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76, 毛澤東10年文革把中國搞得天翻地覆，天怒人怨。他1976年9月9日去世，發瘋的四人幫很快就被鬥倒、鬥臭，關入黑牢。鄧小平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受盡屈辱，兒子跳樓自殺。1978復出，大肆推動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路線，放棄老毛的無產階級革命。
1981年9月31日，國家主席葉劍英提出「有關和平統一臺灣的九條方針政策」，也即老鄧的「一國兩制」概念。當時中國和英國展開香港97回歸談判，老鄧為解決台灣統一問題設計了「一國兩制」，卻先使用在香港談判上，獲得英國的贊同，而一石二鳥，被認為是天縱英明，政治理論的開創意念。
天安門殺學生
1989年4月15日改革派的胡耀邦去世，爆發地動山搖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學生霸佔天朝所在的天安門。5月18日，老鄧決定軍事鎮壓天安門，血流成河，坦克、機關槍屠殺數千手無寸鐵的學生，變成人類歷史千古罪人。
1992年1月18-21日，鄧小平南巡武昌、上海、深圳、珠海等地，發表「生產力為基礎的發展觀」談話，觸動了他的「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政策。23年來，中國經濟起飛，成為世界第二GDP大國。
1979-89, 可以說是中國政治改革的黃金10年，有人說是「中國之春」，有人說是「北京之春」。我常說，1989年5月18日，如果老鄧支持趙紫陽的鴿派，反對李鵬的鷹派，接受學生的民主改革訴求，今日中國可能會有不同的政經社會文化面貌。
那是一廂情願。中國傳統專制文化秦始皇2200多年來一脈相承，根深蒂固，老毛的無產階級革命沒有改變它，老鄧的改革開放也沒有改變它。
不過，那10年，我常跑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人民大學，青年政治學院、武漢大學、杭州大學等，都去演講過。我去，不講馬列主義，而是講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講台灣成功的民主化，非常受到學生學者們的歡迎，「轟動」一時。交到了不少學界朋友，從年輕學子，如王軍濤、蘇曉康、遠致明等《河殤》作者，到趙紫陽的改革智囊蘇紹智、嚴家其等，都有幸交上。連中國人權之父方勵之，也到過他家喝酒，並請他來澳洲演講。
1983我們幾位海外「台獨」學者，被請去北京開「台灣之將來」西山會議，見到了鄧小平、鄧穎超等中共領袖。1986我全家3人被邀請訪問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在北京烤鴨店請我們吃飯。
天安門事件時，我也在昆斯蘭大學大聲呼應、大力支持北京學生。參與六四民運的學生、學者，不少是我8、9年來在北京認識的菁英份子。我天真地認為，他們順應時代潮流，推動中國民主化，成功的機會很大。
我不去中國
當然，我是大錯特錯。就這樣，我對中國完全失望。26年來，除了1996因研究需要跑了1趟北京，再也沒去中國訪問。這些年來，很多台灣朋友認為我應該去中國看看，台商朋友更是熱情邀請我去親眼見識中國崛起的繁榮富貴。我都拒絕，堅持中國1天不平反六四、不走民主化的大道，我就1天不去中國訪問。
26年來，中共政權也把我當作天安門「幕後黑手」（冤枉的）、「台獨大老」（沒資格），拒絕往來。我們沒有任何官方接觸。
日前，突然經由朋友傳話、聯繫，1位中國駐澳官員和我餐敘，針鋒相對、尖銳對話了2個多小時。我說我話，他說他話，雖有雞同鴨講的錯亂感覺，卻也該說的話都說了，我沒說服他，他也沒說服我。
我深深發覺，台灣和中國不僅只隔了一條很深的黑水溝，還已發展成兩個不同的文化系統，差很大；甚至已成東方專制與西方民主政治文明衝突的對歭局面。令我想起C.P. Snow( 斯諾 )的《The Two Cultures( 兩種文化 )》，也想起Samuel Huntington( 杭亭頓 )的《Clash of Civilizations( 文明的衝突 )》。
這位官員有法學博士學位，曾在中國大學任教，也曾去台灣開過學術會議。但是，他是鐵一樣的習近平模式的中國領導菁英，心態、學識、語言、意識型態、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一模一樣。
雞同鴨講的對話
他認為，中國19世紀前是世界最富強的國家，文明最先進。是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讓中國受盡污辱，變成落後國家。現在中國崛起，富強起來，就是要恢復中國帝國、中華文化的世界中心地位。同時，中國要復興儒教文明，讓它不僅在中國、也在世界發揚光大，成為世界主流文明體系。
他認為，西方自由民主主義，不僅不適合儒教文明的中國，在中國窒礙難行。在很多國家，尤其東方的台灣、日本、南韓等國，也不是成功的實踐經驗。他舉這些國家政經社會的動盪不安，人民一天倒晚上街頭鬧事，政府領導因選舉、政黨爭權奪利，變來變去，亂七八槽，政策朝三暮四，導致金錢政治、政治腐敗、政府無能、經濟衰敗、社會混亂。
他說，西方的民主是假的，中國的民主才是真的。他說，中共一黨專政、黨內民主、協商民主，人民大會由鄉村、縣市、省市到全國代表大會的選出，任命政府官員，是最好的民主。
在台灣與中國關係上，他的論調，和習近平一樣。滿口「九二共識」、「一中原則」、「一國兩制」、「台灣制度不變」，說是中國對台灣的最佳禮讓和安排。在經濟上，他更一再強調，台灣經濟前途在中國。中國經濟如是蓬勃發展，台灣不要失去這麼好的機會，搭上中國崛起快車，快速發展台灣經濟。
我一一駁斥，指出：儒教是2000年來中國統治者用來維持專制獨裁的意識型態。西方民主不能實用在東方國家的說法，已被日本、南韓、台灣等國的成功民主化否定，這些國家的民主是真民主。中共一黨專制的黨內民主是假民主，甚至反民主。香港的「一國兩制」根本沒有兩制，名存實亡，2017答應的特首民選，已變質、跳票。
中國經濟起飛，是專制國家資本主義，比起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的真正自由市場經濟，短時間看起來好像有其生產優勢，但長遠看，缺乏Amartya Sen（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自由」與「發展」密切關連的研發創新基因，不可能永續發展。專制中國要真正（不僅GDP）超越民主美國的經濟，有其根本基因性的阻礙、困難。
我提出中國還有2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Wrold Bank)下的嚴峻事實。他不僅同意，還說中國算法不僅2億，是3億，並說中國GDP per capita，比美國、日本、台灣差很大。我提出，馬英九近8年來把台灣經濟全面傾斜、納入中國「一中」經濟，結果是完全失敗，經濟大衰退，今年台灣經濟GDP成長將不保1（％）。我強調，台灣經濟前途不在中國，在全世界。
我們一來一往，有火氣、火藥味。但還理性、平和。到頭來，他沒說服我，我也沒說服他。最後，我明說，我們對談的理念、想法差很遠、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目前台灣和中國文化、政治、民心、民意差距很大的鴻溝存在。
我認為，兩邊400年來已發展成兩個不同的文化、文明體系，不僅不同，還有本質上的矛盾和衝突。
蔡英文的台灣
我們一見面，他先問我是不是蔡英文（小英）後援會的會長，還問我曾是哪位總統的國策顧問。他也一開始就勸說，希望蔡英文能接受「九二共識」、「一中原則」和「一國兩制」。我細說蔡英文「維持現狀」的苦心孤詣、思維和政策，回應他的勸說。
我當時的自然心裡反應是，他已接受蔡英文明年要贏的現實，希望瞭解她的中國政策，也希望我能傳達他們的台灣政策。中國官方拒絕跟我來往26年後，這個小英因素，可能是他們第一次邀我見面的主因。
海峽的黑水溝很深，兩岸的文明差距很大。蔡英文和習近平能否克服困難，化解雙方的差異和爭執？我很悲觀，認為很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