤東：視人民如賤土，最心儀是暴君
若以「秦制」觀照中共政權，中共確實是秦制的繼承者。毛是沒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實的現代獨裁者，在其《沁園春--雪》中自比歷代帝王，「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首詞是毛澤東在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期間所作，在知識分子中引發了一場爭論。
毛澤東公開表示欣賞秦始皇和朱元璋這兩個歷史上名聲不佳的暴君。國共內戰末期，左派歷史學家吳晗寫《朱元璋傳》影射蔣介石，本以為借此可獲毛之青睞，未料毛並不欣賞此書。毛接見吳晗時，命令其全面改寫此書，必須給予朱元璋以正面評價。毛不認同吳晗用朱元璋批判蔣介石的良苦用心，在毛心目中，蔣介石至多是被朱元璋消滅的陳友諒、張士誠之流，毛自己才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當代朱元璋。吳晗賣力地修改此書，卻始終不能讓毛滿意。
文革前夕，吳晗再度奉旨寫作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卻不幸成為文革的標靶和祭品，可見吳晗一輩子都未能摸清毛內心深處濃得化不開的帝王情結。即便是嘉靖皇帝那樣的昏君兼暴君，也不能在文學作品中作為反面人物出現。因為，毛會情不自禁地對號入座。
毛澤東的詞臣郭沫若也有過與吳晗相似的、弄巧成拙的遭遇。郭沫若在四十年代即寫出「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的論文，收入《十批判書》。郭沫若批評秦始皇將天下當作「一人之天下，非天下之天下」、「不讓任何人有說話的餘地」，他也是以蔣介石為標靶，並以此向毛效忠。殊不知，進入毛朝，秦始皇變成毛眼中的香餑餑。反右運動中，毛自比秦始皇：「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駡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駡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
1966年8月5日，文革潮起，毛召見江青，讓她手記七律一首，題目是「讀『封建論』呈郭老」：「勸君少駡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毛七年沒寫詩，第一次寫，竟是這樣一首。郭見風使舵，趕緊自我檢討，才勉強過關。
毛悍然發動文革，清洗黨內同僚，也跟他剪不斷、理還亂的帝王情結分不開。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毛成為中共最高領袖，但仍受制於黨內的傳統與規矩；想跟江青結婚，還要不厭其煩地說服持反對意見的同僚。中共建政之後，從蘇聯沿襲而來的官僚體系日漸膨脹，對毛構成相當程度的束縛。特別是大躍進失敗、大饑荒慘劇上演，毛不得不在七千人大會上檢討，並退居二線，將部分實權交給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操縱的黨政系統。毛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毛發動文革的目的，乃是要重新奪過權力，建立皇帝那樣神聖不可挑戰的地位。
習近平當皇帝，大學教授公然勸進
習的帝王情結與毛一樣濃厚。2014年11月，習近平借著當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東道主的機會，舉行國宴時選用特製「帝王黃」的六十八件琺琅彩瓷，其造型即模仿中國古代宮廷御膳餐具。習近平訪問英國時，更是提出要享受皇室待遇。英國人對習內心深處的念頭洞若觀火，特意安排習近平夫婦在英國女王夫婦的陪同下，乘坐皇家金馬車到白金漢宮。據稱，英國的皇家金馬車是世界上最豪華的馬車，從喬治四世開始至今，所有英國國王都是乘坐這駕馬車去參加加冕儀式。
對此，中共官媒《環球時報》津津樂道：這是「皇家最高禮遇，乘坐最高級別的皇家金馬車」。口口聲聲「人民」的共產黨領袖，偏偏要享受皇家待遇，而習近平的榮耀又被放大爲所有中國人的榮耀，這是何等精妙的「法西斯群眾心理學」的宣傳術。此外，2013年習近平微服私訪時，使用過的慶豐包子店的座椅，也立即被送到公司總部當作文物展覽，原本普通的座椅因為被皇帝用過而身價百倍。
習近平的皇帝心態，呼應了民間對「好皇帝」的憧憬。中國新左派代表人物、身為大學教授的韓德強居然爲習近平的「皇帝夢」大聲叫好：「如果是嚴格按照法律或者說黨紀來反腐，肯定是亡黨。但反腐可以有選擇性、階段性，漸進性，可以逐漸減輕力度。只要有一個好的領袖，就不會亡黨亡國。這就是法制與德制的區別。西方自由派不認同，但這就是中國的國情，如果有一個好皇帝，天下太平。習近平已經做到了像一個皇帝，而且恰巧是個好皇帝。」讀到這樣的言論，怎能不讓人感嘆：不知今昔是何年，辛亥革命好像從來沒有成功似的。
毛推崇的帝王是秦始皇和明太祖，習推崇的帝王則是漢武帝和雍正皇帝。漢武帝和雍正皇帝都一心加強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也善於利用酷吏來整肅官場、收斂民心，所以成為習近平效仿的榜様。
革命白忙一場：中國帝制的永劫回歸
首先是台灣媒體將習近平比喻爲「奪權獨裁、萬邦來朝、野心旺盛」的漢武帝。台灣《商業週刊》的評論文章引述一位在中國深耕二十餘年的指標台商的話說：「我等了十年，猜測什麼時候會出一個漢武帝。習近平在想什麼我不知道，但是從他的行為看起來的話，已經是漢武帝，他不再是文景之治了，文景之治累積國力的結果，就是漢武帝。」
在氣勢上，習近平就是「二十一世紀漢武帝」。文章描述了習近平在亞太經合會議上的華麗演出：這場會議達成許多經濟協定，然而對多數中國人而言，「萬邦來朝」才是他們共同的記憶。習近平在台前右方站定不動，等待著美國總統歐巴馬、俄羅斯總統普欽、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等各國領袖，從左方依序上前與他握手，情景彷彿就是皇帝接見藩邦。
而雍正皇帝的比喻來自中國的官方媒體。在人大會議上，通俗歷史小說家二月河接受媒體訪問，公開將習近平比擬為雍正皇帝，明顯是投習所好。如果習近平及其辦公室不認同這樣的類比，中宣部不會讓這樣的報導放行。2015年2月，署名「習驊」的官媒評論員也在中紀委網站發表了題為「雍正鐵腕治吏的啟示」的文章，顯然是奉旨發話、更加權威。
外交舞台上的表演暫且不論，更重要的是黨內整肅過程中，習近平就像皇帝戲弄軍機大臣一樣對待政治局的下屬（再也沒有任何人是他的同僚，他只有下屬）。習在體制內推動一場「小型文革」，讓官僚集團苦不堪言。比如，2015年12月29日，習下令召開連續兩天中央政治局「專題民主生活會」，要求政治局委員「不能有地位上、權力上的優越感」，政治局成員責任重大，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不只是個人的事，而是黨和國家的事、人民的事、全局的事」，需要成為「三嚴三實」（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的表率，「經常主動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在會上，「中央政治局同志逐個發言，按照黨中央要求進行對照檢查」——習近平本人當然可以免於自我批評和被他人批評。
此種「民主生活會」，是對有限的黨內民主的破壞，鄧小平就曾經用「民主生活會」的形式非法罷黜總書記胡耀邦；習近平繼續玩弄此種權術，以此羞辱和警戒政治局成員，將自己與他們拉開距離，讓黨內同僚成為為皇帝服務的「軍機大臣」。
習近平的「帝王夢」越來越迫近現實。中國歷史上每當有改朝換代的動向，民間立刻就會出現勸進聲浪。這一次勸進的聲音由南而北、由外而內傳來。首先是香港《南華早報》發表香港智庫天大研究院研究員伍俊飛撰寫的題為〈中興領袖習近平〉的文章，雖以「領袖」之名掩飾「君王」之實，蔑視江、胡而獻媚習近平之意溢然紙上。
這篇文章指出：「自上任以來，習近平厲行新政，銳意進取，開共和國中興氣象。他重視吏治，落實反腐，不再重蹈當年蔣經國上海打虎覆轍，避免反腐虎頭蛇尾，草草收場。周永康一案揭盅，天下震動，公眾拍手稱快。撥亂反正，扭轉乾坤，習近平民望直追毛鄧二公。」這篇文章又說：「多黨代議制不合國情，中共掌權是國家大一統的必然選擇。中國政改的前途是一黨民主化，即在加強黨權的同時，擴大民權，塑造黨權與民權雙強的模式，而司法獨立和基層民主乃此模式成功的基石。習治國理政的實踐暗合這一思路。」這位留學英美的政治學者不惜赤膊上陣、公開勸進，讓人聯想起袁世凱稱帝前夕籌安會發起人楊度的種種表演。
中國的歷史，常常如同「鬼打牆」一般，走了許久，卻一步也沒有往前邁進。
要讀懂習大大，得先理解毛爺爺
習近平拚命將自己打造成毛之後最具個人魅力的領袖，一代天驕，唯他與毛。凱利·布朗（Kerry Brown）如此評論：「習近平領導方式的一個要點，就是非常明確地使用他的個人敘事和人生經歷，來證明他目前領導地位的合理性。這是一個非常引人矚目的變化。中國政治正在變得日益個人化，我們看到了『魅力式領導力』的回歸，這再次讓人想起毛澤東時代。」歌曲、動漫等其他最高領導人未曾嘗試過的個人崇拜方式次第登場，習沉浸其中，無比享受。中共的宣傳方式向文革回潮，甚至出現基層黨員在洞房花燭夜手抄黨章的新聞，真是讓人「夢回毛朝」。
研究中國當代政治，不懂毛，就不懂習。澳大利亞學者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在《中國故事年鑑2014：共同命運》一書中，提出了「要讀懂『習大大』，得先理解『毛爺爺』」的論點。白傑明指出，毛是解讀習的鑰匙，若不了解毛，就無法解釋習「打破黨規」動作背後的意圖。僅僅認為毛和習想當皇帝，不足以解釋中國全部的政治現實，反之，「這會產生一種舒適的隱喻氛圍」。
在毛和習身上，還有更多、更複雜的維度。與隱藏在深宮中以「寡人」自居的皇帝相比，毛和習都更熱衷於親自操縱媒體。習缺乏毛的個人魅力，但其手法卻更加精緻、細密——在全球的任何媒體和網站上，居然找不到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的一張成年後的照片，這個事實本身就讓人毛骨悚然。習近平要使用多大的資源和手段，才能讓「習公主」成為隱形人。戴安娜王妃與習明澤之差異，就是民主國家和極權國家之差異。
毛時代，毛主要運用文字媒體（如報紙和書籍）掀起造神運動；習時代，習比江、胡都更為巧妙地運用電視和網絡（包括新興的社交媒體）為自己塑造神光圈。習成功地吸納了崇拜毛的人群，並邁向強勢領袖的位置。所以，中國要走出兩千年一以貫之的「秦制」，依然長路漫漫。
我在2014年初出版的《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中，對習近平有兩句評價：「肉身之父習仲勛，精神之父毛澤東。」當時，大部分人並不同意此觀點，但隨着時間推移，越來越多人表示認同。那麽，既然習近平以毛澤東為精神之父，從語言習慣到思維方式上，他究竟從毛那裡學到些什麽？習主義與毛主義之間究竟有哪些草蛇灰線的聯繫？本文簡要梳理了從毛主義到習主義的中國極權統治模式的嬗變，而文革恰恰是毛與習的語言與精神的交集。文革是毛主義的黃金時代，文革也是習近平的「啓蒙時代」。沒有文革，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今天的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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