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與Gladys在離開英國兩年後，有了第一個孩子楊燁。楊燁生性敏感，知道自己與別人不同，總是努力融入團體，保持一致。他喜歡閱讀，學業表現也優 異，卻因為父母的關係，沒法通過政治審查，進不了好學校。他更加努力，卻發現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文革時期他受到嚴重衝擊，精神出現異常，有年夏天他突然 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拒絕生活在中國。Gladys帶他回英國生活，他認真適應環境，卻還是躲不過自己是誰的困境……痛失愛子之後，Gladys 開始酗酒......
第十一章 燁，耀眼的火光
楊憲益與戴乃迭在離開英國兩年後，有了第一個孩子楊燁。楊燁生性敏感，知道自己與別人不同，總是努力融入團體，保持一致。他喜歡閱讀，學業表現也優異，卻因為父母的關係，沒法通過政治審查，進不了好學校。他更加努力，卻發現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文革時期他受到嚴重衝擊，精神出現異常，有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拒絕生活在中國。戴乃迭帶他回英國生活，他認真適應環境，卻還是躲不過自己是誰的困境⋯⋯ 痛失愛子之後，戴乃迭開始酗酒。
二○○九年，又是春寒料峭的三月，楊家屋外的二月蘭已傲寒待放。
我每週一次叩訪小金絲轉眼已經一年有餘。每個週三上午，我進門後右顧，便會看見坐在絳紅色沙發上的楊憲益先生，從正在閱讀的報刊後抬起頭，笑瞇瞇地望著我。銀絲般的白髮把老人慈祥的笑臉襯托得無比燦爛，我心裡感動著，也向老人報以一個會心的微笑。然後，把自製的八寶粥交給護工小薛，把洗好的智利無籽葡萄和女兒烤的香蕉瑪芬或巧克力蛋糕擺在老人身邊的茶几上。落座後，小薛必定給我遞上一杯紅茶。然後，我們開始聊天。
我早已不再拿著錄音筆、捧著筆記本，同楊憲益先生一問一答地對話。雖然是隨意聊，但我會注意盡量不提楊燁。我知道那是老人內心的痛，我不忍觸及。
我問，您這一生有什麼讓您後悔的事嗎？我自作聰明，滿以為當年謝絕哈佛大學的邀請，錯過一個會改變他和戴乃迭，乃至全家命運的機會是一件值得後悔的事情。
他沉思片刻，輕聲說道：我打過戴乃迭一個耳光。
我愕然。
老人輕輕舉起左手（右手在二○○三年中風後不再聽使喚），輕輕一掃：「就這樣，我打了戴乃迭一個耳光。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了戴乃迭。因為她不停地喝酒……」
我無語。
望著老人噙著淚花的雙眼，我觸摸到的豈止是後悔。
故事始於一個善意的預言。
一九三九年，在牛津大學讀中文的戴乃迭向父母鄭重宣布，她愛上了一個中國同學，準備畢業後同他一起回中國，在那裡結婚安家。母親又驚又恐，極力反對。
作為傳教士在中國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的母親，深諳兩國在經濟、文化上的巨大差異，也目睹了許多跨國婚姻的失敗。她的第一反應自然是要扼殺女兒的跨國之戀於蓓蕾。
「如果你同一個中國人結婚，你會後悔的，」母親耐心勸導著剛滿二十歲的女兒，「你們的婚姻維持不了四年，」母親斷言，「如果你們有了孩子，他們也許會自殺的。」母親以過來人的姿態預示這段異國姻緣的將來。母親認為女兒少不更事，女兒則認為母親觀念陳舊，無法理解他們的愛情。母女倆各執己見，誰也無法說服對方。
戴乃迭暗自下定決心，她只需再等上一年，就到了法定成年年齡；屆時她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
一九四○年初始，剛剛步入二十一歲的戴乃迭獨自做出了改變她一生命運的重大決定—她同中國男友楊憲益訂婚了。
他們後來的婚姻遠遠超出了母親預言的四年。事實上，他們的異國姻緣持續了整整一生，儘管他們的婚姻道路上不乏或預料之中或始料不及的種種障礙與困境。
一九四○年的夏天，歐洲戰火紛飛，中國也備受日軍鐵蹄蹂躪。這對熱戀中的情侶從英國的南安普敦出發，乘俄羅斯女皇號郵輪，取道加拿大回國。
她帶著兒時對北京童話般的記憶和重歸故里的興奮，他懷著一顆對戰亂中的祖國的憂慮和赤子之心，雙雙情篤意深，踏上了歸國的旅程。
在柏溪和貴陽，他們雖然住茅屋、點油燈、汲井水，但雲集在大後方的文人學者，思想自由，談古論今，撰文吟詩，針砭時事。活躍的思想與自由的精神彌補了物質的匱乏與戰亂的流離。
一九四二年八月，楊憲益、戴乃迭離開英國整整兩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一個男孩兒，取名燁。
楊燁對於自己的出身無可奈何
雖然生於動亂與困頓的戰爭年代，楊燁卻成長得聰明伶俐、陽光可愛，恰如其名。因為喜歡教父邁珂．蘇立文寄來的美國玩具，「他強烈地嚮往美國，對任何美國的東西都有一股超乎尋常的崇拜，」戴乃迭在給蘇立文的信裡如此描寫楊燁，「但在世俗之事上他又是一個十足的小傻瓜，常常把自己的玩具送人，或把家裡的餅乾、糖果偷出去送給小朋友。」
楊燁那時只有三歲，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國共內戰又要開始，生活的困頓與戰爭的動亂仍在繼續。
三年後，戴乃迭在給蘇立文的信中把楊燁描繪成一個「小書蟲」，吃飯都不肯放下手中的書，「極不善於交際」。六歲的小楊燁已經熟讀了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等兒童文學。一天，他聽到媽媽給三歲的妹妹講小紅帽和大灰狼的故事，他聽出媽媽講的跟自己書裡讀的不一樣。「媽媽錯了，不是那樣的。」他打斷媽媽，指出媽媽的錯誤。
楊燁從小就知道自己的媽媽同別人的媽媽不一樣，「媽媽不要來接我，」他有時會這樣央求媽媽，「我不想讓小朋友們都來看媽媽。」但有時他也會眨著大眼睛，不無驕傲地對媽媽說：「媽媽真漂亮！」
這個生性敏感的小男孩兒是隨著新中國一起長大的。
一九五二年，楊憲益、戴乃迭應邀加入了外文局，十歲的楊燁跟隨父母從南京搬到北京。他很敏感自己與別人的不同，長相異樣，媽媽又是外國人，但他努力與同學們打成一片，保持一致。在學校裡，他表現出色，學習優異，很快戴上了紅領巾，又戴上了兩條槓。在五十六中和後來的五中，他當上了班長，加入了共青團，儘管他入團的時間要比別人晚一些。按他的表現，他本應一滿十五歲就被吸收入團的。但他沒有怨言，認為自己的母親是英國人，團組織對自己的考驗長一些是應該的。
真正的考驗是在一九六一年。
學業優異、躊躇滿志的楊燁報考了北京大學物理系，第二志願是清華大學數學系。他不僅輕而易舉地通過了高考，初、高中的政治表現和學習成績更是無可挑剔，還是出色的長跑運動員。他堅持不懈地腿上綁著沙袋訓練長跑，不僅訓練體力，更為了鍛鍊毅力。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楊燁想像不到前面的道路上有何障礙。
六月的北京燥熱，楊燁的心情卻像北京周邊的櫻桃園裡晶瑩剔透的果實一樣期待著豐收。放榜的日子到了，楊燁既沒有收到北大，也沒有收到清華的錄取通知書，收到的卻是來自剛建校不久的北京工業大學錄取通知書。
楊燁懵了。該不會哪裡出了差錯？是不是張冠李戴了？
他期待著也許幾天後會收到另一通知，告訴他搞錯了，北工大錄取的是另一個同名同姓的年輕人。然而他失望了，糊裡糊塗地失望了。不僅楊燁想不到，就連他的父母也想不到，楊燁報考的北大物理系研究的是原子物理，他的出身—身為英國人的母親、出身於官僚資產階級的父親，是無法讓他通過政治審查的。
楊燁無可奈何地接受了現實，但並沒有氣餒。他越發積極地表現自己，尤其在政治上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在那個政治決定一切，時時處處都要填寫家庭出身的年代，楊燁深知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是他的跛足，他需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九六六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已經進入畢業班的楊燁迅速加入了紅衛兵，積極投入了這場紅色風暴。他用自己的零用錢買了一部油印機，為紅衛兵組織印刷傳單；還加入了學校廣播站，為宣傳「文化大革命」撰文組稿。當紅衛兵們四處抄家，大破四舊的時候，楊燁也對自己的父母採取了革命行動。他回到家把媽媽的古典音樂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個家傳的古董花瓶。從不罵人的楊憲益罵了兒子「混蛋」。又氣又急的楊憲益撥打了外文局辦公室的電話；外文局派人前來制止楊燁，說你對父親造反可以，但戴乃迭是外國人，毀壞她的任何東西都是外事問題。楊燁這才揚長而去。
楊燁是選擇媽媽去友誼賓館游泳的時候回家造反的。他莫非在採取革命行動之前進行了激烈的思想鬥爭和計畫？他想革命，想造反，想以實際行動宣告他與家庭劃清界線；然而他又難以橫眉冷對自己的父母，尤其不忍面對深愛著自己的媽媽。也許他以為與其讓別人抄家，不如自己先下手為強，自己終歸會手下留情吧。我們無從知道楊燁回家造反抄家的動機和目的，但他的確在外文局來人的幾句勸說下停止了行動。也許他以為自己的主動革命已經明確宣示了自己的革命立場及對偉大領袖的忠誠。
然而不管楊燁多麼努力，他無法改變自己的出身，就像他無法改變自己的西方面孔。
文革開始後，楊燁開始精神異常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文革」中推遲的大學生畢業分配開始了。
楊燁聽說自己的去處可能是湖北，表示堅決聽從黨的分配。戴乃迭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他願意接受任何工作，主動要求去外省……我們當然會很想他，但我支持他想離開生活舒適的首都，到條件艱苦的地方去鍛鍊自己的動機和決心。」楊憲益、戴乃迭都表示了對兒子選擇的支持。「儘管政府有政策，不主張把獨子分配到遠離父母的地方，我們不想干涉兒子認為正確的選擇。」戴乃迭這樣告訴自己的母親，「有不少家長大鬧」，但楊燁為父母的理解與支持感到驕傲。
他們推測楊燁很有可能被分配到武漢，因為那是湖北的主要工業城市。但誰也沒有料到楊燁被分配到偏僻的鄂城農機廠做技工。楊燁再一次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黨的分配，決心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對黨和國家的赤膽忠心。
鄂城是長江邊上一個閉塞的小縣城，楊燁的西方面孔一下子就成了眾人指手畫腳、觀望議論的對象。楊燁裝作視而不見，盡量不去理會。但在一個沒有文化可言的小縣城，楊燁是孤獨的。他寫信要妹妹楊熾給他寄些書籍，不承想惹火燒身。
妹妹把哥哥的書籍一股腦打包寄走了。書籍到後革委會先開箱檢查，竟發現一本摩斯密碼小冊子。楊燁中學時曾積極參與當時流行的「國防體育運動」，學習發報、練習跳傘等等。這本摩斯密碼小冊子就是當時學發報留下的。而此時，已經以間諜罪名鋃鐺入獄的父母和這本摩斯密碼都順理成章地成了楊燁間諜嫌疑的鐵證。
逼供、審訊自是當時流行的伎倆。我們無從知道楊燁經歷了何種逼供、審訊，甚至體罰，因為他從未對人講起這些經歷。我們只知道他開始自閉，疑神疑鬼。一次他同師傅一起外出修電線，他爬到電線杆頂端作業，但張貼在電線杆上的標語礙手礙腳，師傅在下面高喊：「楊燁，你把標語撕了，不然怎麼幹活？」楊燁便把電線周邊的紙撕了。待他檢修完畢，從電線杆上下來，才看清標語原來是「毛澤東思想萬歲！」，而他撕掉的正是「毛澤東」三個字，他嚇出一身冷汗。
在那個個人崇拜鼎盛的時期，有多少人因為失手摔碎毛主席石膏像，或無意撕毀印有毛主席像的報紙而付出了慘重，甚至是生命的代價。楊燁此舉足以把他打成現行反革命，投進大獄。他不僅害怕，甚至懷疑他的師傅是有意陷害。
儘管事後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但楊燁的臆想、多疑愈加厲害了。
一九七○年三月，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把全國範圍內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推向高潮。楊燁作為來自北京的昔日紅衛兵又首當其衝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分子，受審查，被批判。一九七二年三月底，楊憲益、戴乃迭先後出獄。四月，四分五裂的楊家在分別四年之後終於團聚，雖然短暫，卻幸福無比。戴乃迭在給姊姊希爾達的信中說：「在小妹熾經濟上沒有自立之前燁每月給妹妹寄生活費。」又說「三個孩子原本就關係密切，這幾年的困境使他們越發親密了，儘管他們天各一方」。
戴乃迭出獄後給希爾達的書信大多是談孩子們，畢竟作為母親的她整整四年沒見到孩子，也沒有聽到孩子們的任何消息。五月，戴乃迭寫道：「幾天前收到燁的來信，很溫馨。他在小縣城，小工廠的工作經歷對他是有益的，他已不再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知識分子了。作為那裡唯一的技術員，他不得不解決各種問題。」但是戴乃迭也感到兒子身上似乎有某種失落或憂鬱，「我常常感到他更渴望能去大一點的企業，能在有一定的文化生活的城市工作，或者能有機會使用他的外語知識。」沒過多久，戴乃迭和楊憲益就發現了兒子的精神異常。
一九七三年一月，戴乃迭給友人大衛．霍克斯的信中說，我們的兒子「在文革中由於我們的牽連而受到衝擊，工作生活都不順心……如果黨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我們的兒子能調回北京，他也許就不會太敏感多疑，情況會大大改善」。
一九七三年九月，兩個女兒已先後調回北京，楊燁的調動也大局已定。「這完全是因為黨的政策對外國人的特殊照顧。」戴乃迭在給霍克斯的信中寫道。
「我們兒子的心理狀態仍然不夠正常，但他還能工作，醫生們說換了環境他就會好起來。」
在給另一位英國友人約翰．吉廷斯的信裡，戴乃迭說楊燁對許多事物的看法太「古怪」：「他不打撲克牌，不聽西方音樂（阿爾巴尼亞音樂除外），不看英文書，也拒絕往國外寄信。」
一九七四年十月，戴乃迭給霍克斯夫婦的信中更加憂心忡忡：「我們的兒子被拘留了。他在『文革』中心理失衡，起初他極左，懷疑外國的一切……當然他工作不順，所分配的工作既不對口，也乏味。今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態，認為自己是英國人，應當回國。」
楊燁的這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來得突然，顯得古怪。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他與美國專家韓丁的女兒卡瑪有過一次簡短的談話。卡瑪與楊家孩子一起長大，楊燁因為年長，又聰明多識，所以是孩子們仰慕的大哥哥。現在卡瑪已經回美國讀大學，一九七四年的夏天回北京探親。楊燁這次與卡瑪見面顯得比以往健談，也許因為卡瑪在美國讀大學，讓楊燁有新奇感。
他們談到國籍與身分。卡瑪說國籍不過是一紙證明，並不能與身分等同；只有你自己才能決定你是誰，而不是讓一張紙定義你是誰。「比如我自己，我既可以選擇做中國人，也可以選擇做美國人。」卡瑪的想法一定給在閉關鎖國的新中國長大的楊燁耳目一新之感。最後，卡瑪還給楊燁推薦了當時正風靡美國的牙買加歌手吉米．克里夫（Jimmy Cliff）主演的牙買加電影和他的唱片。影片描寫的是一個窮困潦倒的歌手，被社會壓迫，被生活欺騙，而走向犯罪的故事。吉米．克里夫的「雷鬼音樂」和他那反抗壓迫，與命運抗爭的歌詞深受美國青年的喜愛。
我們有理由猜測，卡瑪的談話和吉米．克里夫的歌給了楊燁某種啟發和激勵。在他做一個正常的中國人、一個革命青年的努力一次次失敗，一次次讓他碰得頭破血流之後，他想到自己還有一半英國血統，他可以選擇做英國人。
楊燁踏上「回國」的旅程
楊燁從七月開始三次拿著媽媽的護照闖英國大使館，要求回國。第三次他終於成功闖進大使館，並拒絕離開。英國大使館不得不要求有關部門把他帶走，所以楊燁被拘留了。
「儘管這是一起嚴重事件，但當局對楊燁很寬容，對他進行再教育和治療，」戴乃迭在給霍克斯的信裡說，「他們說他已經有所改善，但我們不可以見他。」
拘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當局是如何對他「再教育和治療」的？為什麼不允許父母見他？一切都只能猜測，因為楊燁回家後更加自閉，拒絕說話，整日把自己關在自己的房間裡，甚至吃飯都只在夜深人靜時到冰箱裡找一點西式食品充飢。
戴乃迭在十二月的一封信裡寫道：「我們的兒子回家了，本應很快就回工廠工作，但他拒絕去上班，仍然堅持出國。」他們擔心楊燁的心理狀態，即使出去了也難以適應社會，想盡量打消他的古怪念頭。「這是我們全家為之頭疼的事。」
一九七五年三月，戴乃迭給友人的信裡稱楊燁是家裡的主要問題，他有嚴重的精神障礙，拒絕工作，一心想「回國」；他拒絕承認楊憲益是自己的父親，拒絕同家裡的中國成員說話，拒絕與他們同桌吃飯；「他只講英語，如果我同他說話時偶爾夾帶中文，他便問『你什麼意思』？這實在令人頭疼，是個無法解決的難題。」但楊燁總算接受了「回國」也必須辦理正常手續的現實。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楊燁終於拿到護照。戴乃迭匆忙購機票，整理行裝，母子倆於十二月初經香港赴倫敦。
楊燁一路沉默。
在倫敦的希斯洛機場，他們順利地通過海關，楊燁仍然緘默。
取行李時，楊燁主動搬行李，裝手推車，盡量不讓媽媽動手。然後媽媽推車，兒子隨後，走向出口。戴乃迭馬上在接客的人群中見到前來接他們的好友費．格林，擁抱問好之後戴乃迭回身介紹楊燁，卻發現兒子已經無影無蹤。
兩人大驚，立即報警。警方上下搜索，也未能發現楊燁的蹤影。無可奈何的戴乃迭只好隻身隨格林前往倫敦北郊密爾希爾區的姊姊家。
「我已經大敗了！」戴乃迭一進門，就兩手一攤，一臉無奈地對姊姊說。
幾個小時之後，楊燁風塵僕僕，汗水淋淋地出現在希爾達家門口。楊燁從未告訴任何人他是如何從機場來到姨媽家的。
但不難猜出，身無分文，又受過嚴格長跑訓練的楊燁一定是從希斯洛徒步跋涉十多英里，找到姨媽家的。
在那幾個小時裡，他都經歷了哪些思想鬥爭？從機場失蹤是否意味著他想像一滴水融入大洋一樣消失在倫敦的人群中，神不知鬼不覺地融入他「自己的國家」，從此把他的過去一舉抹殺？儘管他講一口純正的英語，但沒有錢、沒有合法證件，他的此舉此念是否已經在現實面前碰得粉碎？
楊燁先後在費．格林，教父邁珂．蘇立文和姨媽希爾達家居住。戴乃迭在返回中國前與楊燁匆匆見了一面，看到兒子面色紅潤了，眉頭舒展了，戴乃迭深感欣慰。
一九七六年一月，戴乃迭回到北京後給霍克斯寫信，大談兒子：
我離開倫敦前見到了我兒子，現已改名為大衛．蘇立文。看到他的身體狀況有明顯改善，我很高興，儘管他不肯同我說話。他仍有一些目前無法克服的問題，如拒絕承認他的中國國籍，拒絕出示身分證件，也不要申請學校入學。不過他很想找一份工作，盡早自立，也有過幾次工作機會。我想當他一旦意識到人人都必須按規章行事才可以工作，他也就不會拒絕出示證件了。他現在常常幫朋友、鄰居修剪樹籬、劈木頭、洗汽車等等。他也不惜去很遠的地方訪問他所認識的寥寥無幾的朋友。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喜歡英國。他對英國的第一點批評是「這裡外國人太多了」。他的根深柢固的清教徒式教育常常會佔上風，他對我的姊姊說，這裡的許多電視節目都毫無意義，荒唐至極。這至少表示他還是有一定的判斷力。
戴乃迭還在信中婉轉地提出，不知霍克斯在倫敦的女兒們是否願意邀請大衛外出社交，她和姊姊希爾達都很希望大衛有機會結交更多的年輕人。「當然大衛也不是個容易交往的人，」戴乃迭也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因為他已經把自己在中國的全部經歷一概否定並遮蔽起來，而對英國他又瞭解甚微。」
楊燁雖然有過幾次工作機會，其中不乏理想合適的工作，比如翻譯科技詞彙或文獻，牛津大學出版社提供的翻譯編輯工作，都因楊燁拒絕出示證件，拒絕承認自己的中文名字而付諸東流。
但戴乃迭對兒子的康復仍然很有信心，她對朋友說，認識大衛的人都喜歡他的溫文爾雅和甜甜的微笑；除了不習慣說中國人通常不用的「請」和「不用了，謝謝」等字眼外，大家也都覺得大衛是個彬彬有禮的年輕人。最令人欣慰的是他已經不再緊鎖眉頭了。
一個明亮的冬日，發生不可挽回的悲劇
楊燁當然也在努力地去適應和喜歡英國的生活。一九七七年春天，姨媽家的後花園草坪一片嫩嫩的新綠，抽出新芽的月季叢中火紅的鬱金香和黃燦燦的水仙花亭亭玉立。楊燁一早幫姨媽推剪草坪，剪碎的嫩綠草尖散發著陣陣清香，生機盎然的春色令人陶醉。楊燁告訴姨媽想去找幾個剛認識不久的新朋友打籃球，姨媽求之不得，說快去快去！
楊燁和朋友們去了附近的小操場。曾經是運動員的楊燁籃球打得既投入，又開心，大汗淋漓之後是無可名狀的輕鬆。
「你是哪裡人啊？」回家的路上新朋友隨意地問了一句。楊燁愣了，該如何回答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呢？他來自何處？他從前的一切，都是他要極力忘記的，是他要全盤否定的。他的情緒一落千丈，他選擇了沉默，回家後又再一次選擇了自閉。
一年一次的簽證續簽，更是無情地、再三地提醒著他，他是誰，他來自何方，他有過怎樣的過去……如同一個剛剛結痂的傷疤，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撕開。
楊燁要為自己打造一個全新身分的努力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被現實擊碎。越是想甩掉過去，過去越是神出鬼沒地纏繞著他。楊燁也許不無痛苦地意識到，只有一條路可以擺脫過去。
一九七八年的耶誕節期間，希爾達應邀去弟弟家裡過節，他們也邀請了楊燁，但楊燁表示更想一個人清靜。這當然正是楊燁的性格，希爾達也沒有堅持楊燁同往。一九七九年元旦剛過，希爾達攜大女兒璐斯和弟弟家的兩個女兒回到倫敦家中，幾個女孩子想利用寒假的最後幾天遊覽倫敦。
家中寒氣襲人，供暖的鍋爐不知何故停止運行，楊燁似乎全然不覺。冰箱裡只有幾瓶優酪乳，儘管希爾達給楊燁留下了足夠的錢讓他自己採購食物。
希爾達請人修好鍋爐，女孩子們去超市採購了大量食品，融融暖意和女孩子們的說笑聲給家裡平添了生氣和快樂。一月六日是女孩子們在倫敦的最後一天，她們計畫懶洋洋地放鬆一天，因為第二天是週日，她們要驅車返回學校駐地。早餐後她們想打撲克牌，三缺一，楊燁便欣然加入進來。四個表兄妹玩牌玩得很是開心。難得看到表哥有如此好的心境，璐斯很受鼓舞。
「大衛，天氣不錯，咱們出去散散步吧？」打完撲克牌，璐斯向表哥發出邀請。她真希望表哥不要總是長時間地把自己關在房間裡。
「好吧，今兒的陽光真好！我再不曬太陽就快發霉了。」楊燁似乎心情極佳，竟輕鬆地開起玩笑來。
望著表兄妹倆出門的背影，希爾達深深地鬆了一口氣，也許楊燁終於從過去的陰影裡走了出來。她想，待明天璐斯她們幾個上路之後，就給戴乃迭寫信，告訴她楊燁的進步。
冬日的陽光溫暖宜人，青檬街兩邊粗大的法國梧桐雖然頂著枯枝，但樹下的一方方草坪綠意蔥蔥，似乎在提醒著人們春天的腳步正悄然而至。他們談小說，談詩歌，談將來的打算……雖然大部分時間都是璐斯說話，楊燁聽。
突然，楊燁問道：「你能不能跟我上床？」
這突如其來的要求，令璐斯不知所措。如何拒絕才能不傷害這個性情敏感的表哥呢？
接下來的沉默也許比一個直截了當的「NO」來得更響亮。
「咱們回家吧！」在璐斯尚未回答之前，楊燁說。
回家後，表兄妹們又打了一輪撲克牌，楊燁仍然表現得輕鬆活躍，然後他回到二樓自己的臥室。
幾分鐘後，在樓下聊天的女人們聽到「噗」的一聲悶響，像爆炸，又像重物擊落屋頂。璐斯衝出房屋，只見濃煙夾著火苗，從楊燁臥室的屋頂衝向藍天。
「媽媽快撥九九九！」璐斯大喊……
楊燁自焚之後，希爾達在他燒毀了近一半的房間裡找到一個空的汽油桶，一定是楊燁背著姨媽，在她節日外出時購買的。在燻黑的書桌抽屜裡，希爾達找到一張戳滿了洞的毛主席像，幾張寫滿數學演算和公式的紙，好像一個數學家留下的研究某種數學理論的草稿，和一本抄寫了許多詩與歌詞的筆記本。
這是一本綠色封面的活頁筆記本，工整娟秀的筆跡近乎印刷的手寫體，從莎士比亞、拜倫，到流行歌曲的歌詞，共八十八頁。最後一頁抄寫的是英國詩人威廉．歐內斯特．亨利的著名詩歌〈永不屈服〉...
---本文摘自《他翻譯了整個中國：翻譯家楊憲益與英籍妻子Gladys的傳奇愛情與人生》一書，蔚藍文化
為什麼《紅樓夢》的英譯本在台灣會被撕掉版權頁，刪除譯者名字？
為什麼一對在翻譯學界擁有巨大成就的異國夫妻，在中國會遭受到無情的迫害？
一個是才華洋溢的牛津才子，
一個是為愛生死相隨的英倫情人，
一個兩岸讀者都會感到震撼的故事。
以深厚的學養在中英兩種文化之中優遊自得
以生命深沉地見證了時代的苦難和喜樂
1935年，在一艘繞行於地中海的郵輪上，一位會算命的埃及導遊盧克曼對楊憲益說：「我看到一片水，是地中海，是大西洋；我看到一個英國女郎，在水一方，金髮碧眼，向東方眺望，她正為你而憔悴。」
楊憲益怦然而笑。
「你倆尚未相遇，」盧克曼面不改色，繼續用他誦經般的聲音唱誦道，「但是相遇就在不久的將來，探險、獵奇和一系列美妙之事在你們的前方等待……」
果然，二十歲的楊後來在牛津大學莫頓學院遇見了Gladys（戴乃迭），從此展開了兩人高潮迭起的精采人生。Gladys為了愛，不顧母親勸阻，跟隨楊憲益來到動盪的中國。他倆是倚天劍與屠龍刀，二人刀劍合體攜手在翻譯事業上交出了令人驚嘆的傲人成績。紅樓夢、資治通鑑、楚辭、儒林外史......一本本經典英譯相繼出版，幅度之廣，品質之佳，在國際間獲得了高度的評價。
但這樣一對神仙伴侶卻也被捲入時代悲劇的巨輪中，文革期間，因著莫須有的罪名，兩人先後被捕，繫獄四年，受到了種種荒謬的折磨，兒子楊燁也在這一波政治風暴中身心受到重創，最後自殺身亡，成了楊憲益心中永遠的痛。
曾經，在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時，Gladys對未來充滿信心，滿以為一種安定美好的生活指日可待。「楊憲益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為自己建一個書房；我的夢想還有點遙遠，我想擁有一棟帶著花園的房子，花園裡有我們的孩子們在玩耍。」這麼平凡的一個願望，卻是她一生都未能實現的夢。
晚年的楊憲益以無比寬容的胸襟，沉痛卻平靜地面對他一路走來的記憶，包括他摯愛的妻子、兒子以及許許多多身邊傑出的友人，「舉世盡從愁裡老，此生合在醉中休」老人終歸以睿智理解了整個時代，寧靜豁達，無怨無悔。
楊憲益是翻譯家，一生以深厚的學養在中英兩種文化之中優遊自得，而做為一個歷經苦難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他則是在哀樂兩種境域之間，以生命深沉地見證了時代的苦難和喜樂。本書作者范瑋麗在先生晚年有緣親近採訪，紀錄整理了大師豐富的一生，為時代保留了一個巨大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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