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名環保人士華森(Paul Watson)因反捕鯨而遭到日本通緝，引來國際聲援，也讓大眾再度把焦點移向少數幾個維持捕鯨的國家。其中日本在市場需求下降下，仍靠著政府資助持續捕鯨，部份專家認為日本捕鯨是日本民族主義的一種展現，並藉此宣示海洋主權。
頂著一頭蓬亂白髮，宛如小說「白鯨記」(Moby-Dick)中一心追殺大白鯨的船長，他是74歲的加拿大-美國籍反捕鯨人士華森(Paul Watson)，守護鯨魚已長達50年，卻因為被日本政府指控在2010年登上一艘日籍捕鯨船進行破壞而遭到國際通緝，去年7月在丹麥領地格陵蘭被捕。
根據日本法律，華森面臨的是最高15年的徒刑。在國際動保團體和包括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影星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皮爾斯布洛斯南(Pierce Brosnan)等知名人士的聲援下，最終，丹麥拒絕了日本的引渡要求，華森也獲得釋放。
這起事件再度引起國際社會對捕鯨的關注。華森獲釋後表示，某種意義上，幾個月的牢獄之災是一次成功的宣傳，「至少起到了聚焦日本非法捕鯨活動的作用」。但究其根底，日本為何如此熱衷捕鯨？
自然與歷史造就的日本捕鯨業
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擁有大約3萬5千公里的海岸線，領海和專屬經濟區(EEZ)的總面積達447萬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六。相較之下，日本土地面積只有38萬平方公里，不到其海洋面積的十分之一，發展漁業自然成為日本人謀生的有利條件之一。
根據日本外務省的說法，日本的捕鯨史可以追溯到2千年前，但一些學術資料指出，日本實際上到了相當近代才開始捕鯨。不過，早期的日本商業捕鯨活動只限於近海地區，直到1934年才首次進入南極海捕撈。
二次大戰後，美國麥克阿瑟上將(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以駐日盟軍總司令的身份對日本進行政經與外交的全面改造。在他的鼓勵下，日本將美國海軍油輪改裝成捕鯨船，以解決戰後國內糧食短缺的問題。
需求不再 日本卻重啟商業捕鯨
然而，隨著西方環保意識抬頭，加上國際捕鯨委員會(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IWC)日益嚴格的限制，捕鯨業前景不再。戰後隨著日本經濟發展，人們的糧食營養來源多，對鯨肉的需求也逐漸下滑。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統計，日本鯨肉的年消費量在1960年代高峰期為23萬噸；衛報報導，到了2021年日本鯨魚肉消費量只剩0.1萬噸。曾經作為戰後重要蛋白質來源的鯨肉，如今成了少數消費者為嚐鮮而享用的奢侈餐點。
即便如此，日本仍在2019年宣布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同年7月在領海和專屬經濟區重啟捕鯨。根據日本政府的說法，捕鯨是國家歷史與文化的一部分，並強調產業需求和糧食安全的重要性。但專家認為，日本堅持捕鯨的原因與其說是重視傳統文化，不如說是對海洋主權的宣示。
放棄捕鯨等於失去制海權
「外交家」雜誌(The Diplomat)刊登加拿大拉瓦爾大學(Université Laval)人類學系教授波萊里(Maxime Polleri)的分析指出，日本菁英人士一直以來對「島國論」抱有強烈認同感，這一論點將日本描繪成一塊文化獨特、為資源安全而奮鬥的土地，人民因此相信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捍衛國土。
然而自二戰結束後，日本的海洋主權不斷面臨被削弱的風險，與亞洲鄰國中國、俄羅斯、南韓和台灣都存在專屬經濟區邊界的爭議。加上2011年311大地震引發巨大海嘯、釀成福島核災，部分國家因擔憂食安問題而對日本海鮮下達禁令，甚至激起反日情緒；10多年後，日本2023年開始將福島核處理水排放入海，再一次造成區域國家反感，地緣政治風險再現，日本的國家利益也面臨威脅。
在這樣的背景下，波萊里認為「放棄捕鯨可能被視為對日本海洋主權的讓步」。一旦失去了捕鯨業，「日本政府或許會擔心出現骨牌效應，導致必須在專屬經濟區內做出進一步妥協」，傷害主權完整性。
此外，英國非營利組織「國家社會研究中心」(NatCen)助理研究員馮施樂(Gabriel Fung)、「外交家」雜誌專欄作家武安迪(Andy Ka Hei Vu，音譯)認為，日本捕鯨與對民族主義的堅持有關。1980年代，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在美國的要求與壓力下，決定中止商業捕鯨以維繫美日雙邊關係，卻因此傷害了大和民族的自尊。自此之後，日本民族主義者希望能實行獨立於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利益的外交政策，而恢復捕鯨的決定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向國際社會說「不」的堅定決心。
華森說，在他保護鯨魚的50年來，已陸續有9成國家退出捕鯨業。他相信，只要堅持下去，有朝一日商業捕鯨將完全從地球上消失。不過，對日本而言，捕鯨摻雜了經濟利益、主權主張與民族尊嚴，若要徹底廢除，恐怕還有一段長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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