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7日，我從教會參加完禮拜後回到家中，不知什麽原因，一直心神不寧、坐立不安。晚上睡覺也輾轉反側，想起在國內時的很多事情，夢見了劉曉波夫婦和丁子霖夫婦。第二天打開電腦，一個噩耗突然傳來：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的丈夫蔣培坤教授突發心臟病去世。
天安門父母親的無盡悲傷
我深深地沉浸在蔣培坤老師逝世的悲痛中，中午為天安門母親們禁食禱告。二十六年前兒子遇難，二十六年後丈夫去世，此時此刻，丁子霖老師該有多麽哀傷！
大屠殺之後二十六年來，天安門母親或父親們一個個懷著未盡之願離開人世，屠夫們卻依然恬不知恥、凶神惡煞地在屠殺的現場閱兵。舊約中先知以賽亞所描述的，不正是今天中國的情形嗎：「公平離我們遠，公義追不上我們。我們指望光亮，卻是黑暗；指望光明，卻行幽暗。」但是，我們仍然不會絕望，我們不會放棄「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的願景。
2011年8月5日，我們夫婦與從日本來的劉燕子夫婦一同去探望丁蔣兩位老師。自從2010年10月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我遭到秘密警察的非法軟禁、酷刑折磨；此後一直處於半自由狀態，半年多時間不能與跟我同樣「敏感」的師友們會面。那天，我們互相傾訴了這半年多的狀況，由於擔心讓兩位老人太受刺激，我對所遭受的酷刑寥寥數語，簡單帶過。
我們最擔憂的還是劉霞的狀況。曉波剛被捕的那幾個月，我和妻子還能約上劉霞一起去探望丁蔣兩位老師，然後到之前常去的餐廳吃飯。每當一道菜上桌，蔣老師都會嘆息說，可惜曉波吃不到了。接下來，曉波獲獎、劉霞被軟禁，這一次一起吃飯，美味的佳餚連劉霞都不能享用了。席間，氣氛凝重，妻子則盡量找一些輕鬆的話題，竭力讓兩老開心一些。
沒有想到，這是我們與蔣老師見的最後一面。2012年1月11日，我們離開中國，國保特務阻攔我們向兩老告別，派出八個便衣、兩輛汽車直接送我們到機場。我登上舷梯時見到的最後一張面孔居然是國保的姜姓處長。
我第一次跟丁蔣兩位老師見面，大概是2000年前後。跟劉曉波認識以後，曉波帶我認識了不少異見人士圈子內的前輩，如包遵信、江棋生、陳子明以及丁子霖夫婦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這個群體的接觸和往來，讓我的「異見色彩」也愈發濃烈。
那一次，我們談了些什麽，我已經記不清了。2005年的那次傳喚和抄家，使我銷毀了日記，且此後再也不寫日記。我唯一記得的是，丁老師送給我一本關於六四的著作，并在扉頁題字：「如果連兒還在，比你大兩歲，他一定會把你當作他的好弟兄。」
此後十多年，曉波夫婦、丁老師夫婦和我們夫婦差不多每年都會聚幾次，有時還有徐友漁、張祖樺、江棋生、馬少方等友人及其他的天安門難屬參加。慢慢地，我們形成了一個在中共當局的高壓下相濡以沫的、小小的「朋友圈」。
相聚的時候，通常情況下，丁老師比蔣老師愛說話。丁老師的記憶力超強，哪年哪月哪日，誰到他們家說過什麼話，或是哪個海外記者打電話採訪她，她記得清清楚楚，讓我這個自詡記憶力不錯的年輕人歎為觀止。蔣老師在大多數時候充當聽眾，但偶爾作出幾句點評，往往一針見血、切中肯綮。
這些年來，經過當局長期的監控和鋪天蓋地的污衊、民運群體內部的惡意中傷以及親朋好友的疏遠與冷漠，丁蔣兩位老師對人性的「幽暗意識」有了最為深切的體認。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正如白居易詩云：「行路難，不在山，不在水，在乎人情反覆間。」
然而，天安門母親群體，如同壓傷的蘆葦，在風雨中始終屹立不倒。原因何在？我想，丁蔣兩位老師彼此扶持、彼此補充乃是關鍵所在：丁老師堅韌，蔣老師寬厚；丁老師感性，蔣老師理性；丁老師對人對事的判斷有女性的敏感和直覺，蔣老師則在背後提供準確的思考和分析。
人權志士聚會合影，斯樂不復作
2003年夏，我應美國國務院國際訪問者計劃邀請，第一次訪美，并在紐約領取萬人傑文化新聞獎。我在頒獎典禮上的致辭中，特別強調天安門屠殺是我的精神成年禮，從此以後，我就像目睹沙皇處決十二月黨人的赫爾岑，發誓以批判中共暴政為一生之志業。
或許不是偶然，那一年與我併列的另一位獲獎者、音樂家楊逢時女士，也是在六四的槍聲中奮起，每年在芝加哥舉辦一場紀念六四的音樂會。當我回國之後，與曉波一起到丁老師家，播放我錄製的相關影像。看著看著，曉波突然間抱住我嚎啕大哭起來。此前，曉波在我心目中是睿智、銳利、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師；此刻，他居然在我面前泣不成聲，可見六四的創痛在他心中有多深。在一旁目不轉睛盯著畫面的丁蔣兩位老師，也是老淚縱橫，很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當然，我們也有一些歡快的時光。有時，春節我們在一起過，在朋友開的川菜館高談闊論到深夜。有一次，不勝酒力的曉波，喝了幾杯啤酒，居然引吭高歌，用誇張的姿勢跳起文革時代的「忠字舞」，然後對我們說，文革並沒有結束。丁蔣兩位老師難得地開懷大笑，那是一種蔑視中共暴政的笑容。
若是平常拜訪丁蔣兩位老師家，到了吃飯的時候，因為兩老和我妻子都是江南人，大家便去附近的江浙菜館。有一家春天餐廳，此前常常去光顧，後來裝修一新，價格猛漲，還掛上一張鄧小平的巨幅照片。丁老師不能忍受鄧的頭像，對我們說，他家菜雖不錯，但我們不去了。於是，常去另一家餐廳吃江南船菜。曉波喜歡吃炒肝尖，丁老師喜歡吃魚，蔣老師則喜歡吃紅燒肉。蔣老師血壓高，醫生說不能吃太油膩的食物，丁老師便管著他，不讓他吃。蔣老師坐在我旁邊，趁丁老師不注意時，偷偷夾上一兩塊，然後向我做出調皮的孩子般的得意神情。
2006年1月30日，我們三家人應蔣彥永醫生之邀去他家做客。幾杯清茶，幾碟點心，我們輕鬆愉快地從下午聊到傍晚。蔣彥永醫生與丁蔣兩位是同齡人，又都出生於民國的顯赫家族（蔣彥士家族及丁文江家族）。蔣醫生挺身揭露SARS真相，而且上書披露親眼所見的六四死難真相，呼籲當局為六四正名，讓丁蔣兩位老師深受感動和鼓舞。那一次，眾人都發出朗朗的笑聲。我們也難得地照了幾張合影。
誰知，走得最快的，往往是最快樂的時光。如今，因為蔣老師的去世，這張合影上的七個人，再也不可能相聚在一起照另一張合影了。
2005年9月14日，我和曉波一起去北京遠郊的延慶下營村探望丁蔣兩位。由於夏天北京城內高溫炎熱，空氣污染也初見端倪，兩老便在下營村租用了一個農家小院避暑。
那是我剛開車不久，第一次走延慶蜿蜒崎嶇的山路，一路上可以看到幾段險峻的長城。我不記路，簡陋的小車也沒有GPS，全靠曉波在旁邊指路。曉波記憶力驚人，將近兩個小時，大路小路，他記得清清楚楚——八達嶺高速過昌平、居庸關、八達嶺、康莊、張山營就到下營村了。
那是一個簡陋的農家小院，經過兩老、尤其是蔣老師打理，顯得井井有條而別具匠心。蔣老師八十年代是名重一時的文藝理論家和美學家，是劉曉波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更是手藝巧奪天工的匠人。海淀家中以及這所農家小院的很多飾品、花草，都是他親手設計、製作和安裝的。
下營村是一個單調貧瘠的北方村落，連一家商舖都沒有，我們想買些水果帶給兩老都沒有買到。山居小屋，涼風習習，我和曉波穿短袖覺得冷，蔣老師找來兩件他平常穿的外套給我們穿上。蔣老師說，你們下次來，可以在這裡住上幾天，晚上還要蓋厚被子呢。下營村宛如一處世外桃源，不過，對我而言太過蠻荒了。這樣一個只花幾萬元整修的農家小院，居然被中共御用文人和某些海外別有用心的人士說成是兩老「貪污捐款修建的豪華別墅」，真讓人哭笑不得。
旁邊的另一棟小院，住著另一位難屬王先生，蔣老師邀請他過來聊天。山居歲月，終於讓兩位老人暫時擺脫城市的喧囂，時光彷彿在此凝固。如果他們的孩子還在，一定會幫父母在院子裡種植水果和蔬菜。其實，兩位老人的性情乃是「澹泊明志，寧靜致遠」，若非1989年那場慘絕人寰的屠殺奪走他們的兒子，他們也許更願意做現代陶淵明呢。
為丁老師慶生聚餐，特務全程監視
1994年，蔣老師撰寫〈不能讓受害者再一次被殺害〉一文，痛定思痛、大徹大悟：「這五年來，我終於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尊嚴，這是以我兒子的血和生命為代價的，也是以我這幾年間失去的一切為代價的。」晚年的蔣老師雖然失去了教職、講台，甚至連退休金也被當局剋扣，但他終於從歷經政治運動之後人格侏儒化的中國知識分子群中走出來，身材瘦小卻錚錚鐵骨，正像他自己所說：「當我們面對眼前的暴行時，萬萬不要把眼睛閉上；當我們回首昔日的暴行時，萬萬不要把暴行從記憶中抹去。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罪惡一旦被遺忘，就會重演。」
2006年12月26日，丁子霖老師舉行七十歲的生日餐會，在她家附近的一家餐廳訂了好幾桌，受邀者大都是六四難屬和異議知識分子。國保特務試圖阻止這個活動，丁蔣兩位據理力爭。最後，國保說，你們可以吃飯，但不准發表「過激講話」。
當餐會開始時，丁老師和曉波都發表了簡短的發言——那是六四之後他們罕有的面對幾十個人說話。就在我們吃飯時，有一桌特務坐在旁邊，拿著相機和攝影機拍攝，嚴密監視我們這邊的一舉一動。這個擁有數百萬軍警的政權，為什麼如此害怕這群年事已高的難屬和手無寸鐵的文人呢？
收到丁蔣兩位老師發來的餐會通知時，我就想：該送什麽禮物給丁老師呢？妻子為我出了個好主意：請教會的一位書法家弟兄寫一幅字，是聖經的一句經文「愛是永不止息」，裝裱之後作為生日禮物帶去。還有什麽話比這句聖經經文更符合丁蔣兩位老師的心情、也更能安慰他們破碎的心呢？丁蔣兩位老師說過，這麼多年來，是愛，而不是恨，支撐著他們走這一條少有人走的義路。無論在怎樣惡劣的境遇中，他們始終堅信，愛比恨擁有更強大的力量。
早在2001年，丁老師在〈天安門母親的話〉一文中就說過：「也許我們一無所有，也許我們做不了什麼，但我們擁有一個母親的愛。正是這種愛，使我們這些孤立的個體凝聚在一起並激勵我們走上尋求正義之路；也正是這種愛，使我們獲得了作為一個人的尊嚴與自信，並促使我們加入到世界上為爭取自由、民主、人權而鬥爭的行列。」
在與丁蔣兩位老師交往期間，我和妻子多次向他們傳福音。丁老師告訴我們，她小時候唸過教會學校，讀過聖經，她對基督教很有好感。這些年來，海內外幫助、支持他們的朋友，有很多是基督徒。我此前也曾將香港善樂堂的林國璋牧師關於六四的講道稿、音樂家林思漢弟兄寫的〈安魂曲：獻給天安門母親〉的樂譜和CD送給兩位老師——這是我聽過關於六四的最好的音樂作品。我也知道，在天安門母親群體中，出現了好幾位受洗歸主的基督徒。但倍感虧欠的是，中國的家庭教會未能給這些「不可接觸的基督徒」提供更多幫助和關愛。
丁老師說，她很喜歡「愛是永不止息」這幅字，將其掛在臥室裡，每天都能看到。願這句聖經經文，能安慰先失去兒子再失去丈夫的丁老師；也願丁老師相信和接受耶穌，「因真理得自由」！
惡毒辱罵如潮水，清醒處世不動搖
丁蔣兩位老師不僅是持之以恆、百折不撓的抗爭者，更對中共政權及其領導人的本質有著清醒的認識，對其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同時，經過六四屠殺血的教訓，他們與劉曉波一樣，反對民間社會的某些人士「以共產黨的方式反對共產黨」。因而，他們不見容於左右兩邊的極端光譜，比如某些夢想當帝王師的公知、某些說謊的法輪功人士以及政治野心膨脹的律師。由此，丁蔣兩位老師遭到許多自詡為政治正確的人士圍剿，那段時間，「軟體動物」、「跪著造反」等惡毒的辱罵潮水般湧來。然而，兩位老師連共產黨的坦克都不怕，又怎麽會害怕那些居心叵測、搶奪道德制高點的人呢？他們將污言穢語像蛛絲一樣輕輕抹去，如同這些東西不曾存在過一樣。
丁蔣兩位老師對時局的判斷極為清醒。溫家寶的表演一度迷惑了海內外的很多觀察家，包括民主運動的一些活躍人士。我寫的《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不僅遭到中共的瘋狂打壓，而且受到若干「同道中人」之口誅筆伐。丁蔣兩位老師特意寫來電郵對我表示聲援：「溫僅僅是發了一些言論，至於實際行動，連任何一點資訊都還沒有。光憑叫幾聲政改，如何讓人們相信？……中共半個世紀以來都是嘴裡叫得響，實際行動完全另一樣。我們要看溫對天安門母親有什麼行動。不能什麼行動都沒有，就隨大溜叫好，不是太傻了嗎？」
胡溫統治的時代，天安門母親們的處境並無絲毫的改善，反倒日益惡化，這才是判斷胡溫是不是改革派的重要指標。
在香港維園紀念六四燭光晚會主題口號的紛爭中，丁蔣兩位老師的思想超越了支聯會的僵化模式。他們對香港年輕世代高漲的本土意識表示理解和認同，他們力主刪去早已被中共宣傳機器污染的「愛國」一詞。為此，他們居然被某支聯會高層辱罵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不過，經過一番爭論之後，支聯會總算從諫如流，尊重丁蔣兩位的意見和香港的主流民意，在集會中不再提「愛國」一詞。
2008年12月，劉曉波因《零八憲章》被捕之後，我們三個家庭不時相聚的傳統便戛然而止。
2010年12月，我經過軟禁、拷打之後，被迫離開北京，回到四川老家。到了2011年1月4日，才收到丁蔣兩位老師發來的一封電郵：「余杰，來信收悉。自從xb（曉波）失去自由後，我們最擔心你了。不想你吃了那麼多苦。我們是12月21日起恢復通信和電腦的。但丁卻得了病毒性感冒，這場病大傷元氣。這次來勢很猛，沒想到還株連了劉敏，對她工作有影響嗎？根據她的情況，任何時候都可以來我家，我們家中總有人。」
我便讓還在北京的妻子專程去看望丁蔣兩位老師，並簡要告知我們當時的艱難處境。丁蔣兩位老師回信說：「太齷齪了！劉敏的工作還要破壞，太過分了！兩會開完我們要回到無錫去了。我們只能等五、六月份見面了。」接著他們又來信說：「目前北京的生存環境極壞。本來外電採訪我，可以隨便來我家裡，現在不行了，只能坐在記者的車子裡接受來訪，因為他們開車跟著記者的車。」
結果，我們的見面一拖再拖，直到2012年的8月5日才實現。無孔不入的極權體制下，公民與公民之間相隔咫尺卻宛如遠在天涯。那一次，旅日作家、翻譯家劉燕子和她關心中國人權問題的日本丈夫山田教授，請我們一起到那家丁老師曾舉辦過生日餐會的淮揚菜餐廳吃飯。餐廳依然跟幾年前一樣，可是彼此的心境已經大不相同。
回憶是美好的，又是痛楚的
大病初愈的蔣老師，在幾年前那次嚴重的中風之後，能夠恢復已是奇蹟。剛開始，他患有失語症，心裡明明知道那是什麽東西，嘴裡偏偏說不出來。比如，他會指著電視機說這是洗衣機。後來，憑藉著頑強的生命意志，蔣老師一步步地恢復過來，記憶和語言能力都復原了，可以繼續上網和寫作了，但他的言談和行動明顯遲緩許多。
那天，我們點了那道曉波最愛吃的溜肝尖，沒有曉波跟我們搶著吃，這道菜似乎沒有那麽美味了。我們也點了蔣老師最愛吃的紅燒肉，可是蔣老師的胃口已大不如前，即便丁老師應許他可以吃幾塊，他卻吃不動了。
然後，我們一家三口終於離開中國，在美國東岸開始一段新的人生。丁蔣兩位老師特別寫了一篇題為〈回憶是美好的，又是痛楚的——我們與余杰的十年交往〉的文章勉勵我們，其中寫道：「在我們眼中，余杰正是這樣一位富有正義感、同情心、有愛心、有勇氣，敢於擔當的書生。但是，一介書生而已，一個政治上尚不成熟的書生。他還不到不惑之年，面前路還很長，但願他會珍惜那未來的歲月……」那時，我們剛搬入新家，讀到這篇文章，不禁淚如雨下。這個寬敞的家，大約是等不到兩位老師來作客了。
這幾年，由於電郵和電話常常不通，我跟兩位老師的直接聯繫並不多。我通過一些回國探親的朋友給兩位老師帶去我的新書和一些小禮物。很多朋友都不敢帶，要找到信任而勇敢的朋友真還不容易。而且，在國內還要輾轉好幾次，才能送到丁蔣兩位老師的手上。我曾收到兩位老師發來的電郵，告知他們很喜歡我在台灣故宮博物院買的青花瓷的杯墊，他們有親友在台灣，他們卻不能擁有護照出國旅行。
幾年前，我將「愛是永不止息」的那幅書法送給丁蔣兩位老師之後，蔣老師親手製作一塊鐫刻有胡適名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木板送給我作為回禮。蔣老師說，這是他專門從鄉下蒐尋的一個門板，然後裁切下來，打磨噴漆，再將胡適的題字刻上去。工藝複雜，耗時頗久。這個木板成了我家中最珍貴的寶貝。遠渡重洋之時，我亦隨身攜帶。在美國剛剛安家，我就將它懸掛在書房門口。
我在美國的新家，院子裡有好幾棵櫻花樹。每到春天，不同顔色的櫻花千朵萬朵地盛開，不必到華府市區，在自家院子就可以欣賞櫻花。於是，我將書房命名為「群櫻堂」。如今，為了紀念蔣培坤老師，我將書房改名為「不默齋」——我永遠不會沉默，只要這個世上還有不公不義的存在。我更堅信，蔣老師、丁老師、曉波和劉霞、我和妻子以及所有為自由而戰的人們的努力和付出都不會白費，正如聖經所說：「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