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奕緯／綜合報導
憲法法庭今（20）日宣判37名死囚聲請的死刑釋憲案，判決死刑合憲但須修法限縮適用，唯一針對死刑合憲「全部不同意」的大法官詹森林，在其不同意見書中論述理由。
詹森林在其不同意見書中指出：「憲法第15條明定，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本條規範，不但可解為人民有積極向國家請求維持最低程度生活的權利，且具有人民可禁止國家剝奪生命的意涵，要無可疑。生命權應受國家保障的理念，有源遠流長的思想背景。從古希臘羅馬時代到中世紀基督教哲學思想，都相信有超然於實定法存在的正義體系。至啟蒙時代，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將此一自然法思想融入其哲學體系，認為人均享有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自然權利的基礎上探討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認為人具有自然權利，藉由締結社會契約，讓渡部分自然權利，才建立起政府。據此，貝加利亞（Cesare Beccaria）認為，個人並未同意讓渡生命給國家，國家自然無從以公權力加以剝奪。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強調人作為道德主體的意志自由與自主決定的能力，故每個人都有其獨立人格，『人應被視為目的，而非僅為手段』。德國學者Günter Dürig提出，經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採用的『客體公式』，則進一步清晰闡明人性尊嚴的概念。在保障自由權的基礎上，生命作為基本權的定位因而清晰。生命既然是個人人格得以獨立存在並行使各項權利的前提，生命權即應為個人作為權利主體的核心而受保障。保障生命權，正是體現對每個人內在價值及人格尊嚴的尊重。以上述啟蒙時代以來的思想為基礎，當代社會人權思想與人道主義認為，任何人的生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應受到無條件的尊重和保護。對此，各國憲法以基本權條款的形式展現，最終並演化為國際人權法中具有普世性的基本準則。」
詹森林認為：「憲法所定之基本權，原則上僅得以法律予以限制，而不得剝奪之。對於最重要之基本權，例如自由及生命，尤其如此。申言之，國家固得立法而一時限制人民之自由（有期徒刑），但不得永久剝奪之。無期徒刑，因亦有假釋之適用，故仍僅為自由之限制，而非剝奪。對於人民之自由，國家既然不得以法律剝奪之。對於人民之生命權，更不容任何法律予以剝奪，否則即屬違憲。…當然，單純圍繞憲法規定之文義，不能根本解決死刑制度合憲性議題的爭論。因此，本席接續說明，依照制憲以後多年來發展的憲法原理原則、國際人權思潮理念、我國已承認並遵守的國際人權公約，乃至台灣社會發展現狀，已可認為死刑與當今憲法規範價值實屬牴觸。簡言之，死刑應屬違憲！」
詹森林直言：「在應報正義的理想下，任何人違反誡命而破壞法秩序、侵害他人法益者，應付出相應的代價。但是，現代文明社會法律，絕對不允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偷竊者，去其手；傷人者，廢其身），同理，『以死償命』，顯非實現正義的核心要素。由此可見，『公正應報』不能作為支持死刑的理由；『罪責原則』也不能推導出『什麼行為該死』的結論。…以死刑作為刑罰，僅僅是恐懼、復仇與洩憤，而非實現正義。」
詹森林強調：「面對死刑爭議，大法官應該清楚掌握，憲法所追求者，是公平正義的實現，還是報仇雪恨的痛快？死刑提供快速、直接實現正義的假象，用『惡有惡報』的承諾，給人們精神上的痛快與滿足。但是，一旦打開死刑的『潘朵拉盒子』（Pandora's box），就永遠無法解決伴隨而來的生命權剝奪、人道主義危機、罪刑不相當、標準恣意、誤判疑慮等各種疑難問題。本席堅信，憲法上，剝奪他人生命的死刑，應被當成威力強大的魔鬼，永遠封印起來，並以對待一個『人』的態度，直接面對犯罪者，用合乎人性尊嚴的界限範圍內所有可能的手段，處理該特定罪犯的罪責問題。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實憲法保障人權的精神。…多年來，在個案上，各級法院總是窮盡一切可能，避免作成死刑之判決，法務部亦致力延宕死刑之執行。此種情形，在113憲判8公布後，是否改變，有待觀察，甚至堪憂。雖然，113憲判8宣告在恪遵最嚴密正當法律程序下，死刑係屬合憲，但本席誠摯呼籲，各級法院及法務部切勿將113憲判8當成國家對人民科處及執行死刑的『尚方寶劍』。因為，113憲判8的核心意旨，應在藉由要求『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而持續降低死刑在台灣的存在與執行。就此，期盼113憲判8在未來的實務發展上，可以成為現代版的『丹書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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