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抗暴57周年。1959年3月，相隔三千公里的西藏和台灣，意外牽起一份情緣，成為有史以來，而且到目前為止，台灣對西藏最深刻的關注。因為那一年，台灣響應西藏抗暴。
西藏，唐宋時為吐番（念土撥，為藏人對藏地的稱呼，譯成英文就是Tibet），自古是一個獨立國家，從不屬於中國。中華民國成立後，1928年7月設蒙藏委員會，處理西藏事務。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隔年即入侵西藏，西藏政府向聯合國求助無效，1951年被迫簽訂《十七條協議》，中國取得西藏主權，西藏保有形式上的自治權。該協議可說是最早雛形的「一國兩制」。
共軍血洗西藏，台灣熱烈聲援
《十七條協議》簽訂後，西藏維持短暫和平，但危機逐漸逼近。因為中共在西藏周邊的藏族分布區（包括青海、西康、甘南、川西、滇北）強制推行大躍進、人民公社、「三反三算」等制度，摧毀藏傳佛教，強迫僧尼還俗，關押大量政治犯，造成大量藏人死亡。十世班禪為此向北京政府寫了《七萬言書》，差點死在獄中。達賴喇嘛之兄嘉樂頓珠1959年9月24日在印度揭露慘狀：「數年來，死於中共之手的西藏人已達十萬人以上。」
1956年以後，這些地區爆發多次武裝抗爭，動亂局勢導致大量難民湧入拉薩，駐拉薩的共軍也積極備戰。1959年3月10日，中共官員疑係設局邀約達賴，藏人擔心達賴會被「鴻門宴」或綁赴北京，力阻之，並高喊「西藏獨立」、「中國共產黨滾出西藏」等口號，史稱「西藏抗暴日」。3月17日，羅布林卡（夏宮）附近遭共軍砲擊，達賴逃離西藏，出走印度。19日起，共軍發動「拉薩戰役」，進行血腥鎮壓，嘉樂頓珠說：「有兩萬志士──幾乎全是西藏人──被殺。」英國學者安納德（Dibyesh Anand）稱，共有十多萬藏人展開「大逃亡」。
台灣以「西藏抗暴」來描述1959年3月這起事件。雖然西藏在歷史上從未屬於中國，也不屬於中華民國，但台灣人民在國民黨政府「大中國」思想的宣傳教育下，也義憤填膺聲援「西藏同胞」，蔚為熱潮。
學生簽名從軍，各界踴躍募款
從當年3月29日青年節以來，「支援西藏同胞反共抗暴運動」熱烈展開。部分大學生和中學生為了組織「志願軍」參加抗暴而簽名從軍。這股風潮大約從師範大學開始，之後各校仿效。例如師大有陳培基等140多人，政大有117人，育達商職有109人，僑大先修班及華僑中學有張志堅等百餘人，台中新民商職有劉新田等60人，建國中學有王振亨等18人，強恕中學有沈良能等16人等，都簽名參加志願軍。
當時許多學校都成立團體，從事宣傳和募捐活動。如政治大學成立「鐵幕人民反共抗暴委員會」，法商學院（今台北大學）成立「支援藏胞抗暴會」，中原理工學院成立「援藏抗暴委員會」等。有些學校則舉辦大型活動響應，如台北工專舉行「支援藏胞反共抗暴運動大會」，台中新民商職有學生150人參加捐血，以「援助藏胞抗暴傷患義士」。
有些學校以其辦學特色切入聲援行列。例如實踐家專有200多人簽名志願參加救護隊、兒童保育隊、炊事及服裝縫製隊等。國立藝專則動員國劇、影劇、音樂、影劇編導、美術工藝、美術印刷等六科師生舉行義演義賣，收入所得，捐作支援藏胞抗暴之用。
台灣每一次政治運動，幾乎都少不了捐錢。光是台北，光是4月份，捐款數千元的中學就有板橋中學、強恕中學、育達商職等校；連一所目前很少人知道的「北市五校木聯分部」（今實踐國中），也捐了2,668元。
不過大宗的捐獻，仍是出於社會團體，而且訂有「勸募目標」。4月9日，名稱落落長的「中華民國各界援助鐵幕內人民爭取自由委員會」由谷正綱主持，邀約工商、勞工、婦女、航業、劇藝界等代表參加。據《聯合報》載，代表們主張「此次勸募目標應不低於支援金馬運動」，因此「自動商定」勸募金額：工商界至少新台幣150萬元，勞工界至少150萬元；婦女界、航業界、劇藝界至少各為20萬元。
同一天，「台北市進出口商公會」理監事會通過捐獻10萬元；菸酒公賣局所屬單位眾多，員工捐獻也至少募得10萬元。有些單位如監察院全體員工、台北市政府員工、台大全體教職員等，則捐出一日所得。台鐵除了全體員工捐獻一日所得20多萬元外，並舉辦「獻金運動週」向旅客勸募。
國民大會也響應了，捐了1萬5千元，並由藏族國代羅桑益西和吳香蘭，以「國民大會全體代表」名義廣播慰問達賴喇嘛。廣播提到，如果達賴想要來台「共商反共大計」，「全體國大代表同寅竭誠歡迎」。對照現今馬政府對達賴的冷漠態度，不可同日而語。
宗教界也聲援西藏抗暴，而且不分教派。如台北市十普寺戒壇全體僧尼及三藏學院師生，集資兩千元送請匯交西藏抗暴軍；並於3月28日至4月8日，每天為西藏殉難軍民誦經超薦。中國回教協會青年部舉行「支援西藏反共抗暴大會」，募得兩千多元，向達賴喇嘛致敬電，並為死難藏人及抗暴勝利祈禱。
「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也召開大會，通過電請海內外天主教團體，一致支援西藏抗暴。電文由于斌總主教簽署發出：「海內外天主教團體諸同道道鑒：中國大陸自被共匪竊據以來，無數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及同道，慘遭拘禁或致命殉道，宗教自由已被剝奪無餘。西藏同胞為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維護基本人權，已紛起抗暴。本會為宏揚天主仁慈，並輔助國家中興，特響應藏胞英勇抗暴之義舉。謹電籲請給予西藏同胞道義與物質之支援，以摧毀匪偽暴政，拯救中國大陸苦難同胞，無任感禱之至。」對照習近平在中國浙江狂拆教堂的十字架，其數逾千，這封電文的精神，依然歷久彌新。
民間出錢出力，官方綁手綁腳
以上所述，是1959年3、4月台灣人民聲援西藏抗暴的梗概，確實盛情可感。不過，和民間的澎湃熱情相比，官方的考量可就複雜了，這和情勢有關。簡言之，當時西藏政府（從中共入藏前的西藏政府，一直到流亡達蘭沙拉的達賴政府）傾向獨立，對覬覦其主權的國、共兩黨缺乏好感；美國政府基於戰略考量，支持西藏獨立，欲將西藏問題國際化，並推動西藏問題由聯合國解決；國民黨政府則和共產黨政府一樣，懷抱大中國思想，欲將西藏問題內政化（當然，這是出於蔣介石的意志）。
如此一來，國民黨政府在西藏議題上便綁手綁腳，自相矛盾。為了在國際上跟中共別苗頭，它必須聲援西藏；但為了堅持對西藏的「主權」，它又跟中共採取同一立場。這不僅使國府在援藏上角色模糊，國際宣傳失效，也讓西藏流亡政府保持戒心。
至於美國，也了解國府難以合作，決定單獨援藏，並建立起對西藏內部反抗勢力和西藏外部達賴政府的雙線聯繫管道。國府只能透過駐印度情報單位居間聯繫，和中國境內幾支游擊勢力接觸。其中一支，即是貢保扎西領導的「四六水崗衛教志願軍」。此外援藏管道非常有限。
於是問題來了：既然援藏管道有限，那麼捐款的流向呢？那些簽名參加志願軍、救護隊、保育隊的學生，後續呢？更不要談，那些捐給「抗暴傷患義士」的熱血呢？
威權時代就是這樣，有些戲，表面做足風光，後續不堪追問。由於國府對藏區只有很少數的空投，人員空投更是極少（僅限於訓練精良的軍特人員），因此簽名參加志願軍、救護隊的學生，肯定沒有送到西藏；甚至有沒有被軍方吸收為職業軍人，都值得懷疑。筆者比對一些人名，發現他們後來並沒在軍中發展，而是當了學者。
至於民間捐款的流向，筆者因掌握史料有限，只能打上問號。理論上，這些援藏的錢，如果不是充作他用，融入龐大的歲出歲入預算之海，而是堅持專款專用的話，那麼最有可能的用途，應是1960年以後，國府開始爭取流亡印度藏人的支持，培養這些藏人中的親國民黨勢力；例如爭取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來台訪問，或接濟一些藏族青年來台就學。此外蔣介石也指示，在印度就近儲訓藏族人士，以備日後派遣回藏推動抗暴。這一計畫付諸實行，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
那場美好一仗，台灣曾經打過
回顧1959年台灣民間的援藏熱潮，雖然有官方動員的痕跡，雖然有「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誤會」，雖然幕前幕後是兩回事，但仍是義勇感人。這場援藏運動，若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是一個不自由的台灣，聲援一個更不自由的西藏，而且成效有限。但撇除官方的政治算計，純就民間角度而言，不失為憨厚可愛。
然而，西藏抗暴不只是過去式，還是現在進行式。去年，「西藏自治區」成立50周年之際，總部設在印度的西藏青年會（TYC）發表聲明指出，中共非法佔領西藏以來，已有超過120萬藏人死亡，6千多座寺院遭到摧毀；有組織的壓迫、鎮壓與歧視仍在持續當中。藏青會直言：「中國50年的統治，是西藏歷史最黑暗的時代。」
50年來，西藏的苦難沒有變，中共的殘暴沒有變，倒是台灣變了。更具體的說，台灣人民對西藏的關懷沒有變（雖然行動縮水），倒是國民黨對西藏的態度大變。但這又不難理解，因為國、共彼此雖然愛恨無常，但都是大中國思想者；而大中國思想必然否定和侵犯西藏的主權，就像否定和侵犯台灣的主權一樣。還好台灣付出無比的犧牲，終能從國民黨的「大中國魔咒」慢慢除魅，緩緩甦醒；還好，台灣尚未重蹈西藏覆轍，跟中共簽訂「和平協議」，而墮入另一個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