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蘇聯和中共，是二十世紀以來地球上出現的三個最邪惡、最龐大、最具危害性的極權主義政權。納粹德國和蘇聯都已灰飛煙滅，只剩下中共政權“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納粹德國終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終結於冷戰，那麽，西方民主國家要用什麽樣的方式，才能終結生命力似乎更頑強的中共政權呢？
為什麼納粹的罪惡被世人牢牢記住？首先，德國在二戰中成為戰敗國，戰敗國當然不能掌握歷史的書寫權，非得洗心革面、徹底“非納粹化”，才能重新贏得各鄰國的信任；其次，納粹以種族屠殺的方式殺害六百萬猶太人，而猶太人憑藉其焚而不毀的生命力和在文化、商業、科技、政治領域的傑出成就，蒐集被害者的資料，創建大屠殺博物館，讓大屠殺成為整個人類必須面對的血淋淋的傷痕；第三，納粹的罪惡是西方（或者說歐洲）內部的“癌變”，仍然掌握全球文化霸權的歐美國家，極端重視切除自身癌細胞、保障自身身體健康的工作，對納粹的罪惡不敢忽視，直到今天仍然窮追不捨，在歷史教育和媒體報道上更是反複強調和鋪陳，以便讓年輕一代擁有天然免疫力。
與納粹的罪惡相比，在全球範圍內，人們對蘇聯共產黨統治七十年的種種罪惡的認識，要淺薄和稀少許多。俄國學者安妮·阿普爾鮑姆在其巨著《古拉格：一部歷史》中對比說，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因為支持納粹致使名聲受到嚴重損害，而法國作家薩特支持斯大林主義卻仍保有崇高的聲譽。斯大林的罪行並沒有像希特勒的罪行那樣激發起人們內心的同樣反應，原因在於“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公平、人人一律平等——對於大多數西方人的吸引力，肯定要比納粹的種族主義主張及其取得的以強淩弱的成功大得多。雖然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實行起來意味著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但是，對於美國和法國大革命的知識分子後代來說，譴責一個至少聽起來類似於他們自己的制度那樣的制度相對來說比較困難”。這一分析可謂切中要害。另外，雖然俄羅斯在過去的三百年來一直追求成為一個真正的歐洲國家，但歐洲從未將其看作是同類，俄國人等斯拉夫民族被視為“另一種白人”。所以，在那片遼闊的土地上發生的血腥事件，歐洲人並沒有那麽強烈的興趣去關切和瞭解——只要這隻北極熊不咬人，歐洲就放心了。
與以上兩者相比，西方世界對中共的罪惡就更沒有興趣和耐心來瞭解了。僅以毛澤東人為製造的那場大饑荒而論，造成三千萬至四千萬人口的死難，超過希特勒和斯大林一生的罪行。但是，這一事件在西方的政治和歷史教科書中卻只有短短一行字。惟有“六四”天安門屠殺，因為太多血流成河的影像資料曝光於全世界電視觀眾面前，西方大國的政治領袖在民意的壓力之下，這才嚴詞譴責中共之暴行。
然而，“六四”之後才短短幾年時間，隨著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宣布中國將繼續引入外資、發展經貿，綏靖政策又成為西方對華外交的主流，緊隨台資、日資其後，歐美資金源源不絕湧入中國，成為中共的“救命錢”。從此，跨國資本與中共政權結成了宛如八二老翁楊振寧與二八少女翁帆那樣怪異的“老少配”。
時至今日，西方對華綏靖政策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曾在布殊政府擔任負責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的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必須尊重中國”的理論。柯慶生認為，美國必須找到一種策略，讓美國能「接受甚至鼓勵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崛起、以及享有更大的名聲，但要影響中國的選擇，使其更願意放棄橫行霸道的行為……策略的成功，一方面需要實力和強硬的一種不尋常的組合，另一方面需要有讓中國安心、能傾聽中國聲音的意願。」
用中國古話來說，這鍾做法不正是“與虎謀皮”嗎？曾因報道天安門事件而榮穫年度英國最佳國際新聞記者的梅兆贊（JONATHAN MIRSKY），也是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他在一篇書評中直言不諱地批判柯慶生的觀點：“我與許多後來被關押的中國異見人士見過面，多次目睹中國在西藏的行為，眼看着中國軍隊在天安門廣場開槍打死和平的示威者，這些經歷讓我很難贊成柯慶生的觀點。”梅兆贊寫過關於我的報道，他深知中國的真相絕非柯慶生從少數中國御用學者那裡瞭解到的皮毛。
那麽，西方國家為何對中共採取綏靖政策？第一個原因，他們看重在中國的經濟利益，他們跟共產黨合謀奴役中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並無所忌憚地破壞中國的環境。一些陷入經濟衰退的西方國家，將中共當作解脫困境的救星，只要有錢賺，立馬罔顧人權議題。
第二個原因，他們內心深處的“隱形種族主義”推衍出了一種“中國例外論”，也就是說，“中國人跟我們不一樣，中國人不需要民主自由，只要有飯吃就可以了”。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人甚至比南非黑人還要“低賤”——南非的曼德拉獲得了西方民主世界的大力支持，黑人應當享有基本人權；而被中共關押在獄中的劉曉波卻成了“隱形人”，中國人似乎沒有人權也能活下去。
第三個原因，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垮台，並不意味著西方左派的偃旗息鼓。反之，西方左派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當中共的御用文人依葫蘆畫瓢地使用後現代主義、東方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理念來為中共的獨裁體制背書時，西方左派也順勢成為中共的座上賓，從喬姆斯基到賽義德，在論及中國議題時，立即就從普世價值的底線上撤退了。西方左派在媒體上幫助中國的御用學者塑造了美不勝收的中國幻想。
第四個原因，近年來，中共財大氣粗，不像當年囊中羞澀時那樣，在西方面前自覺矮了一截；反之，中共不惜重金，對西方進行全方位的宣傳滲透，從紐約時代廣場的新華社廣告到遍布世界一流大學的孔子學院，中共做到了昔日蘇聯未能做到的一切：深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心臟。由此，在全球輿論場中，“熊貓論”壓倒了“惡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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