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銷售大陸禁書的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開始失蹤，當時只有《蘋果日報》即時報道。及至1月2日，事件始獲其他傳媒著手關注和廣泛報道。同日早上，李波夫人舒非（蔡嘉蘋）第三次接到李波電話「報平安」，兩度追問李波是否身處深圳不果。當她要求與李波身旁的人通電話時，通訊即被切斷。倒帶回顧，李波在12月30日到過柴灣倉庫準備交書給「朋友」，無端失蹤不回家吃飯，之後來電顯示深圳號碼，素來跟妻子以廣東話對話的李波竟然跟妻子說起國語來，聲稱「暫時回不去，要配合調查」、「他們要我協助調查，如果我表現合作，就可以從輕」。凡此一切，顯非尋常，幾乎可以肯定李波已遭中共黨國爪牙綁架到大陸，極有可能在柴灣海傍被押上「大飛」快艇星夜越境北上直奔深圳海岸，或者仿效當年中共在六四後策劃綁架金堯如的辦法，利用邊防免檢的中國官方用車偷運出境。香港警方向舒非表示沒有李波離港紀錄，而且舒非也在家裏找到了李波的回鄉證，顯然李波不可能是自願離境。舒非擔心不已，而患自閉症的兒子也對父親失蹤感到難過。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非常關心港人在任何地方的福祉，警務處已經開始工作，因此她不便評論。然而，面對像2013年出現「習近平去死」字句、2015年港大校委會會議錄音曝光、兩名《蘋果日報》記者追訪吳克儉等事件，早已出動重案組，但現在卻僅由失蹤人口調查組跟進。香港記者協會及獨立評論人協會致函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廣東省公安廳長李春生，以及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要求釐清事實。
1月3日，支聯會舉行記者會，表示深切關注，發起1月10日遊行抗議。支聯會主席、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引述書店熟客表示：銅鑼灣書店原擬出版有關國家主席習近平年輕時一名情人的書（實際書名據稱是《習近平和他的六個女人》），透露習近平的私生活，有人已勸喻書店不要出版。多個團體包括社民連和民主黨也到中聯辦外示威，強烈抗議中共幹部越境綁架。與此同時，由於李波有英國護照，桂民海女兒已為李波向英國警方求助，英國警方表示正在跟進事件。此外，署理保安局長李家超表示：警方會積極全面調查，並且按機制向中國執法部門查問是否有港人被拘留或實施刑事制約措施，正在等待答覆。
1月4日，台灣中央社發佈一封聲稱是李波給銅鑼灣書店職員的「報平安信」，信中李波稱「已採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內地，配合有關方面調查，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如此聲稱以「自己的方式」突然人間蒸發，不寫「自願」兩字，顯然意在言外。難道「自己的方式」就是開書店、出禁書嗎？此外，中共黨媒《環球時報》以單仁平名義撰文聲稱李波「失蹤」在香港「被炒作」，「猜測」李波被大陸執法人員越境帶走，將事件「引往政治方向」，目的是「試圖製造香港社會同內地的隔閡」。但該文竟然畫蛇添足表示：既然香港特區政府表示調查此事，相信它一定會與內地相關機構溝通，把事實搞清楚。換言之，只要跟中共當局溝通，就可以把綁架事實搞清楚，真兇不是已經呼之欲出了嗎？
回顧自2015年10月以來，銅鑼灣書店已經相繼有5名股東及職員在泰國和中國大陸連環失蹤，與書店的股東巨流傳媒有限公司息息相關。巨流傳媒在2014年向前老闆林榮基收購銅鑼灣書店，成為書籍發行商，主要負責倉儲集散運送，當中涉及多本大陸禁書，包括李波以筆名高天寒所著的《習近平暗通薄熙來》等。最早出事的是巨流傳媒股東、瑞典籍、在泰國失蹤的桂民海。法新社稱獲可靠消息，表示桂民海是被中國當局派人到泰國擄回中國，和他一起被擄的還有已獲加拿大政治庇護的中國異見人士姜野飛和董光平，以及兩名法輪功學員。另外，該書店及出版社3名員工呂波（股東兼總經理）、張志平（業務經理）、林榮基（銅鑼灣書店主管）也幾乎同時在深圳失蹤。李波已是第5人。
一、綁架不是執法
許多論者把李波蒙難事件定性為「跨境執法」。這種說法大有問題，充滿語言病毒，至少詞不達意。首先，「執法」一詞簡直荒謬，由於涉嫌沒有拘捕令及遵行法定程序，而且肯定至少在香港沒有執法權限，因此根據任何法律標準，大陸官員或其僱用的黑幫都不是在執法，而是公然違法。把綁匪說成是執法者，真是一大發明，大家千萬不要被中共名詞洗腦而不自知。至於「跨境」一詞，更加巧妙地把我們的目光從擄人行為轉移到其他焦點，事件彷彿是大陸官員飾演國際刑警、偷渡入境、侵犯香港自治權的案件，說得好像是大陸公安偷偷摸摸來香港把壞蛋繩之於法的那種級數。
需知道人權高於主權。沒錯，香港自治權固然受到侵犯，事實已經擺在眼前，但是本案的關鍵卻在於中共派人綁架李波和剝奪香港人的人身自由，被害人不見蹤影，兇手與幕後主腦集團逍遙法外。無論綁架地點發生在世界任何地方，香港政府都需要尋人、救人。既然本案發生在香港，香港政府更加需要緝兇、檢控、協助索償。這是首要的人權問題，當然這樣無礙於我們共同抗議中共違反《基本法》和侵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總之，本案是「越境綁架」，絕非「跨境執法」。
李波一案，與其單純說是李波「被誘捕」（此詞還是可能會產生誤解，令人誤以為李波被引誘後依法被捕）或者「失蹤」（此詞沒有指明本案的綁架犯罪性質），不如直接說它是一樁共產黨精心策劃的非法越境綁架案，清晰易懂。儘管舒非在1月4日下午到警署銷案，但卻由於失蹤者未現身，銷案無效，而且不能據其行為否定「越境綁架」這個犯罪事實。目前應該做的正是：尋人、救人、緝兇、檢控、協助索償！1月5日，梁振英竟然不知羞恥，促請「李波本人」儘快提供資料協助調查，簡直反智低能。
二、綁架非新鮮事
中國共產黨是史上最龐大的恐怖組織。歷來綁架人的數量，早已遠超伊斯蘭國。東風壓倒西風，東邪猶勝西毒。2015年10月，中國維權律師王宇之子包卓軒被公安從緬甸綁架到中國，然後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又接連在泰國與深圳失蹤。那時候，許多香港人以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至認為跟香港無關。殊不知中共集團針對香港人或者在香港實行的越境綁架先例，不知凡幾。
一代香港名記者周榆瑞著有《徬徨與抉擇》（去年由開放出版社再版，值得一讀），詳述他在1952年被當年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從香港誘騙北上大陸，因而遭受秘密關押審訊四年、接受思想改造的往事。他在蘇州車站被捕時，被中共爪牙當場警告：「要你怎樣你最好怎樣，事情總能合理的解決」；「不准說話，這是命令」，然後被直接綁架到上海。我相信姚文田、桂民海、呂波、張志平、林榮基、李波等人被綁架或被關押時，雖然地點不同，但估計也聽過類似狠話。中共獨裁恐怖集團，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周榆瑞在書後語中寫出一段文字，相當發人深省：「自由只有在你度過一個最不自由的生活之後，才會視為寶貴。」這句話值得大家冷靜深思。
及至2008年，中共恐怖集團依然不改其綁匪本色。流亡海外的北京八九民運人士周勇軍，當時為了探望在大陸病重的母親，利用買來的馬來西亞假護照從澳門到香港，期望可經香港回國，但被香港入境處揭發利用假護照入境而被捕。然而，當局卻不根據香港的入境條例提出檢控，或者遣返澳門，反而當時的特首曾蔭權卻應中共要求，允許中共派員來香港把周勇軍誘往深圳拘捕。周勇軍現仍被囚禁在四川。由此可見，當時的香港特區政府正是中共恐怖集團從事綁架犯罪行為的共犯。無論如何，綁架先例早已存在，地點細節容有差異，犯罪本質完全雷同。
引誘後綁架的犯罪模式，在2013年姚文田案件中重現。姚文田是晨鐘書局老闆，早已是香港永久居民，因籌備出版流亡美國的獨立知識人余杰新書《中國教父習近平》而被國安部門指使姚先生的「朋友」把姚先生誘騙到深圳後立即拘捕。2014年5月，深圳市中級法院以「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姚文田監禁10年及罰款25萬人民幣，然後以港澳人士入獄後不准保外就醫為由（請各位鄭重關注此點），決意要把心臟有問題的姚先生持續關押，導致姚先生目前身體相當虛弱，恐怕撐不了10年。現在那本佳作已經另行出版，共產黨還要姚先生的老命，簡直天理不容，人神共憤。
中共官員越境綁架固然不是新鮮事，中共官員越境行動更加屢見不鮮。2004年，中國公安到香港島摩星嶺執行「特別任務」被港警截獲。2014年，中國海關緝私快艇闖進香港境內拖走懷疑走私船被本港水警攔截。同年，中共國安人員在香港雨傘運動期間混入人群，監視記錄。此外，廣東警官學院教授許細燕及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追逃組組長劉紹新早已指出：中國公安到香港非法越境行動案例繁多，應予制止：派人偷渡到香港直接辦案，要求香港當局代為實施凍結資產及限制人身自由等強制措施、代為蒐集證據、代為強行抽血套取樣本、不按程序僅憑交情代為緝捕疑犯等。
時至今日，針對李波，中共當局不但非法越境行動，更加非法越境綁架，引誘地點及綁架地點均在香港境內，其侵犯人權與侵犯自治的程度，堪稱史無前例，粗暴無恥，承前啟後，到達巔峰，因而一舉喚起香港人和國際社會的深切關注。香港人為了自己和下一代的安危和福祉，不應繼續坐視不理，應該奮發抗爭。香港命運已經岌岌可危，獨立司法與自由媒體正在勉力苦撐，大家焉能中共集團在香港實施的暴恐犯罪行為視若無睹？
由於篇幅關係，我會在下一篇文章中談談中國共產黨對付叛徒李波等人的「黑幫執行幫規」本質，以及坊間很有興趣知道的「彭麗媛的情人的情人」，以及所涉及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