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p]媽媽，人們沈默。
媽媽，沒有一個人
出來打斷劊子手的言論。 保羅·策蘭[/nop]
有一首關於“六四”的歌曲最讓我感動，名字叫《歷史是傷口》：「我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捂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而真理在心中，創痛在胸口。還要忍多久，還要沈默多久？如果熱淚可以洗淨塵埃，如果熱血可以換來自由，讓明天能記得今天的怒吼，讓世界都看到歷史的傷口。」參與這首歌曲的創作和演唱的，有三十九名歌手和樂隊，如小虎隊、伍思凱、文章、李宗盛、金素梅、城市少女、姜育恒、星星月亮太陽、童安格、張雨生、張信哲等。
那場血腥的屠殺，不僅是歷史的傷口，也是現實的傷口。二十多年之後，這道傷口仍然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沒有包紮、沒有醫治、沒有癒合。這道傷口改變了許多人的一生，包括一位名叫蔡淑芬的香港女記者。蔡淑芬以《廣場活碑：一個香港女記者眼中的“六四”血光》一書，作為對逝者的悼念和對生者的警示，以及對自己二十多年來守護“六四”真相的心路歷程的回顧。
“六四”屠殺改變了她的一生
1989年4月，蔡淑芳被她任職的媒體派到北京採訪五四運動70週年紀念活動。當時，她去找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尋求幫助，張婉拒說：「沒什麼好採訪吧！兩地制度不同，互不理解，最好還是不要去。」此前，她並不負責大陸新聞，連普通話都說不好。但報社人手不夠，便拉壯丁式地派這名25歲的年輕女記者北上。
誰知，剛到北京，八九民運便風起雲湧、如火如荼，蔡淑芳陰差陽錯地成了這一歷史性事件的直擊者和見證者。在北京的一個多月裏，她像戰地記者一樣四處出擊，完成了數十篇栩栩如生的新聞報導，有每天廣場事態發展的實錄，也有對學生領袖和知識份子代表人物的訪談。她於6月4日淩晨最後一批離開天安門廣場，親眼目睹了屠殺的過程。在和平富足的香港長大的年輕女孩，哪里想到會親歷血泊和屍體、哭泣與哀號？那一刻，死神與她擦肩而過，她甚至聽到了死神那猙獰而邪惡的呼吸。
回到香港，雖然香港還是原來那個燈紅酒綠的城市，但蔡淑芳發現，她原來的生活圈子破碎了：「劫後回來，畏光怕人，圈套在廣場大牢的禁絕枷鎖，圍繞在紀念碑上的沈重腳鐐，我成為受驚幽閉的精神囚徒。」就那些像從伊拉克戰場歸來的美軍士兵一樣，蔡淑芳患上了嚴重的憂鬱癥，每天要吃大量的安眠藥才能入睡，還經常靠酒精麻醉自己。
“六四”之後一年多，蔡淑芳撰寫了《黃泉路上獨來獨往》一文，其中充滿悲痛傷情，充滿自責自虐，可見暴政對她造成多大的心靈創傷：「‘六四’那夜，我沒堅持到底。我嘗試過要留守到最後一夜，不跟隨人群逃散。可是當官兵打人時，本能的反應是奔跑，意志無法戰勝自然，命定我要接受那種命不該絕的苦困，那種想死又死不去的折磨。」屠殺比戰爭更加殘酷。
蔡淑芳不是那種因“六四”出名、並擁有種種可供炫耀的資本的人；相反，她的生命幾乎被“六四”摧毀，她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受害者。讓人敬重的是，幾經掙扎，她終於從憂傷痛悔中站起來，從死蔭的幽谷中走出來，成為一名活躍的人權活動人士和義工。她過著清貧的生活，卻一直默默無聞地、力所能及地幫助“六四”傷殘者和“六四”暴徒。
蔡淑芳不是牆倒眾人推當中的那一個臨時的參與者，而是疾風來臨時的那一根不低頭的勁草。她本可以忘記“六四”、挪開“六四”，恢復當初那個報導香港本地新聞的記者的身份。做一個安穩的、小康的白領，有什麼不好呢？但她作出了另一種選擇，一種將“六四”內化到自己生命中的選擇。為此，她經受了多少心靈的煎熬與現實生活的催逼啊，還不到50歲，頭髮就已經半白了。
一名母親記錄的血跡斑斑的“六四史”
蔡淑芳一直在回憶，在寫作，在記錄。她在《廣場活碑》的自序中說：「為了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對得住人民書寫的歷史，對得住六四底層仍然受苦受難的人質和囚徒，我能做該做的就是拿當年採訪時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公之於世，把血光映照出來的點點滴滴的血與淚，附帶著個人軟弱無力的夢囈呻吟，結集成活下來作見證的碑文。」在諸多有關“六四”的作品中，這不是一本引人註目的暢銷書。但是，比起那些張揚自己在“六四”中的功勞的名流的回憶錄，我更看重像《廣場活碑》這樣的由普通人撰寫的“六四史”。
“六四史”不應當是一部被官方壟斷、扭曲的意識形態史，也不應當是一部只有名人才有資格撰寫的歷史。“六四史”更應當是千百部像《廣場活碑》這樣的、普通人用生命書寫的“個人史”的彙集。沒有普通人的悲歡離合，沒有普通人的血淚情仇，“六四史”就是殘缺不全的。
“六四”像一塊碎玻璃一樣紮入蔡淑芳的頭顱，永遠取不出來。在《活碑》中，最讓我震撼的是作者用白描手法寫到與兒子之間的一段對話。那是紀念“六四”十周年的維園燭光晚會，她帶著8歲的孩子參加。在目睹了血淋淋的“六四”屠殺之後，蔡淑芳一度不想要孩子，不想做母親。她看到了這個世界最暴虐最殘酷的一面，不敢讓孩子降生在這樣一個醜陋的世界上，她甚至不能確信自己還能不能像一個普通的母親那樣愛孩子。後來，孩子還是來到這個世界上，與母親一起走這段不容易走的人生路。
那天，孩子看到畫冊上有媽媽的照片，便好奇地問：「媽媽，你是出了名的人？」蔡淑放這才第一次跟8歲的孩子細說當年那夜在廣場上，怎樣面對軍隊開槍，怎樣躲避頭上的流彈，看到有人倒在血泊裏，最後看見坦克駛入廣場。
孩子還沒有聽完媽媽的敍述，就搶白說：「媽咪，我取拿刀劍機槍來幫你打退他們。」她對孩子說：「他們用的是真槍實彈，還有坦克。」孩子想了想說：「好，我用原子彈去炸死他們。」當下，蔡淑芳心裏更加恐懼不安，對兒子說：「學生手無寸鐵，堅持和平非暴力，絕對不能以暴易暴。」兒子當然不能理解，沒聽進去，繼續不斷地想用更超級、更先進的武器來對付他們，一心想幫媽媽報仇雪恨。
這樣的痛苦真該不該讓下一代人繼續背負呢？蔡淑芳寫道：「到兒子長大以後，我再沒有向他提起我的‘六四’傷口，不想讓血腥暴力繼續在他的心靈滋長，而他也不太願意再跟我們一起去參加燭光集會。」是啊，愛與公義，真相與和解，如何才能變成我們的現實？何時才能臨到中國的大地？我們自己已背起那道黑暗的閘門，但下一代不應當重複這樣的命運，他們要生活在光明之中。
在中國，六四依然是一個言論禁區。27歲的瀋陽青年、靦腆柔弱的天主教徒張懷陽（原名張鵬，以“懷念紫陽”之意改名為張懷陽）撰寫了一篇題為《真的沒有人敢上街紀念六四嗎？》的短文，文章的結尾是：「那就讓我們躲在被窩裡偷偷的哭吧，為了死去的人，也為了我們的不勇敢！」人權活動人士劉沙沙說，這篇文字「一如既往的善良到笨拙，柔弱到令人心酸」。就是這篇文章，為張懷陽招來被勞教3年的厄運。
這個遠方的女子陪整個民族受難
與之相反，20年以來，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海外華人，對“六四”的態度悄悄發生了轉變，正如洪予健牧師描述的那樣：「從當初毫無保留地同情支持廣場上請願的學生，以及對政府血腥鎮壓的無比震驚與悲憤，轉變為目前對‘六四’逐漸的淡忘與麻木。其中一個原因在於：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尤其因著成功舉辦奧運所帶給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大眾對‘六四’的態度越來越模糊曖昧，海外主流的華人媒體對‘六四’的話題也多半敬而遠之。更不可思議的是，海外社會竟冒出不少‘六四鎮壓有理’的論調，當年為六四流血事件而慷慨激昂上街遊行的留學生，今天卻為專制曲意辯護，甚至自嘲當年的道德勇氣只是少不更事的衝動而已。」我們一批海內外基督徒起草了一份紀念“六四”20周年的聲明，希望以廣告的形式自己出錢在《世界日報》刊登，居然遭到拒絕——他們害怕得罪比我們財大氣粗得多的來自中國的廣告主。
我也有過類似的親身經歷：2009年10月，我在參加洛杉磯一個華人教會的學人團契時，有一名來自上海的老人公開宣稱“六四”開槍是政府“正確”的選擇，一個年輕的留學生也支持說「要是這麼多人在白宮門口搗亂，美國政府照樣開槍。」我憤怒地斥責說，你們是基督徒嗎？聖經中“十誡”說得很清楚，不可殺人！你們是人嗎，你們有上帝賦予人的良心嗎？而主持人只是不問是非善惡地說：「在教會裏不要討論政治問題，這樣容易引起爭論。」我想，這些人應當讀一讀蔡淑芳的《活碑》，讀一讀這個本來與“六四”沒有直接關係的香港記者的親身經歷，讀一讀蔡淑芳像耶利米那樣徹夜不停的哀歌，這些被油蒙了心的人會不會因此開竅呢？
蔡淑芳是天安門廣場的一名倖存者，她活了下來，從此卻為死者而活。在那個曾經血流成河的廣場上，黨國魁首們趾高氣揚地舉行閱兵典禮；而憤青們不再像前一代人那樣奮力爭民主爭自由，而是像法西斯分子那樣叫囂“大國崛起”。這個怯懦而卑賤的民族，大多數人屈服於權勢與暴力，享受這“暫時坐穩了奴隸”的境遇；大多數人沈淪於謊言與遺忘之中，不能自拔也不想自拔；大多數人為了獲得金錢不擇手段，甚至不惜讓自己變成撕咬同類的野獸。即便當年參與過“六四”的一些人，也審時度勢、改頭換面，或者通過與官僚勾結的“新圈地運動”而成為腰纏萬貫的房地產商人，或者參與“金盾工程”去剝奪同胞的資訊自由，或者以談及“六四”為恥而千方百計地回避與遺忘。這個世界確實變化太快，但比這個世界的變化更快的是人心，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然而，還是有一些人沒有變，他們像堂吉柯德一樣挺身與風車作戰，像西西弗斯一樣鍥而不捨地推著石頭上山，像摩西一樣執著地從黑暗的埃及走向美好的迦南地，比如丁子霖、方正、劉曉波、楊逢時、朱耀明……“六四”之後，蔡淑芳的人生之旅，絲毫不比那些挈婦將雛、漂泊海外的流亡者們好過，正如蘇曉康在序言中所說：「我們流亡者『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她卻失去了自己往昔的一切：美好與天倫之樂。她囚禁自己，不比獄中的‘六四囚犯’有更多自由。她化為每年‘六四’維園燭海裏的一點燭淚。她陪整個民族受難。」是的，香港維園一年一度的燭光晚會，堅持了二十多年而沒有散去，正是因為有千千萬萬像蔡淑芬這樣的香港人的存在。有這樣一群人，香港不會沈淪；有這樣一群人，中國不會沈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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