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見到的惟一一位《自由中國》時代的當事人，是聶華苓女士。二零零三年夏，我第一次訪問美國時，專程到愛荷華城探望這位傳奇人物。那時，老太太已七十八嵗高齡，精神矍鑠、思維敏捷，對我這個後生小子、不速之客，盛情款待。
聶華苓相當健談，當她回憶起在《自由中國》擔任編輯委員和文藝欄編輯的那十一年，不禁眉飛色舞，滔滔不絕。惟一的中斷，是院子裡忽然跑來一頭小鹿，老太太趕緊出去餵食，像是照顧自己養的貓狗一樣。這頭小鹿常常跑來找吃的，但它哪裡知道這個黃皮膚、小個子的華人老太太，是一位享譽世界的作家和堅韌不拔的民主鬥士？
晚上，聶華苓請我到她家附近的一家中餐廳吃飯，再細細給我講她與雷震之間情同父女的友情。雷震是聶華苓一生中最佩服的英雄，同時她更坦率地表示，她看不起胡適，認為胡適膽子太小，雷震被捕之後，未能積極奔走營救。這還是我第一次親耳聽到有前輩如此直率而尖銳地批評胡適。
聽聶華苓講到此處，我忽然想起一段雷震與胡適之間的往事：一九六一年七月，雷震六十五嵗生日，胡適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桂源鋪》相贈：“萬山不許一溪流，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胡適就去世了。雷震始終認為，胡適的速死與受雷案的刺激有關；與胡適親近的歷史學家唐德剛也說，雷震案之後，胡適好像一下子老了二十嵗。
那尊銅像，應當擺放在更加寬闊明亮的地方
由於雷震故居位於松江路捷運站出口附近，在捷運建設過程中被拆毀，後來當人們提議設立雷震紀念館的時候，已不可能將故居復原，所以退而求其次，在政治大學內設立紀念館及研究中心。
當我來到政大門口向保全人員詢問雷震研究中心的具體位置時，門口的幾位保全都說不知道。他們打了好幾個電話才問到有關資訊，告訴我雷震紀念館位於在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二樓。看來，很少有人來此參訪，否則校門的保全不會不知道。雷震出獄之後，晚年的處境堪稱“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直到今天，似乎仍是如此。而政大原本是國民黨的中央黨校，與雷震並無太深的淵源，將雷震紀念館設置於此，未必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進入大樓，一樓大廳中並無明確標誌，詢問了兩位工作人員，才知道必須繞過一個夾層才能抵達雷震紀念館。在狹窄的過道上，我終於看到了紀念館的門牌，以及擺放在門口的雷震半身銅像。看到這尊銅像，我不禁想起了迄今為止惟一的一本雷震傳記，偏偏是一位從未在台灣生活過的中國作家范泓寫的《民主的銅像──雷震傳》，是否說明雷震在彼岸的中國比在台灣更受重視？
雷震的這尊銅像落成於二零一二年，其實，早在六十年前的一九五二年，胡適就有為雷震造銅像的倡議。當時旅居美國的胡適第一次到台灣講學，心中對台灣的局勢能否穩住並無把握，因此並未決定回台定居。在《自由中國》三週年紀念會上，胡適第一次發表公開演講，就熱情萬分地說：“雷先生為民主自由奮鬥，台灣的人應該給雷震造個銅像。”然而，雷震並未因此洋洋得意，他在日記中冷靜地寫道：“聽到適之先生之言，當然愉快，不過我個人是會獨立奮鬥的，不必有什麽靠山。”
這尊晚來一個甲子的銅像，並非政府出資塑造，而是由雷震外孫及友人捐贈。在半身銅像的基座上刻有最能象徵雷震不屈不撓的性格的一句話：“他們把我的雜誌和黨搞垮了，不要為我悲哀，應為我從容取義而感到驕傲。”我相信，十有八九的政大學生並不知道學校裡有這尊雷震的銅像。而人人都知道校園裡竪立着一尊大得多的迫害雷震的元凶、白色恐怖的始作俑者蔣介石的塑像。我盼望着，有一天蔣介石的塑像被移除出台灣的每一所大學，而雷震的這尊銅像則從昏暗的樓道重新安置到校園裡面人流最多的廣場上。
從“自由中國”到“中華台灣民主國”
在這間面積不大的主展館內，常設的展覽主題，主要回顧雷震從幼時到晚年，根據其生平的關鍵時刻及重大事跡，規劃為七大主題區塊，依次為：憲政思想的養成與戰時的憲政追求、政治協商會議、制憲國民大會、《自由中國》的成立與主張、雷震案、救亡圖存獻議、平反。
展板上有雷震各個時期的照片，其中抗戰期間他在重慶郊外的那張照片最有“雄姿英發”的氣質。背後青山隱隱的風景，也是我少年時代熟悉的自然環境。雷震離開大陸之後終身都未曾踏上歸鄉之旅，而作為流亡者的我也不知何時才能回家。
仔細端詳雷震的長相，他是相當典型的“南人北相”，身材高挑魁梧，又頂毛早年即童山濯濯，遂有“雷三毛”之稱。
展櫃內則收藏了雷震各個時期的手稿，如《五五憲草修正案》的草稿，可見雷震在憲政研究方面用功之勤。旁邊的書架上則收藏有研究雷震、《自由中國》及台灣民主運動歷史的各種著作，如薛元化教授之《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便是我放在手邊常讀常新的著作。
館內還設有數位資訊檢索區，《雷震史料彙編》及全部的《自由中國》雜誌均已實現數位化，可供參觀者和研究者進行資料的檢索和閱讀。另外還有一件小小的藏書閣，引用新型的儲藏防潮櫃，對一套保存完好的《自由中國》雜誌和其他史料、檔案、文件，進行安全保存，並期許這些文件在此“永續典藏”。
在雷震的手稿中，最吸引我的是一九七一年雷震出獄僅一年之後所撰寫的《救亡圖存獻議》。在這篇文章中，雷震鑒於中華民國政府被逐出聯合國的嚴峻態勢，提出十大政治改革建議，並呈送蔣介石等五名最高權力者。這份文件一直對外秘而不宣。直到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黨外雜誌《關懷》和《生根》才發表部分章節，因為當時尚未解嚴，編者認為雷震倡導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的主張過於敏感，發表時選擇刪去。由此可見，雷震的思想是何其超前，這就是先知的洞見。在《自由中國》那一代人中，雷震和傅正是少有的超越了省籍意識的外省人。他們以民主、自由、憲政為可以為之獻身的終極價值，所以能突破大中華和大一統的意識形態的桎梏，進而同情、認同和支持台灣的本土化潮流，也讓自己始終不曾落伍於時代的潮頭浪尖。
雷震的一生，如近代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梁啓超一樣，善變而求變，高瞻且遠矚，不惜為此成為箭垛式的人物，正如學者林其瀁在為雷震的遺作《新黨運動黑皮書》所寫的導論中指出的那樣：“雷震一生歷經亂世，跌宕於政治怒濤之中，以一九四九年為界，之前之風光，之後之慘淡，如日與月之相推。……雷震在他的人生歷程中，捨棄了在國民黨內官運亨通、錦衣玉食的坦途，卻選擇了頑抗威權統治、堅持民主憲政理念、而終至成為階下囚的險惡道路。雷震用他的理念與實踐，一步一步行入黑牢所在，由受到蔣介石倚重的紅頂智囊，成為對抗國民黨黨國機器的報人與政治家，他的後半段人生，黯淡無光；他的生命，卻在黯淡處燦放出戰後台灣政治與媒介史上奇詭瑰麗的霞光，成為一則傳奇，足供後來者爭頌。”
中國會出現下一個雷震嗎？
一九六零年代，《自由中國》引發的「雷震案」轟動海內外。五十多年後，雷案中不合程序的軍法審判，已是台灣當下的改革議案；雷震終其一生追求的憲政，則是當下中國的熱議話題：「中國共產黨是否適合推行憲政？」
二零一三年，中國作家范泓的《民主的銅像──雷震傳》在台灣出版之際，即以“中國是否可能出現下一個雷震？”為題在誠品書店舉行新書發表會。
其實，“中國的雷震”已經出現，那就是仍然身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
作為異議人士，最痛苦的不是自己被羅織罪名、身陷牢獄，而是連累家人。雷震成為“國家的敵人”之後，家人也都淪為人人退避三舍的“異類”。兒子雷德成服兵役時被派到條件最差的馬祖，冬天睡在陰冷的山洞裡面，因為個子太高，棉被太短，小腿長期受凍，行動出現困難。卻因為他是雷震的兒子，不被批准回台灣治療。直到役期結束，雷德成才坐輪椅回台北，可是已病入膏肓，動了三十多次手術，仍然沒有保住雙腿，從大腿根部截肢，終身殘疾。
雷震的女婿金陵，原本是前途無量的海軍上尉，因為執意要娶雷震的女兒，被軍方記大過兩次，不得不申請退役，想找一份工作卻四處碰壁。最後，夫妻倆決定遠走美國，卻拿不到出境許可。剛烈不阿的雷震不得不作出讓步，同意不再接受外國媒體訪問、不再發表批判當局的文章，以換取女兒一家的出境許可。可以想像，晚年的雷震作出此決定時，內心是何其悲憤和悽楚！
劉曉波也是一樣。自己先後四次入獄，加起來坐牢十七年，他可以忍受，但連累家人無辜受苦，他不由痛徹肺腑。妻子劉霞自從丈夫榮獲諾獎之日起便被非法軟禁在家，比坐牢的丈夫還要痛苦。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讓劉霞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和失眠症。妻弟劉暉則因為幫助姐姐、姐夫並接受外國媒體訪問，被當局冠以莫須有的經濟罪名，判刑十一年。一家人瀕臨家破人亡的邊緣。
上帝揀選了雷震和劉曉波這樣的“頑石”，勇銳地向高牆發起衝擊。雷震在獄中給兒女的家書中曾經這樣寫道：“我是締造歷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對而工作努力，歷史當會給我做證明。”當我在雷震紀念館流連忘返之際，我想，這個小小的紀念館就是歷史給雷震的證明。我更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會有一所劉曉波紀念館對外開放，而我願意到劉曉波紀念館中做一個小小的館員，給前來參觀的孩子們講述我與曉波一起經歷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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