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教師（特別是資深或退休教師）對戒嚴時代還存有完美的想像：領袖偉大，政府英明，社會祥和，民生樂利，滿意度高，犯罪率低。不像現在，阿扁總統貪腐，民進黨偏激，太陽花暴民，反課綱民粹，再這樣亂下去，中共隨時會打過來……
總之，在他們眼中，國民黨主政（或兩蔣主政）的戒嚴時代，是英明盛世；民進黨主政的時代，是八年亂世。他們以這種二元對立觀點，建構對於台灣的想像，以此說服自己，也以此教育學生。
不同的是，戒嚴時代這種觀點可以誇誇其談；解嚴之後，對學生必須繞彎子，不能講太白。畢竟這是「民粹政治」的時代，學生動不動就要抗議。套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的話，都是因為政客「做了最壞的示範」。
這些教師，心態上是戒嚴時代的遺臣；許多觀點，都跟當今的主流民意格格不入，反而和洪秀柱的〈反省與承擔〉一文相當貼切。事實上，洪秀柱曾任教職十年，該文可視為這群「戒嚴遺臣」的教師們共同的心聲。他們是被戒嚴文化塑造的一群，意識形態的僵化難綁，很多觀點禁不起邏輯檢驗，他們卻深信不疑。這個問題太大了，也顯示台灣社會的除魅（Disenchant）之難。
六百名教師判刑，近百名教師槍決
本文無法處理這麼複雜的政治學和社會學問題。只能簡單提問：那個被「戒嚴遺臣」們艷羨的、田園牧歌式的、祥和樂利的社會，真的存在嗎？
「安定」是一個關鍵詞。這是國民黨政府標榜的核心價值，也是這群「戒嚴遺臣」緬懷的往日榮光。然而，這種「安定」是以多少人的自由生命為犧牲，進行何其廣泛深遠的人權侵害，這群「戒嚴遺臣」可曾想過？
別的不談，就只談教育界。根據筆者粗略估計，戒嚴期間，在這個號稱具有「尊師重道」美德的國家，坐牢的老師有六、七百人，其中將近一百人被判死刑。他們的受難血淚斑斑，本文只能以幾位教師為例，略述他們在白色恐怖所受到的非人和屈辱待遇，以窺台灣教師受難之一斑。
一位在台中外埔鄉安定國小任教的楊維昭（假名）老師，1951年3月3日被捕，此後連續四天五夜，被刑警疲勞偵訊和刑求逼供。他後來在軍法處翻案：「3月7日至3月8日，連續二十五小時的不眠受審，歷三小時的慘酷刑打，故在押人受不了苦，除了用常識不能判斷的事以外，都不得不承認許多冤枉口供…故知在押人的參加共黨，實出於屈打成招。」
楊維昭老師的情形，是許多政治犯的通例。他們在偵訊階段「受不了苦」（刑求會讓人生不如死），因此被迫做出不實的自白書或筆錄。但這自白書或筆錄是一道死結，到了審判階段就成為判罪的唯一證據，使他們承受更重、更久的苦難。當局設下了雙重圈套，政治犯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要說明的是，楊維昭1949年6月因為「對國家及三民主義發生信仰」而加入國民黨，後來因向朋友借了兩本禁書而涉案。這位國民黨籍老師，遂陷入他稱之為「奇冤橫禍」的國民黨政治獄，被判刑十五年。
又如1970、1971年連續發生的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台北花旗銀行爆炸案，至今都是懸案，凶手仍逍遙法外，但包括李敖、謝聰敏等八人卻因此案而入獄，成為白色恐怖的典型冤案。
其中台南仁德鄉大甲國小老師郭榮一，和一位技工詹重雄被指控裝置炸彈。根據同案的李政一描述：「一到訊問房，辦案土匪就來勢洶洶的刑求、不由分說，迫令招供爆炸事件。詹、郭初則咬緊牙關，堅持到底；旋遭灌水慘刑；幾次折磨之後，實在忍受不了，雙雙屈服。」郭、詹兩人都被判刑五年八個月。
相形之下，台中外埔國小的陳永泉老師算是幸運的。據其本人陳述，1952年3月，外埔國小多位老師被捕，他也被牽連入獄：「是日下午被約談，即送入台中縣警察局拘留所羈押。拘留期間，被刑警日夜拷打灌水，令人恐怖萌生厭世自殺。賴家屬出資三千元送禮，交與拘留所刑警，過幾天即41年6月間以罪嫌不足釋放。」
相形之下，高雄女中的陳永生老師卻非常不幸。他在獄中很出名，敢公開罵蔣介石，這是他坐牢坐到發瘋所得到的「特權」。這使得他成為政治犯的「代言人」，敢講出許多人的心聲。一則官方文件便稱：「叛亂犯陳永生屢次辱罵元首，影響監犯守法情緒至大。」據說他最後病逝醫院，不過真實原因不詳。
和陳永生一樣，沒有辦法活著出獄的，還有高雄立德國中首任校長黃永康。他被清算廿八年前在中國的紅色背景而入獄，還沒審判就病逝醫院。官方聲稱他死於「急性胃腸穿孔性內出血症」。這是病狀，不是病因。病因是否跟特務慣用的刑求手段：灌汽油、灌辣椒水有關？值得懷疑。
戒嚴時代的地理教育，關於中華民國的領土論述，是一大堆瘋話，但學生必須狂記死背。(黃謙賢攝)
特務改造教師，實行瘋子教育
這些教師，個個都不是壞人，卻個個被稱為「匪」，稱為「叛徒」。死刑犯如許強（台大醫學院副教授）、郭慶（雲林貓兒干國小校長）、張敏之（煙台聯中校長）、鍾浩東（基隆中學校長）等，被抓去刑場槍決；其餘活下來的，不是整天在僅可容身的牢房擠上好幾年，就是接受重度勞動改造以及思想改造（官方稱為感化）。
教師接受思想改造？沒有錯。任憑你是教授如盧修一（文化）、李武忠（台北工專）、吳盛木（政大），也要在「生教所」被強制洗腦。政治犯的洗腦作業，大部分由特務包辦，並且由特務考核，因此是特務負責改造教師。而這些特務不是保安司令部和警備總部的老粗軍人，就是政工幹校的政工官、政戰幹事，思想僵化，滿口教條，由他們來「感化」教師，師道的悲哀破表。
國民黨對政治犯的洗腦並非虛應故事。它有一套複雜的考核機制，根據各個細項、各種表現來打分數，最後算出總分，由考核官、複核官，主官逐層簽批，通過後才放人。政治犯沒有累進處遇，五年以下偶有假釋；五年以上除非大赦，否則都要關到期滿，甚至期滿仍不放人，再關幾個月或幾年也不乏其例。
前面提到的楊維昭老師，在經過軍人監獄、新生訓導處、軍法處看守所三處監獄、十五年刑滿之時，在軍人監獄的考核表（其實是綜合這十五年的考核成績）拿了七十七分。其中在考核表的「教化心得」欄，楊維昭寫道：「受訓後，頓悟了 總理首創革命、推翻滿清、建立中華； 領袖繼承 國父的遺志、南征北伐、驅除日寇、消滅共匪的偉大精神。我們惟有實行三民主義，追隨 領袖的領導，始能挽救國家的危亡。」
在「受教誨之感想」欄寫道：「十多年來的教誨教育，領悟了三民主義與救國的真諦，知非必改。惟有真誠服從 領袖，消滅共匪，才能得到國家的自由與富強和世界的和平。」在「可能提供之保證」欄寫道：「今後願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誓為國家民族之利益而努力；如有違背此言，願受政府最嚴厲之制裁。」
不只如此，楊維昭還要寫〈誓書〉：「自今以後，服膺三民主義，當忠誠接受政府領導，遵行法令，並願接受指定工作及管教，一切為反共復國而努力。如有違背誓言，願接受最嚴厲之制裁。」如此一番折騰才能出獄，出獄後，還要交付保護管束；換言之，從小牢轉到大牢，繼續受警方監控。
不只楊維昭，每個政治犯都要被考核，都要寫這類千篇一律的話，否則不能出獄。姑不論是真話或假話，這種洗腦成果令人不寒而慄。十五年前，楊維昭還在呼救喊冤；十五年後，他的感言完全與官方同一口徑。如果他真的被洗腦成功的話（筆者毋寧相信是敷衍），那就成了史蒂芬金恐怖小說最佳的題材：人人都被某種入侵者置換了靈魂，不再是從前的自己。
宏觀來看，白色恐怖年代，整個台灣都被換過魂。由原本的台灣魂、大和魂，換成了中國魂、國民黨魂，而且換得相當徹底。獄中的老師被特務改造，獄外則有千千萬萬的老師改造千千萬萬的學生，讓他們變成國民黨的複製人。這是白色恐怖底下教育的真相，比科幻片還要科幻。
在這種教育底下，真正的導師是兩蔣――照官方的說法，蔣介石是「革命的導師」，蔣經國是「青年的導師」。全國老師必須服膺這兩個「萬師之師」、「師王之王」的領導，奉他們的教條為真理，並向全國學生洗腦。
不只如此，國民黨政府更透過強大的國家暴力，使全台灣成為一言堂；敢有異議，就送去監獄改造。於是鐵幕國家流傳的笑話在台灣真實上演：在一個瘋子統治的國家，全體國民，「正常人」都要捧瘋子、講瘋話（瘋子認為是正常話）；只有「瘋子」如陳永生才能罵瘋子、講正常話（瘋子認為是瘋話）。那麼到底誰正常，誰不正常？真是政治哲學的大哉問。
回顧那段長期愚民的歷史，教育和教師都淪為統治工具，必須屈從於政治支配。1967年1月，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當時國民黨施壓台大，使殷海光無法開課，形同解聘）寫信給朋友許冠三，提到：「如今在台灣，正和在中國大地一般，什麼真理，什麼學術，什麼師道尊嚴，什麼基本人權，一碰到現實的政治權力，無不粉碎！」
粉碎的，還有無數政治犯的前途。恆春國中老師連金城，1975年被追究幾十年前在大陸的紅色背景而入獄，判刑十二年。他的難友李世傑（無期徒刑）為文沉痛指出：
連金城是我在獄中所見未被處死的難友中，遭遇最悲慘的一人。自從1946年春來台，他堅決捨棄族叔高雄市長連謀派給他的稅務員肥缺不幹，甘心去當窮教員，到他被捕下獄為止，整整二十九年有半。省吃、儉用、不娶、不嫖、不賭、不飲、不上戲院、不上酒家、不上歌廳舞場，終日與書本為伍。他刻苦儲蓄了近百萬元，一旦盡成灰飛！
連老師的遭遇，是當今許多坐領高額月退俸、投票支持國民黨的退休教師，和那幾位搞「黑箱課綱」，協助馬政府對高中生再洗腦的大學教授，所無法想像的。這些「勝利組老師」，即使對「政治犯老師」沒有同類之悲，至少也要有一點學術良心，不要延續戒嚴遺毒，對高中生重施意識形態凌駕學術專業的洗腦故技。畢竟「黑箱課綱」這種搞法實在太難看了，令師道蒙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