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時代，當局宣稱「匪諜自首，既往不究」，這句話是典型的曖昧語句。「不究」頂多表示「不判刑」（但仍有不少例外）；但不判刑之外，折磨人、糟蹋人的花樣百百款。甚至有的人不是匪諜，也得自首，還要受到長達三、四十年的折磨，等於受到加倍、徹底的追究。這人就是李松盛。
李松盛生於1926年，出身屏東六堆、竹田鄉二崙村第一大家族。二崙李家來台三百年，文風相傳，人才輩出，包括1892年中舉的李鎔經，他是清治時代中舉的20名六堆士子之一。但到李松盛父親一代，功名已成過往，只是尋常農家。惟客家人耕讀傳統不輟，因此李父辛苦栽培兒子讀書，李松盛也很爭氣，考上省立師範學院。
四六事件：白色恐怖的序幕
師範學院即今台灣師範大學，這是戰後台灣最高師範學府。戒嚴年代大學排名，台大之後就是師大，可見師院學生之優。然而戰後第一場大規模學生運動「四六事件」，剛好是由這兩間學校起頭，共有兩百多名學生被捕，開啟往後43年白色恐怖的序幕。
「四六事件」過程複雜，本文簡述如下：1949年3月20日，一名台大法學院學生和一名師院學生共騎一輛腳踏車，被警方取締（當時不准單車雙載，奇怪吧），關進台北市大安分局。兩校學生獲報，百人前往馳援，迫使警方放人。第二天，有四、五百名學生參加示威遊行。
3月29日，學生擴大串連，全台多所大學、中學生在台大法學院集結，成立「學生聯盟」，這是戰後第一個全島性學運組織。41年後（1990）的野百合學運，類似的學運才在中正廟出現（當然規模更大）。由於學運來勢洶洶，軍人出身的省主席陳誠決定先下手為強，開始抓人。
為什麼一場單純的「單車雙載」事件，會迅速演變成這麼緊張的態勢？這和當時山雨欲來的情勢有關：一者，二二八之後，學生對國民黨普遍反感，多人加入地下組織，準備為二二八報仇；二者，當時警方基本上是「軍方的民間部門」，警察多由外省軍人出任（台灣直到1989年才有第一位警職【而非軍職】出身的警政署長莊亨岱，1996年才有第一位台籍出身的警政署長姚高橋）。這些人亦軍亦警，執法手段粗暴，想不釀成警民衝突也難。
當時的警察形象尤其可議。根據四六事件經歷者盧兆麟（後來被判無期徒刑）描述：「戰後，尤其二二八當時，大陸警察又壞又愛收紅包，學生對警察更無好感。」因此單車雙載只是四六事件的導火線，就像取締私菸只是二二八的導火線一樣，背後連結的，是學生對國民黨和國家暴力的怒火。
4月5日，師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在街上被特務逮捕，不久機警兔脫。警總向師院開出名單，要求交出周慎源、鄭鴻溪等六名學運分子。當晚師院學生在學寮食堂（宿舍餐廳）召開臨時大會，討論如何因應。李松盛時任學生自治會幹部，力主技巧性抵抗，以掩護六名同學脫逃。
4月6日清晨，陳誠出動大批憲警，侵入校園抓人，兵分二路：在台大逮捕許華江、陳錢潮等十多名學生，在師院則遭到強力抵抗。最後師院有兩百多名學生被捕，送到兵營偵訊。在學生救援和輿論聲援下，幾天後大部分學生被家長或校方領回。但至少有張光直、丘宏仁等十幾名學生入獄。
秋後算帳：惡夜抓人逼逃亡
四六事件甫結束，一個月後，1949年5月19日陳誠發布戒嚴，白色恐怖風暴壓境。許多參與四六事件的人，陸續被秋後算帳，當然也包括力主抵抗的李松盛。
1949年6月，李松盛從師院畢業；8月，被分發到屏東潮州中學教書。四六事件過了，原以為沒事了，哪知才教到第二個學期便厄運降臨。1950年5月30日，雨夜10點，李松盛幫忙家事，在外面豬舍餵豬。也許冥冥中有感應，這天突然心血來潮，決定不回家裡，就在豬舍倉庫過夜。
半夜2點左右，李松盛在睡夢中被他的三弟搖醒，告訴他家裡出事。原來晚上12點左右，十幾名刑警、憲兵、便衣特務包圍李家，專程來抓李松盛。他們到處搜查，連床鋪、天花板都翻開，並盤問李的家人。家人都說他沒有回來；三弟更是機警，假裝鬧肚子，騙過他們，偷溜出來通風報信。
這雞飛狗跳之夜，來了一群凶神惡煞，抓不到人，悻悻然離去，但李家仍被「封鎖」三天，李松盛也在豬舍躲了三天。解除封鎖後，李父把家裡能變賣的東西，連三餐要吃的白米都變賣一空，換得現金交給愛子。李松盛回憶那一刻：「他是不擅言語表達的傳統客家父親，只跟我說了兩個字：快逃！」從此，李松盛開始踏上兩年風聲鶴唳的逃亡之路。
這時李松盛還是潮中教師，好端端一個老師，無緣無故就消失了。事實上，白色恐怖最少有六百名失蹤的教師，他們不是被捕，就是逃亡。1951年6月，一份由各情報機關匯總而成的《台灣地區在逃奸匪通緝總名冊》，194人中，25歲的李松盛赫然在列。
這份名單還有幾位四六事件的參與者，包括師院同學掩護脫逃的周慎源（排名第四，後來拒捕被擊斃），以及王子英（台大生，後來自新，加入調查局）、王文培（台大生，後來被判死刑）等。當年許多20幾歲、頂尖大學的高材生，不是在校內上課，而是在山林逃亡。這是台灣史的奇景，也是白色恐怖的真相。
李松盛到處躲藏，為了避免曝光，地點換來換去。有時躲在密林樹叢中，有時躲在山洞土墩裡。許多鄉民都知道他的行蹤，但六堆人重情義，內部凝聚力強，面對警察問東問西，總是回答不知道。
1952年秋，李松盛已經逃到山窮水盡，無以為繼，只好出面向屏東縣警察局自首，結束兩年驚弓之鳥的生活。坐牢是免了，卻成了登記有案的「列管分子」，遭到長期監控。1953年初經人介紹，認識他的貴人：台東師範校長劉求南。劉不嫌他是列管分子，聘他當數學教師。
這是一段佳話：一位外省籍校長，義助一位被當局認為有「叛亂」嫌疑的本省籍青年。這也是劉求南有國大代表身分，所以罩得住。李松盛苦盡甘來了？不，更苦的還在後頭。
整人為樂：變態特務出怪招
按照當時自首慣例，李松盛每個月必須向情治單位繳交一份「生活報告」。然而「整人為快樂之本」的特務，並不就此罷休。一位自稱「警總參謀」的人，要求李松盛每個禮拜到他下榻的旅舍「聊天」，聽他徹夜洗腦，直到天明才放李回去；而且警告這位兩眼昏花的老師，必須照常上課，不得請假。此外，這位「參謀」每次還會準備洗腦書籍，要李帶回去看，下週約談時繳交「讀書心得」。
筆者很難推測，這位特務究竟是心理變態、人格缺陷，還是有旺盛的發表欲，還是想成為一位教老師的老師，來彌補他的自卑感？總之很「怪咖」。但對李松盛而言，這種私刑，讓他每個禮拜都有連續兩天一夜不能休息，身心極度疲累；而且幾次下來，恐怖感即被定時設定、定時發作，壓力之大可以想見。
李松盛根本不想讀那些洗腦書，讀那些書，等於重溫恐怖的洗腦記憶。他把書交給溫興春、呂新榮等幾位好友代讀代寫，他再重抄交卷。溫興春也參與四六事件，師範攻防時，他被憲警毆打頭部，從二樓樓梯滾到一樓，再被押上軍車。後來當選增額立委。
這種洗腦聊天持續半年左右，李松盛再也受不了，乾脆豁出去了，向那位「參謀」嚴正抗議：「我的生命在你手掌中，要扼殺或放鬆隨你意，不必來這一套。你認為我不宜教書就說一聲，我明天就辭職回屏東老家，我做苦力也不會餓死的！我再不願以疲倦不堪之身心授課而誤人子弟！」
這種豁出去的決心，就是特務最害怕的。特務發現他的技倆玩不下去，或許還會被抖出來，因此答應每週一次的洗腦停掉，但每週一次的讀書心得照交。
李松盛所受磨難不止於此。有一次從台東師範下課，回家途中，突然被憲兵押進拘留所，說他是通緝犯，莫名其妙關了三天才釋放。
1955年，李松盛終於甩掉那位變態特務，調回屏東教書，但騷擾仍不間斷。警方三更半夜查戶口，每個月至少三次，持續將近十年；每個月寫給情治單位的「生活報告」，也持續寫了十幾年；學校的保防秘書（安維秘書）持續監視李松盛，每個月向情治單位打一次報告；不只如此，他在學校的辦公桌，抽屜常被偷開檢查；甚至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施明德逃亡期間，他也被叫去約談……直到1987年解嚴前後，李松盛才被解除列管，結束長達35年的夢魘。
1993年8月5日，李松盛在《民眾日報》投書〈兩百多人進警總 我的悲憤綿延40年〉，痛陳他在白色恐怖的遭遇。2009年2月，當時已癌症末期的李松盛，在接受採訪時說：
就是一個字「恨」…當時以為自首後，大不了被關，至少從此以後再也不用逃了。哪知道被放出來後，就像被關進一個無形的牢籠；尤其在台東過著幾乎生不如死的生活，後來還繼續被監控，痛苦四十年，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2010年，李松盛過世。過世後，「回復名譽證書」才送達他的家人。
李松盛的故事，讓我們見識到白色恐怖的無窮威力。只要被當局盯上，即使不是政治犯，沒有判刑坐牢，國民黨運作到熟極而流的人權迫害體制，依然有辦法把他們亂整、惡整，讓他們「痛苦四十年」。但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這問題，除非轉型正義成真，否則將永遠迴盪在這塊島嶼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