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毛澤東對五四話語和意識形態的選擇性接受，是對上層精英文化的吸取；那麽，毛身上始終存在某種某種底層文化的特質，他從未像一名真正的農民那樣辛勤躬耕，但農業社會的地下文化構成其「英雄本色」——這種文化的接受者是痞子和遊民（即流氓無產者）而非農民。這種文化的主體是由演義小說、民間戲劇等構成的、與官方「大傳統」（即儒家文化）有所區隔的「小傳統」。
毛澤東：飽讀群書，精通中國黑惡文化
在毛的同代人中，對其性格、為人瞭解最為深刻者，是歷史學家傅斯年。
抗戰勝利之後，傅斯年作為國民參議會成員訪問延安，在此期間發現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反自由、反民主。傅斯年和毛澤東曾在北大相識，他們單獨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傅斯年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小說在內，非常之熟悉，「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裡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傅斯年承認自己只是一個像陳勝或吳廣一樣的小造反者，而毛澤東是像劉邦或項羽一樣的大造反者。傅斯年揭出了毛的本質：馬列主義是其皮膚，《三國》、《水滸》及《二十四史》是其血液（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兩個五四青年最終南轅北轍，再無交集。
讀什麽書，成為什麽樣的人。西方學者出版過研究希特勒的讀書傾向和知識結構的《希特勒的圖書館》等著作，從希特勒的藏書及希特勒在書上的批註，梳理出其種族主義思想的形成過程。與之相似，中國出版過很多研究毛讀書生涯的著作（毛讀書之多、讀書之勤，在中國歷屆最高領導中無可匹敵），還影印出版毛親筆批註的《二十四史》等典籍。在中國機場的書店，這類書相當暢銷——中國的中產階級期望從中學習毛的權謀術，其旨趣可想而知。用學者周有光的話來說，毛所讀的書，幾乎都是平放的線裝書，而非豎放的西方典籍。
毛澤東本人從不掩飾這一事實。每當即將開始新一輪的政治鬥爭，他推薦給身邊高級官員閱讀的，不是馬列經典，而是中國古典的小說和史籍。文革後期，毛讓上海寫作組標註若干古籍的「大字本」，並指定篇目給身邊的心腹閱讀，如讓林彪看《三國志·郭嘉傳》、讓許世友看《清史稿·張勛傳》、讓姚文元看《舊五代史·李襲吉傳》、讓江青看《後漢書·李固傳》、讓王洪文看《後漢書·劉盆子傳》等。文革史學者李遜在《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一書指出：「這些古書是毛澤東內心深處的帝王權術話語，毛澤東以推薦古書的方式旁敲側擊讓對方領會。」而《水滸傳》、《紅樓夢》等文學作品也是毛開給高級官員的「必讀書目」。
學者康正果在《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也指出：「布爾什維克的洋詞彙僅為其堂皇的表面，所包裝的內核則來自粗野黑惡的本土資源。毛澤東從小熟讀《水滸傳》，書中的『小說教』——好漢主義——對他影響至深。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論一經毛詮釋，就統統被導向草莽江湖上血腥報復的暴行。」從此意義上說，毛又是傳統之人。
流氓地痞本性，摧殘知識分子絕不手軟
毛以朝堂為江湖，以共產黨為會黨。學者錢理群在《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一書指出：「毛澤東本人，從小的反抗思想資源之一是《水滸傳》，江湖社會對他有吸引力，可見他是有流氓氣息的。」那些幫助毛澤東打天下的元帥和將軍，多半屬於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說的「痞子階層」。在毛的鼓動之下，「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人物登上歷史舞台，成為革命先鋒。毛總結說：「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當時，地位比毛高的陳獨秀與李維漢覺得此類表述不符合馬列主義，建議毛刪去。後來，中共出版毛選時，對該文做了大量刪改。
從個人的語言風格來看，毛在任何場合都敢於講最粗俗下流的話，甚至是充滿色情意味和性暗示的、嚴重羞辱女性的言論。首先，這是為了吸引「痞子階層」，毛的文章和講話使用這個階層喜歡的粗鄙語言，讓這個群體認為毛是他們的「自己人」，進而完全信任和崇拜毛。其次，毛也故意以此來刺激和打擊那些精英知識分子的自尊心，讓自由派知識分子被迫放棄此前接受的西方現代文明的薰陶，而接受毛的語言方式，並徹底向毛屈服和投降。
習近平：出身延安窮村，薰染黑惡習氣
在與「痞子階層」語言和精神的同構性上，習超越鄧、江、胡，而與毛併列。習近平十六歲即到延安郊區極度貧瘠的農村當「知青」，茹毛飲血之形容並不為過（習回憶說他曾生吃豬肉），「習近平是第一位從紅衛兵——毛澤東的奇襲隊——那一代成長起來的黨的領導人，而且在踏上通往權力的長路之前，他曾經跌得那麼重，從一名中共高幹子弟，淪為失勢政治人物無依無靠的子女。」那段生涯讓習近平與底層社會「暗黑的小傳統」水乳交融。
中國農村的「黑惡化」，從共產黨割據時期的江西里安、陝西延安等地就開始了，經過全國範圍的土改，「惡人當道」便成為常態。在文革時代，習近平在延安的鄉村當知青，不可能遇到晴耕雨讀的、有文化薰陶的傳統鄉紳——這個階層在土改運動被消滅殆盡；也不可能享受古道熱腸、守望相助的傳統鄉村習俗和倫理——這些由宗族體制維持的民間傳統，經過歷次政治運動之後蕩然無存。習近平能學到的，惟有弱肉強食的生存術和厚黑學，以及痞子和刁民的那一套話語方式。長期以來，馬列理論和毛主義，將農民、窮人賦予眩目的道德光環，而刻意抹殺底層社會的「黑惡化」，很少有人分析延安鄉村的底層生涯對習近平的人格形態產生的負面影響。
桃花源式的充滿美善人情的鄉村，不可能存在於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學家孫立平指出，底層淪陷、鄉村淪陷是當今中國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窮人並不能與善良劃等號。孫立平認為，慘絕人寰當黑磚窯奴工事件，「實際上是一個窮人欺淩窮人、弱者殘害弱者的事件，而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是以下層生存生態的惡化為背景的。」毫無疑問，「底層的淪陷是整個社會淪陷的一部分，不過底層的淪陷要比整個社會淪陷的速度更快，淪陷的程度更深，因為他們沒有更多的資源來抵禦這個淪陷的全過程」。這一社會學的分析，同樣適用於毛時代習近平生活的那個延安的鄉村。
從語言風格上，可以看出這種「幽暗青春」對習近平的影響何其深廣。習近平的語言接上了中國的「地氣」，比裝腔作勢的江澤民和照本宣科的胡錦濤更受群眾歡迎。比如，2009年春天，習近平以「尚待觀察的接班人」身分赴南美訪問，在中國駐墨西哥使館接見華僑和留學生時，突然情緒失控地咆哮說：「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甚麼好說的？」
詭異的是，2012年12月1日，習近平正式接班後不久，新華網以「2009年習近平斥責別有用心的西方勢力：吃飽了沒事幹」為題，重發習近平三年前「吃飽飯沒事幹」的言論，許多網站紛紛轉載。更詭異的是，編輯為這則消息配發一幅習近平自稱「延安派」的老照片，並加說明文字：2008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與出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陝西代表團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和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聽完代表的發言後，習近平激動地說：「我是在延安入的黨，是延安養育了我！」
底層生涯讓習近平言談舉止不受文明規則的約束，頗有毛澤東無法無天的「潑猴氣」。習近平的類似言論可隨手拈來：習近平在新加坡與馬英九會面時說：「我們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雖生動形象，卻充滿血腥味道。中紀委十八屆六次全會在公報中首次提出監督執紀的「四種形態」：「讓咬耳朵、扯袖子，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雖未標明這是習近平的版權，但一看就具有鮮明的習近平風格。鄧、江、胡時代的中紀委公報，不會使用如此形象生動的語言。
以粗鄙為時尚，官媒和官員有樣學樣
與習近平語言的粗鄙化同步，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的言論也日漸粗鄙化。不是《環球時報》膽敢「假傳聖旨」，乃至在意識形態上「綁架」習近平——《環球時報》沒有那樣的膽量和能耐；而是習近平放任《環球時報》充當看門狗，「黨叫咬誰就咬誰」。對此，有政治觀察者指出：「大量地以政治化的方式處理行政、法治的問題：『黨的領導』在各個領域被強調，被視為一個解決疑難雜症的妙藥；『規矩』等含糊詞彙被登上頂層話語的重要位置；吃飯砸鍋、妄議中央等本難以自圓其說的提法寫入檔並得到官方的拚命維護。」習時代中共政治術語和行為模式的黑幫化，已經全然不加掩飾。
中共高級官員爭先恐後學習習近平粗鄙的語言風格。2016年6月1日，中國外長王毅在渥太華與加拿大外長迪翁舉行聯合記者會。女記者康納利向迪翁提出香港書商失蹤等與中國人權狀況有關的問題，王毅搶過話頭怒斥其「傲慢，有偏見」云云。王毅向來有「風度翩翩」的名聲，同他的前任李肇星不太一樣。這一次卻聲色俱厲怒斥記者，完全不顧國家形象大發脾氣，實在罕見。有國際媒體分析，王毅發脾氣恐怕是為再上層樓所做的姿態。主子如此，奴才便如何，王毅希望通過公開場合的狠話，洗脫自己的「鴿派」形象，向習近平靠攏。王毅是因「個人利益」的難言之隱，放棄了外長一言一行涉及國家形象的考量。
在中共上上下下語言的粗鄙化的背後，是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暗潮湧動。美國學者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研究中國的草根民族主義以及民粹主義與「黨天下」的相互作用。她在專著《強大的愛國者：中國外交中的民族主義抗議》中強調，「自毛澤東以來的所有領導人都試圖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草根民族主義」，習與毛在試圖利用草根民族主義方面具有相似之處，而「國家支持民族主義，只不過是為國內的不滿情緒提供一個方便的出氣口而已」。
如今，中國的經濟正在迅猛下滑，由經濟發展帶來的統治的合法性也正在流失。經典的馬列主義既有悖於國際潮流，也與中國的現實格格不入——若要號召革命，共產黨權貴階層包括習近平家族才是「被革命」的對象。因此，習近平手上可供選擇的牌不多，用痞子語言包裝的法西斯主義，對那些憤憤不平的底層民眾頗具吸引力，或許真是他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有趣的是，也許習近平及其形象塑造師們亦意識到，過度的痞子化不利於習近平得到國際社會和知識分子的認可，他們又悄悄走上了回頭路——在「草根習近平」的版本之外，又推出「儒生習近平」的版本。2016年6月13日，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在頭版以「一介儒生的文化情結」為題，選載《習近平時代》一書的內容。文章選載的內容，開篇就是引用作家賈大山對習近平的評價，賈是習在河北正定工作時結識的至交，當時他評習為「儒生」。文章認為：「世界上一些有識之士認為，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很多海外親習近平的媒體亦與之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