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紀錄片導演、畫家、作家於一身的雷驤，在這三種看似截然不同的創作形式裡，不斷捕捉生命中的細微輪廓。四十多年的創作歷程中，共出版三十五本書籍，拍攝近三百部的影視作品，曾和攝影師張照堂、香港電影攝影師杜可風共同製作拍攝電視紀錄片《映象之旅》、《歲月中國》，並擔任《作家身影》系列導演。他繪製無數張的繪畫作品，並持續開設創作課程。
他就像是株巨大的創作藤蔓，纏繞在各個領域裡。
雷驤能廣泛創作，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即是他對「故事」的喜愛與追尋，再透過不同的媒介來表達。故事即是雷驤的人生信仰，是他抵抗時間的方式。
他用文字、用影像、用繪畫把眼中的風景都展現出來，並以虔誠的心將自己與他人的生命都凝鍊成一篇篇的故事，好道盡難以言喻的人間滄桑。
人生終走到盡頭，故事卻總有新的開始。
人生成就故事；故事述說人生。
故事，常常是在一個很平常的狀態下出現，經過高低起伏，走向終了，最後再次回歸於平凡真實，在這樣的過程中，選擇所需要的元素呈現出來，就是寫作。
書寫時，我會先試著擷取素材，即使只是簡短的念頭，都值得記錄下來。
每一個被挑選出來的人生素材，都有無限擴展的可能，可以被寫成一首詩，也能夠增加情節成為一部小說。
大部分的故事來自於生命中的經驗，這些經驗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只要你接觸到它，它的豐富性就已經存在於你真實的生命中。
雷驤喜愛用文字、用影像、用繪畫把眼中的風景展現出來。
有一種故事是緣分
幾年前，我接到台南台灣文學館的電話，他們計畫舉辦當代作家文物展，希望能向我借一些可以展出的物品，像是常用的筆或字典，當下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麼東西值得展出，也覺得這樣的展覽一點也不吸引人，就直接回絕了。
沒想到承辦人不死心，每個禮拜都打電話來詢問，就這麼持續了一個月。
直到最後一次通話，我實在不耐煩，對方也終於決定放棄後，我卻不經意看到一個被書籍堆疊覆蓋的木頭箱子，在那一瞬間我知道，就是它了。
二十歲時，我在鄉下的小學教書，那時候的小學老師不只要教一般的學科，還得包辦勞作、唱遊等課程。
為了把唱遊課教好，我向學校請示，把一台風琴搬回了租屋處。那是一層採光良好的磚房，左右各有一間房，我住在右邊那一間，中間還有一個擺設牌位的「公媽廳」，風琴就放置在那裡，我只要一有空就會練習。
有一天我從學校快回到租屋處時，聽到了風琴聲，而且不是小孩子亂彈那種不成調的樂音，我驚奇的加快腳步，看到一名中年男子在彈琴。
他對於偷彈我的風琴感到不好意思，我反倒認為他彈得很好，後來聽他說我才知道，原來他幫忙修理了風琴的風箱，他年輕時還彈過手風琴。
其實我跟他算認識，他是在我租屋處前的空地做廢物回收的古物商，以往我們沒什麼交集，但經過這次的風琴事件後，我們漸漸熟稔起來。
漸漸交會的友誼
他還開了一間小相館，由於他不會照相，所以僱請了一位年輕師傅。
他對年輕師傅很好，除了薪水，又分給對方股份和紅利。為了讓大兒子以後可以接管照相館，他也請年輕師傅教導大兒子如何照相，甚至希望我有機會跟年輕師傅聊聊，請對方多多提點他的大兒子。
我告訴他，他的大兒子忠厚老實，若是想要多學一點技術，就必須主動一點；我也提醒他，那位年輕師傅長得白白淨淨的，梳著貓王的髮型，一副有錢人的打扮，感覺比起業務和教學，他似乎更關心如何搭訕前來照相的女孩們。
大約半年之後，我準備要離開這個地方了，我清點了一下自己的行李，除了當初帶來的盥洗用具、衣物和棉被，這三年來，唯一增加的就是和朋友往來的書信。
其實我可以把這些書信裝進普通的提袋裡就好，但我覺得用牛皮紙箱裝，方便又瀟灑，比較麻煩的是，那時牛皮紙箱不像現在隨手可得，我告訴古物商我需要的大小，請他幫忙找一個合適的，他馬上就答應了。
裝書信的檜木箱
我等了快兩個禮拜，直到我要離開的前幾天，還是沒拿到東西，最後實在忍不住了，問他：「你忘記我請你幫我找一個牛皮紙箱嗎？」
他的回應卻是：「唉呀！我怎麼可能忘記！但是我一直忍著沒有跟老師講，其實啊，我覺得做為老師，拿一個牛皮紙箱好像太失尊嚴了，所以我就依照老師給的尺寸，去訂做了一口箱子。我知道老師要輕的，所以我用很薄的檜木，再一、兩天就做好了。」
老實說，當下我的感覺有些複雜，有些感動，卻也有一種為什麼要照他意思去做的反骨。
兩天後我拿到木箱，尺寸完全就是我指定的大小，薄薄的檜木透著淡淡的清香，拼板全部使用接榫，沒有用到一根釘子，底部做了四個底部腳釘，鎖頭還很講究的做了小環扣。
雖然訂製木箱不是我的本意，可是不能否認的，我確實感謝他。
我把好友（有些人如今是重量級作家）的信，仔細收藏在這只木箱裡，只是我四處教書，不方便帶著箱子流浪，所以最後我決定把箱子寄放在士林朋友家的閣樓。
別有幾番滋味
等過了幾年，生活比較安定之後，我前去朋友家想要取回箱子，沒想到箱子居然不見了，朋友驚慌失措，他也不曉得箱子究竟是什麼時候遺失的，對我來說，箱子並不是重點，重要的是裡頭珍貴的書信。
怎知緣分竟然這麼奇妙，上午我才將這段經歷化為〈木箱〉這篇小短文：
那是三十年前，我在鄉下小學教書時候的事，一個收棄物、雜貨的商人，同我成為朋友，一年後當我行將離開，曾向他要一只牛皮紙箱｜用來存放那段時期與友人們的通信，不意，他竟悄悄向木匠師傅處訂製了一只薄檜木的箱子，且仿照紙箱的尺寸特拿來送別。
那只小小的木箱子，跟隨我年輕時代東奔西蕩了好幾年，終於失了蹤影，記得最後彷彿寄存在友人家的閣樓上，而今朋友早已成家，搬離了那老房子也已多年。
當晚我就與「故友」久別重逢。
一位木刻畫家朋友邀請我去他家，他欣喜的向我展示不久前買的古董木箱。乍見「故友」，我難掩錯愕，卻又不敢馬上相認，我撫摸審視接榫片、提把與古式銅鎖，再打開上漆的木箱看向內裡......我與它共有的回憶隨之再現，進而相熟。
再現木箱
就是這一只木箱！這只木箱是我的！
朋友知道這只木箱的來歷後，希望能夠物歸原主，不過我婉拒了他的好意，因為在我的記憶中，它已是遺失之物。
過了幾個禮拜，朋友們來家中為我慶生，木刻畫家朋友高舉著木箱，一面大叫著一面走進屋內，他在我面前打開箱蓋，露出蓋內他親手雕刻的貓頭鷹，木箱中還放置了三十朵沒有刻意修剪過的玫瑰花，長度剛好，彷彿木箱是為這些花兒量身打造的。
那一年，正好是我與妻子結婚三十週年。
台灣文學館的承辦人知道我非常重視這只木箱，也相當慎重的聘僱一輛專門裝載故宮文物的卡車，請我親自監督搬運過程，並答應我會張貼這段故事、拓印友人雕刻的貓頭鷹，連木箱裡要擺放三十朵新鮮玫瑰，這種任性要求也接受了。
展出期間，友人前往參觀拍照並告訴我，我的要求館方人員都做到了，對方還不知道從哪裡找來我年輕時騎腳踏車的照片。
展期結束後，館方用同樣的方式將木箱載還給我，我打開箱子一看，三十朵新鮮的玫瑰花仍靜靜的躺在裡頭，我這才發現原來那是用布綢做出來的，我伸手想碰，卻被一個薄薄的壓克力蓋子阻擋，由此可見館方的慎重。
故事由每個當下發展而來
很多人寫作都是從旅行遊記開始，旅行有出發有終結，有一種秩序，行前準備或是旅遊回憶，都能使人有所品嘗體會。
但是真實的人生更像是一坨線，蘊含各種悲歡喜樂，各類題材與想法是不同的線頭，想編織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並沒有這麼容易。比如寫愛情故事，愛情本身充滿隱晦，又常與別的事物多線交叉，讓人不知如何從這坨雜亂的線團中抽出一條完整的線。
我的辦法是記錄當下的感覺，不涉及太長的時間，也不預測未來走向，讓它自成一個故事；也許過了幾年，故事有新的發展，我就做個簡單的前情提要，再寫一遍。
像上述提到文學館以故宮的規格來載運我的木箱，等我提筆寫下，它便是一個延伸而出的新故事。
故事會不斷增長，有很多作品是在時間的推移下，慢慢發展出來的。
始於平常，終於平常
我再舉一個例子，有一年暑假，才小一的雷光夏在家門口玩，突然間她匆匆忙忙的跑進來，說有個阿姨躺在門外地上喊肚子痛，我和太太趕緊出去看，原來是有位孕婦經過我家門口時，忽然開始陣痛，我太太催促我快去找產科醫生，我趕忙騎著我的偉士牌機車沿街去找。
我告訴前兩間醫院的醫生或護士，我家門前有個即將臨盆的孕婦，但他們擔心沒有辦法處理好，根本不敢答應接生；來到第三家，我換了個說法，說家中有個待產婦人，已經在陣痛了，請醫生幫忙，醫生這才放心坐上我的機車。
當我載著醫生回到家時，看到好多人圍在門口，都是來看熱鬧的，我太太拿出兩把陽傘擋住婦人，還拿了枕頭讓她靠著，這時小嬰兒已經出生，醫生只要把臍帶剪斷就沒事了。
隨後我們把婦人移到客廳，燒水替小嬰兒洗澡，那種感覺就像自己家裡剛誕生一個新生兒一樣快樂。
我替婦人打電話給她先生，為了不要嚇到對方，我說得小心翼翼又保守：「你太太平安生產，現在在我家休息，希望你趕快過來。」
不過對方只關心孩子的性別，聽到這一胎是女兒，語氣似乎有些不耐煩，原來他們已經有兩個女兒了，一直希望能生個兒子。
後來先生來把母女倆接走，他們好像是附近的鄰居。又過了一個月，婦人的婆婆送來了油飯。
這個故事從平常不過的夏天開始，中間經過急著找醫生、替小嬰兒洗澡、聯絡婦人丈夫的曲折，他們一家三口回去後，吃了油飯，一切又再回歸平常。
故事往往如此，平凡的開始、平凡的結束，若是有機會找到值得玩味的線頭，你又會如何書寫呢？
畫風恣意，自成一格的雷驤，畫中筆繪獷中見細。
有一種故事是體會
接下來的故事，是在不同時間完成的文章。
第一篇〈敬啟者〉是我寫給友人的一封信，我和她並非斷絕往來，但卻可以感覺到兩人從原本的友好熟悉變得若即若離；她開始穿起花花綠綠的衣服，身上掛了許多東西，彷彿要把自己埋沒其中；她也不再喝最愛的咖啡；甚至漸漸脫離了朋友圈。
所以我決定寫一封信向她問候，並詢問原因。
朋友你還好吧？午後的此刻，外面的陽光正亮，是入冬以來罕見的晴天，但據氣象預測：溫度在夜晚即將驟降，天亮以前可能上下有十度之差。
沒錯，一開始聊的就是天氣，我試圖讓對方覺得我與她身處同一個地區，感受和她相同的氣候，讓對方能放鬆一點，不要因為收到信而緊張。
這樣的轉變類似你突然的決定：今晚友人們共度耶誕的約會，你不想來了。
轉知的朋友說：你不想在多人的場合露臉，因為覺得不自在的關係──這樣說好像客氣的歸咎於自己，但會不會擔心我──這個主人，讓你不自在？
兩年以前，你說：「願意在朋友身上花那麼多時間的人，現在已不多。」我視之為某種讚美的待友之道，如今對你而言，確乎成為我的一種缺點了。
這裡我下一個伏筆，我先將她的無法前來形容成像天氣變化一樣突然，又表示能夠理解她的個性較為孤僻，不喜愛在人多的場合出現，客氣的把她不能前來的原因歸咎於自己，但真正目的其實是想用不那麼緊迫盯人的方式，詢問她原因。
自從你改換了工作以後，似乎也改換了生活的態度，開始過多半自處的生活──好在我們尚是你少數保持往來的朋友，而且，舉凡以往嗜愛的事物──譬如咖啡等等，一概拋棄了。
對於我不明白的原因，也許不該過問，但我總忍不住要調侃──說實在的，真心是想讓你紓解，或許乘機坦述胸臆而已。
結果證明這麼辦是行不通的，上一回你突然想為此避席，說：我不想成為眾人目的焦點。
現在，你終於失約，我們只有享用你託人帶來饋贈的蛋糕。
無惡意的舉措，竟引來朋友這樣的決心，想來總令人悲傷，因為，你必定揹著更大的苦，而我卻一無所知。
一年後，我寫了第二篇〈禮物〉──
朋友忽然打電話來，表示她的即將到訪。那罕有的語氣裡還透出一種慎重來，彷彿今回的出現，定然還有什麼讓我們一家人驚奇之處。
算起來朋友的深居簡出已經半年以上了吧？記得上次我們全家出去旅行，把整個家──包括那兩隻犬，都委託了她。於是那將近一週的時間裡，朋友必須進駐這個毫不熟悉的宅所。雖然她往昔曾作客到過我家一、兩次，但是那歡樂和款待，畢究成了人去樓空的幻影，剩下的只是獨自一人的不安與責任吧？
她就這麼樣守候到我們深夜返抵的那一天。
我特地從行囊中取出異國買回的咖啡豆子，煮了濃郁的一壺，飲畢已經是天將亮的時辰，好像把屋子完好的點交還主人，她這就駕車啟程回家了。
想起來，這即朋友突然改變的開始。
此後並非斷絕來往，卻已減至最低。譬如約好將與幾個友人同來的節日，到臨時她並未前來，而是託人致歉，外附蛋糕一盒。有時在其他場合相遇，總顯出那種若即若離的表情，而且她的裝扮——披披掛掛的一堆，把自己埋沒在裡頭，這一些行跡教我十分不安。
即使在極其自然的情形下，朋友也婉拒了素不排斥的酒品，而況是她心愛的咖啡。有時為了避免成為眾人的議題，她索性不聲不響的自人群中消失了。
現在我聽見車道上引擎的聲音，果然門鈴聲響了，我們齊齊擁向窗門看著庭園的石級，朋友一手撐著小傘遮雨，一手輕巧的提著一隻汽車用的嬰兒座，而裡面正有一個胖娃娃呢，她一步步拾級而上。
我們果然驚奇了，當朋友說，這即她剛滿月的兒子！
「其實上一回飲咖啡，即你們返國的那一次了，」當我們又煮了咖啡共飲的時候，她說：「其後就發現懷孕，因而戒去一切刺激品──直到今天……。」
她滿意的笑著。至於孩子的父親畢竟是誰呢？是她和我們都無意提及的事。
從這件事情回溯，就知道她為什麼不出現？為什麼穿得花花綠綠？為什麼不喝酒、不喝咖啡？而為什麼我們都沒有注意，她這樣一個單身的女子，帶著一個小孩，然後都不願意講？
第三篇〈睡〉──
小小的人兒終於在沙發上入眠。之前，努力抵擋睡神召引的那一陣子，不免無端吵鬧，誰也安慰不了，原來即在現實與夢鄉間掙扎呢。
我們把紅格小薄呢毯為他蓋上，不一會兒小人額角就冒出汗來。我現在才能從容的握筆將他的模樣草繪下，緊閉著眼、微咧開嘴笑──好像惡戲般假睡的樣子，一隻小手悄悄打蓋毯伸出。從他光臨我家的一刻起，自不能停靜過，「咚、咚、咚」在木地板上跑來跑去，尋看引他興味的擺佈，抓在手中把玩，我們倒不阻止，我手拿速寫的紙筆卻捉摸不住小人兒的形影。
你們說禮拜六邀我們來──他的母親說：他一骨碌從床上爬起，說：好吧，那我們走吧！我說，不是今天啊，今天不是禮拜六。
自此他就對禮拜幾十分關心──他母親敘著微笑開了。每早一睜眼便問：今天是禮拜幾呢？告訴他以後，接著必定拜二、拜三、拜四、拜五這麼數下去，看著自己屈起在小掌上的手指頭，才實實在在滿意的說到別地方去。
我記起，去年曾應邀去她家慶賀小人兒的三週歲，所以說現在是四歲。四歲的男孩兒大約也各有不同，只他那旺盛的好奇與探索｜有時又節制有禮，引人特別的憐愛。
記得我們準備他三週歲的禮物，曾費過心思。新購一件東西不難，而想送一件特別的紀念性的東西。後來決定從保留著的我們孩子昔時玩物中，選定一架鐵琴來作一番整理：把鐵片拆卸下來（說是「鐵琴」，其實是約二公分厚的鋁片），浸在稀鹽酸裡洗淨，木架子用洋乾漆髹刷一新，坐墊也換上漂亮的絲織帶子，棒槌嚜，欠了一支，只好另買過一副全新的｜不曉得小人兒這一年來可仍垂愛？
抱著十分的期待、數著日子，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他母親說：先一晚就首先興奮得睡不著，今天又醒得老早，其實剛才搭捷運來的途中已經表出睏態了，到了你家忽又精神大振。也難怪他，拚命挺住，毫不歇息的直到這麼樣累倒了。
我想起來，大人們吃中飯的時候，他竟粒米未進，獨個兒留在客廳裡玩耍呢。
這麼看著小人兒的時候，我真想輕輕將他搖醒，因為再睡下去，豈不就到了告別時刻呢？
這幾篇文章裡提到的都是同一位女性友人，從她懷孕、未婚生子，一直寫到她的孩子都四歲了。
此後的每一年耶誕節，我都會邀請這位朋友帶著孩子到家裡作客，不過從去年的耶誕節開始，我決定中止這樣的慣例，畢竟她的孩子都已經十八歲了，總要有個結束。
有一種故事是烙印
我目前在北藝大教書，半年前我在上課時，看到一個年輕人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徘徊，好像在等我下課，我以為他想參加我在研究所開的課，或是有什麼問題要問我，所以一下課我就招呼他進教室。
原來他是台大社會所的博士生，正在進行白色恐怖的相關研究，他先向我確定我岳父的名字，接著表示，現在可以向國家安全局申請白色恐怖時期的案子卷宗。
岳父在妻子還小的時候被當成政治犯遭到槍決，從此妻子一家人持續活在陰影中，我也因此無緣見到岳父。
後來我依照這位年輕人提供的訊息，將文件準備妥當，向國家安全局申請岳父生前於牢裡被審問的所有經過。
約一個月後我就得到回音，一共找到兩百多份文件，都燒成了數位檔，辦事員還因為沒有找到照片而向我道歉，詢問是否還要繼續找，我當然說不要！
沒經歷過的人不知道，家屬最害怕的就是那種刑求前後的照片。
我仔細研究了岳父的案子，當時與對岸有關的地下組織，叫做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會」，包括縣市、交通、學校等幾個系統。岳父是鐵路局的員工，他參與一個名為「明朗俱樂」的組織，主要是向鐵路部交涉關於制服、勞役等分配不平均的問題。
由於戒嚴時期人民沒有結社自由，「明朗俱樂」並沒有登記，因此犯下大罪。他們被認定是省工會的外圍組織，政府還發現岳父寫的成立草案，更認定他是省工會的成員之一。
再加上岳父性格強烈，大部分的人被逮捕，遺言都說希望某人好好孝順母親，但岳父的遺言卻希望妻子與孩子能夠過自由、平等的生活。
〈舔傷〉這篇文章講述妻子和小姨子的大伯，在日本的地鐵裡看見疑似他們父親的身影，認為他也許還活著，但其實大家心裡都明白，這是不可能的。
姊姊榴美打電話來，語氣急切。
「我告訴妳一個驚奇的消息，」讓人聽得見她因為興奮，胸口發出的雜音：「爸爸還活著！」
「怎麼回事？」妹妹問。這樣無厘頭的說法。「那妳看到了嗎？」
「堂姊的大伯在日本見到的｜說是活得好好兒的，在廣島做生意呢......」
當然，姊姊榴美的話是禁不起詰問的。
「……他們在地鐵上相遇，那麼巧呀。不過父親像迴避什麼似的，只點了點頭，就開溜了。」
「如果爸爸真的在世，有什麼躲開的理由呢？」妹妹問。
「是啊……不過大概是真的，妳知道，在日本地下鐵車廂裡有多少乘客呀，」姊姊那一頭語氣緩下來，但是還一逕抱著希望，解釋說：「說不定被人潮沖散了，想說話也來不及吧。」
「堂姊的大伯是這樣說的嗎？」妹妹說：「他沒有認錯人嗎？爸爸從來就很像日本人的。」
父親在馬場町被警察槍決的時候，姊姊榴美還是個孩子，隨著母親、哥哥一塊兒去殯儀館認領的時候，母親的肚子裡挺突著的，就是這個後來取名叫哲美的妹妹。
「爸爸很不甘心的死去，他的上顎緊咬著，把下唇都咬成紫黑；更衣的時候，我們看到他的十指指甲都已經拔掉，畢竟是疼痛或者憤恨吧。殯葬的人問：家人要不要留下他的一件衣服做紀念。我們都害怕的拒絕了那件穿過彈孔的上衣，好像父親真的犯下滔天大惡般的，潦草掩埋了……」
──這些話，日後出生和成長的哲美，像咒語一樣牢牢的一成不變的烙印下，是永不能改的。今天，怎會有這種死而復生的道理？
「我聽堂姊的大伯這麼講以後，又趕緊去問詹伯伯，」姊姊接著說：「喏｜就是那個同爸爸共列一張判決書的那個詹伯伯。他想了想，搖搖頭說：沒有這種可能吧，相信妳父親還不至於有那種買通牢役，調換人犯的神通。妳不是一起去認領埋葬妳爸爸的嗎？」
畢竟妹妹比較冷靜，大概是遺腹子，從來沒有見過自己父親的關係，說：「姊姊，不要再亂想啦，爸爸已經去世四十六年囉。」
「是啊，堂姊的大伯回來講起的時候，我雖然高興，但總半信半疑，」榴美在電話裡說：「他說：樣子好像妳父親呢，只是身材略高一點。我想，七十幾歲的老人怎麼還會長高呢？」
這事總算暫時平息，妹妹掛上電話。姊姊榴美隔幾年總有這一類的藉因，徒讓一家人重又回索過往，狂喜以始，悲泣以終。
接下來這篇是〈岳父的寫生帖〉──
昨天，我家的傳真機吐出一份現任總統與行政院長具名簽署的「回復名譽證書」，那是為岳父半世紀前死刑的平反昭雪。眼看著這份正式文書經由傳真機局部局部掃瞄，白紙幾公分幾公分的伸展出來，感覺十分怪異，狀上措詞的崇高莊重，在這樣的動態下竟成一種滑稽與荒謬。
這是我們的遺族代表之一，為了讓各家分支迅速見到這「平反」文件，而不得已採用的傳輸辦法。
稍後，妻又取出她珍藏的岳父遺物，包括秀美沾水鋼筆手跡的日文詩集；不同時代的照相，帶著隱隱不祥感的岳父憂傷面影。因為蒙難時我的妻子Amy年尚幼小，幾乎未曾留下實在的印象，因而這些物品幾等於她父親自身。
於我，未謀面的岳父的一切，也經由這丁點兒物品直接或間接的輻射向我，之中特別是那一冊咖啡色硬紙皮、圈環裝釘的圖畫本子，基于自身寫生的經驗與心情，我也許閱讀出較諸旁人更多關於繪畫者的背後。
我可以想像站在六十年前某一個鐵道月台上，年輕的岳父捧著這一冊白圖畫本興致盎然，手握濃黑的軟鉛筆，眼力敏銳的往返候車亭和樹影以及畫紙之間，慎重的畫下柵欄和鐵道消失盡頭的筆跡，那灰淡的天空似乎很陰沈，以致無一絲投影能幫助這位業餘的畫家表現物體的厚實感……。
因為是鐵道工作者的關係，岳父的畫本裡留下許多相關的場景：諸如從正面看去機關車的停車庫風景，一列隱在黑洞中的蒸汽車頭；或是在站內花園間被淹沒了底部、只露出鍋爐和煙突的局部，由於知識上的熟悉，部件細節在岳父筆下精細的一一描出。還有那高聳的貯水塔，在整個低矮的小驛站建築群中間，像巨人似的跨立著。有些畫頁，我看到岳父試著從群坐的候車人的背影描寫他們，旅人們俱都戴著呢帽穿著墊肩的上衣──那是個慎重出門旅行的年代；也有光圓頭顱的小男孩與留西瓜皮似的髮型、穿水手翻領的女學童……。
這個性情細緻的年輕鐵路局職工，卻在留下這些閒適優雅的作品之後不久，被逮捕失蹤，家屬在三個月後領到槍決後發還的遺體──雙手十指指甲全被拔脫、上齒緊咬下唇的痛苦死顏。
在官方登錄的典冊上，僅只簡單的記載著：「鐵路局案」以下，寥寥註記人名、籍貫與「罪行」。據家屬的揣度，是參加同事們的讀書會而引起的殊連。
這一本親筆細細描出岳父生前眼中映出之景的寫生帖，每使我陷于悲憫與生之無常。
屢屢翻閱的關係，軟濃鉛筆的線跡因畫頁彼此摩擦而暈糊，雖然現在有一種定著液的噴劑，可以使其上產生一層薄膜的保護，但為親炙紙面上岳父必留的指痕跟汗漬，我終於沒有那麼做。
詩比歷史更真實
有一次我回台大演講，演講地點是在一間階梯教室，走廊上布置了很多白色恐怖時期的照片，我看著那些照片，心裡非常激動，因為照片中每個要被槍決的人，都沒有露出恐懼的表情，而是掛著微笑赴死。演講的最後，我引用了一首詩，詩的力量好大，短短幾句話便足以震撼人心，不像我，絮絮叨叨許多。
看看這一篇吧，〈詩的時刻〉──
詩比歷史更真實──亞里斯多德
1960年代，有同窗住台北南機場的眷舍──他原是一個空軍子弟，無意間聊起眷區的事情。對於那一大片克難時代建成的集體住宅，我不能有多大的想像力，但他的談話中言及一種令人震撼的「風景」，引動我模糊又具象的顫慄，眼前便映起那幅畫景，同一時，我耳際彷彿也擦過遠遠飄過來零落的槍擊聲。
他的敘說是這樣的：
眷村中的男人們總會事先得了消息，一大早紛紛登上陽台，遙遙望見那平緩的草坡上，幾個槍兵執押一定數目的人犯｜有時四、五個，有時七、八個，晨霧中黑影跪成一列。男人們聚集的這個陽台與刑場的間距甚遙，細節完全看不清楚，這樣恰合構成既具體又抽象的假日鑑賞｜軍法處總是挑在例假日行刑示眾的。
「灰白的霧中，一個黑色人形倒下！」他說︰「大約一秒鐘遲後吧，啪！的槍聲才傳過這邊來，清脆的、不具殺傷力似的一響，但黑人形卻真切的倒平，一動不動了..當那個渺小的槍兵，在死囚背後移動到次一個射擊位置而舉槍的時候，男人們開始揣測甚至打賭，那囚犯中彈後即將撲地的方向──前或者偏左、偏右……」
當然結局往往十分爭議，左右歪斜的角度，以這種遠距離很不容易判別。
最後我的同學說︰「男人們的賭注不過幾個小錢，只表示了他們因置身事外，而視死亡之輕蔑。」
到後，陽光穿透晨霧，遠遠的晒照此時已靜寂的死犯遺體，也同時晒得陽台上男人們滑膩滴汗的時候，他們終止了聊天，一哄而散。
許多年後，因緣際會，我與白色恐怖遺屬的女子聯姻，仍未意識到上述聽聞與我那從未謀面的岳父的關聯。直到二○○六年春天，妻家渡美的第二代回臺，照例家族聚宴，此時岳母與舅兄皆已仙逝，我以為不可能增添任何岳父受難敘說的時候，席間，卻出現一位當年目擊者，說出以下一番證言︰
「我從基隆往台北的大學間通勤，那一天，在火車站的警總公告上，看見伯父的名字，遂放棄上課，立奔伯母工作的古亭，等兩人到了馬場町行刑的地方，擠進圍觀的圈子。行刑後囚犯們的遺體仍棄留原地｜因為從背後擊發的，他們大都向前仆倒。伯父是我們極相熟的人，以為立即可以辨認出來，遂上前去將仆地的遺體一個一個抱起，翻轉過來審視，哪裡知道，死決已超過四小時以上，雙手在身後反剪著，經太陽晒過，臉上沾著塵土，一時間竟十分難認。一再比較，伯母與我終於認定｜那是經過三個月的刑求拷問，上牙緊咬下唇的死容。我們終於雇了兩輛三輪車，伯母懷中摟抱的是胸前有兩顆彈痕灼焦衣服的僵硬身體……」
至此，我才恍然將相隔多年的同學口述的「遠景」，與這一迫近的「特寫」表述，連繫在一起，深切的震撼了。
午後滂沱大雨中，我衝進大學館舍的走廊，在溼瀝、陰霾的空間裡，一大群等待聽講、上課的男女學生黑影幢幢。
此時廊道牆壁上，有大幅文字與圖像張貼著，我迎面看見照片上，一個個青年胸前以白索交叉，雙手反剪身後，上衣左側縫貼布條，上有墨筆書寫的名氏。
壁報的文字說明：此為臺大歷史系學生某，槍決臨刑前的留影！
這一系列慘怖的黑白相片，放得過大而顆粒粗糙。配合判決文件放大的原件犯罪事實說明，貼滿整面牆壁，受刑者係就讀臺大的學生五、六人，大略讀去，知是同案的繫連者。
可怪這些臨刑者的面影，毫無神情憂畏之狀，甚或顏帶微笑，嗚呼青年！
推算這些被發掘披露出來的歷史圖照，約半世紀以前所發生，我佇立在壁前，心為之久久顫慄。
就在這時候，從我身旁窸窣行經的當代學生們並無一人停下步來，談笑如常的走過。大約處於昇平時代的年輕人（唉，也不過才五十年），對動輒以殺戮為鉗制時代發生之事，已無從感同身受了罷。
我祈禱歷史永不再循環！
不久，我演講的時間到了，可容四百人的階梯教室，多已就座。
講題原定：「我的家族故事」，旨在為這些中文系的同學談談關於「接近自己生活／生命的敘事狀態」，或者藉此表述寫作方法和素材的選擇──這是我講綱的本意。
然而，受到課前參見壁示的慘苦歷史圖照的影響，恰恰岳父即一白色恐怖時代槍決受難者，遂不免在引例裡，插入「人類相煎逼的酷虐史，綿長無期」的感嘆。
從岳父的遺物中，有一冊以雋秀鋼筆手書的詩抄，推測其為詩興傾向的年輕人，然而在他關押、刑求與受死間，不知可有詩作留下？一切皆被湮滅的彼時，我們自然不能知道。
中外知識者死前留下絕命詩的，為數眾多。大約「詩」的形式最宜表達那無形而懍然的死亡魅影吧。
我在演講末尾，引述一首Ariel Dorfman的詩，以喻說一個為酷刑籠罩、無時不處於死亡之影下的詩篇：
我們都知道要走幾步 夥伴，從牢房
到那房間如果是二十步 那沒法帶你到浴室
如果是四十步 那沒法帶你出去運動
如果你走超過八十步 而且開始踉踉蹌蹌走走停停地
上樓 噢，那就只有一個地方
只有一個地方 只有一個地方
如今就只有一個地方 是他們要帶你去的
演講結束時，心情卻仍陷於抑鬱的我，默默收拾文件預備離開教室，耳間漸漸聽聞散堂後，學生們恢復熙攘談笑，而放下了心。
大約他們僅只把適才悲愴激越的聲腔，視為講者個人的風格吧。
有一種故事是人生
我最近看了《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編著團隊訪問了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並把受難者的遺書展示出來。其中有幾個場景的描述令人動容，我簡單舉出兩個。
同一個案子的兩個受刑人，他們並未被關在同一間牢房裡，其中一人從另一人的牢房前經過時，牢房裡的人立刻靠上前，從嘴裡吐出一張白紙，另一人起初並不明白對方為什麼要這麼做，後來才意識到，原來對方是在告訴自己，他什麼都沒有說，希望他不要被哄騙了。
另一個，則是妻子在信中告訴丈夫，要他在臨刑前穿上球鞋，而且不要忘記把手放進褲子口袋裡，如此一來，即使行刑後屍身面孔模糊難辨，家人領屍時也能很快認出他來。
故事，也許平常，也許深刻；也許輕鬆，也許沉重，同樣的是，總是人生之一。
末文摘自《跟著大師品人文》
「故事中的故事─雷驤 我們的故事，他們的人生」一文
延伸閱讀：
《跟著大師品人文／謝里法畫‧說大稻埕：是巴黎蒙馬特、是紐約格林威治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