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有許多湮沉的人與事。本文所要介紹的，是一所曾經龍虎的學校的一段曾經風雷的歷史，這些學生用青春血淚寫歷史，而這段歷史消失了六十年。這所學校，就是台中商校（或稱台中商職）。
1945年更名的台中商業職業學校，前身是「台中商業學校」，創立於1919年。這是根據台灣總督府同年公布的《台灣教育令》所設的「實業教育」學校（等於今天的技職學校）。當年全台只有三間實業學校，分別是1912年成立的台北工業學校（台北工專前身，今台北科技大學）、1917年成立的台北商業學校（台北商專前身，今台北商業大學），以及台中商業學校（台中商專前身，今台中科技大學）。所以中商歷史相當悠久，在台灣中部的中等學校中，大概僅次於1913年成立的台中一中。
旭升中商：反日學府，左翼重鎮
學校就像酒一樣，越陳年越香，越老牌越有人文底蘊。中商亦然。這所學校第一次浮上台灣近代史，便架勢非凡。1921年蔣渭水等人創立「台灣文化協會」時，對吸收青年學生非常著力。根據總督府的《警察沿革志》，文協創立之初，學生會員有279名，以台北師範學校（今台北教育大學）136名最多，其次就是中商，有61名；第三是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今台大醫學院），49名。
中商成立才兩年，參加文協的人數，就比當時成立已23年的台北醫專還多。可見這所學校來勢洶洶，無論民族意識或抗日意識，都在校園迅速而普遍地扎根，確實不太尋常。而且參加文協人數，日後更不斷增加。
然而，就是因為這種不尋常現象，讓日本殖民當局開始打壓。1922年2月台北師範發生台灣史上第一次學運事件（向警方抗爭），600名學生參加，其中45名被警方偵訊，幸未起訴。但官方為了修理蔣渭水，乃操縱輿論，把矛頭轉向文協，說文協教壞這些學生。各校當局也如響斯應，強迫學生退出。於是文協的學生會員大失血，到了5月，北師即退出205名，中商也退出73名。
學運事件落幕後，同年3月總督府即撤換中商校長。第一任校長（兼台中一中校長）小豆澤英男被調職，換成柳澤久太郎。小豆校長作風開明，對日台生一視同仁，最被讚譽的一點，是不惜以辭職為抗爭，力保台中一中校名，沒有被總督府改為台中二中。當時台灣各中學，一中是日本人讀，二中才是台灣人讀，台中一中是唯一例外。筆者推測，中商的台灣意識濃厚，或許和小豆的開明治校有關；柳澤接任校長，應負有「整頓中商」的任務。
果然柳澤到任後，中商這株抗日新芽很快被彈壓了，此後即少出現於台灣抗日史。但反抗意識仍在校內滋長。一位後來在白色恐怖坐牢的中商校友廖天欣回憶，他在校時，台日學生各半。台灣學生私底下都叫日本人為「臭狗仔」、「四腳仔」，通通這麼說，沒有一個例外。
台共謝雪紅在台中的活動，也對中商產生磁吸效應。一位後來在白色恐怖自首的胡海基，讀中商時被他的班主任（也是中商學長）吸收，加入左翼組織。而這位班主任讀中商時，即參加地下抗日活動，與謝雪紅有密切的關係。事實上，謝雪紅的革命伴侶楊克煌，就是中商畢業的。
有些中商人畢業後，還到有「社會主義大本營」的日本早稻田大學深造，如莊守就是留學早大期間，加入台共，回台後投入抗日運動。不過，早大也是日本現代運動的搖籃，另一個中商人張星賢，就是留學早大期間，加入田徑隊，並於1932年洛杉磯奧運參加400公尺中欄比賽，成為第一位參加奧運的台灣人。回台後並指導過紀政、楊傳廣等後起之秀。
風暴中商：反蔣青年，犧牲慘重
戰後，國民黨政權來台劫收，狗去豬來，民不聊生。戰前的抗日潮流，相當程度移轉到戰後的反抗國民黨。二二八起義，中商也未缺席。二七部隊的學生隊伍中，就有一支由何集淮、蔡伯勳領導的中商隊。事變之後，何集淮（陳文茜的外叔公）逃往中國，改名何健人，文革時被勞改至死。
二二八被鎮壓後，中商學生的抗爭火苗潛往地下延燒，多人加入左翼組織「省工委」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甚至在中商成立省工委支部。中商人的左翼思想，早從日治時代便已成熟，原因為何？胡海基的答案讓你嚇一跳。他說：「商校有經濟學這一課，這與社會經濟政治有關，很容易瞭解馬克思的資本論。」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點。當時的政治是右派當道，學術卻是左派溫床。而且當時教的是「政治經濟學」，也就是宏觀經濟學，這部分左派特別拿手，馬克思更是其中翹楚。從馬克斯的反剝削，到第三國際的反帝，在殖民地台灣完全無縫接軌。換句話說，日本人辦中商，等於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中商學生當時不僅有左派思想，而且素質優異。曾參加二二八起義的李碧鏘回憶，他在日治時代考進中商，當時的錄取率「約二十比一」。這5%的錄取率，以現今標準來看，比起一流國立大學毫不遜色。而這水準，到了戰後初期依然維持。
然而，這些優異且具有人文深度的中商人，卻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遭遇空前鎮壓，犧牲的慘烈程度，在全國各校中，大概僅次於台大和師院（今台師大），與成功中學相伯仲，而為台北以外受創最重的學校。胡海基說，中商是「台中反抗運動的大本營」，這對也有多人受難的台中師範、台中一中而言，可能不盡公平，但折兵損將之多，中商為最。
中商人的案情形形色色，光譜兩極。有的採取搶劫、綁架手段，如施部生、江泰勇（不過這是少數個案）；也有的只參加學生自治會，就被牽連入獄，如張常美。中商人除了畢業生、在學生，還有教師（如陳俊業、隋宗清）和職員（如王月戀）。其中陳俊業還吸收多名學生。連教職員都投入反政府行列，可見中商反抗規模之大。
中商人的受難也林林總總，有的是拒捕被擊斃，如陳俊業和江榮顯；有的是被判死刑，如施部生、江泰勇、許學進、呂國昭；有的是判無期徒刑，如劉貞松、王為清，分別坐牢33年、32年才出獄。這個紀錄，是翁山蘇姬被軟禁時間（15年）的兩倍以上，比曼德拉被關的27年還久。
有期徒刑方面，15年有徐鑾枝（胡海基之兄）、劉水生、巫鳳毛；13年有廖天欣；12年有吳文華、湯懋修、張振騰、張常美；10年有隋宗清、林仁守、盧鴻池、王子煃；5年有吳大祿、王月戀；2年有丁保安；感化有杜澄賢、何春輝；自首有廖學烓、吳明正、陳茂霖、胡海基等；逃亡有廖文珍；無罪有林祚庭等。
戒嚴時代，絕大部分政治犯是逮捕立刻羈押，沒有交保，等到判決「無罪」時，已經坐牢幾個月甚至一年以上。所以「無罪等於坐牢」這種悖謬邏輯，在白色恐怖完全成立。此外，還有一位蔡寬裕，雖然當時也就讀中商，卻是在1960年代因台獨案入獄，坐牢10年。
馴化中商：效忠黨國，向右看齊
這所學校，教出這麼多異議份子，可想而知，校長又要換人了。1950年5月，台籍校長江文章被撤換，由吳恭接任。筆者不知道吳恭及以下各任校長是否負有「整頓」任務，但可確定的是，此後這所學校被馴化了，從台灣民主運動史消失。
「效忠黨國」是馴化中商不可或缺的一環。1952年5月15日，吳恭校長任內，台中商職全體學生一千餘人被動員參加救國團，並致電蔣介石：「總統――偉大的革命導師：我們竭誠的接受 總統在三二九文告中，所給予我們的啟示…在總統的領導之下，我們一致參加青年反共救國團，把生命貢獻給 總統，把生命貢獻給反共抗俄的神聖戰爭…」
這時的中商，已經和1921年多人加入文化協會、戰後多人加入左翼組織，在精神上斷裂了。左翼思想從校園根除，黨化教育每天耳提面命。中商雖然屢更校名，而且不斷升格（1963台中商專、1999台中技術學院、2011台中科技大學），但那個充滿改革理想、反體制精神的叛逆一代，已經隨風而逝。許多學生甚至不知道，學校附近曾有一座楊逵的「首陽農場」，那就是反抗不義統治的精神象徵。
宏觀來看，何止中商，整個戒嚴時代，全國商業學校、商業科系都是一片「向右看齊」。國民黨辦的商業教育，只能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附庸，充滿右派的功利思考，缺乏左派的公義關懷。台灣今天官商勾結、貧富不均、無良企業和黑心商人大行其道，雖然原因複雜，但嚴重功利導向的商業文化，無疑要負很大責任。
不過，中商的校友畢業後，在各種因緣際會下，仍有不少投入反對運動。例如作家出身的前立委王世勛、17歲參加黨外運動的魏明谷（彰化縣長）、1970年代入獄8年的洪武雄（民主運動老將）、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滯美20年的蔡明憲（前國防部長）；以及更年輕一輩的、在2013年洪仲丘事件挺身力抗軍方的洪慈庸（現為時代力量立委候選人）等。
雖然反抗的風雷已遠，但那是現今「中科大」完整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一段光榮的印記，不應該被遺忘。本文淺述一二，其餘史跡，願有心者繼續勾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