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人類同胞最大的罪愆不是仇恨他們，而是對他們漠不在乎。那才是不人道的本質。 —蕭伯納
歷史上有一場你可能從來沒聽說過的驚人訴訟案。
一八七九年五月二日，龐卡族的印地安酋長「站熊」（Standing Bear），被迫在內布拉斯加州的法院裡，起身對滿座的旁聽群眾發言。當時爭訟的重點，是某個許多人看不見的心智是否存在。
酋長「站熊」來到法院的旅程充滿了煎熬。美國政府在先前幾年，決定將七百五十二名龐卡族美洲原住民，強制遷離他們居住在奈厄布拉勒河沿岸的肥沃土地，而將他們重新安置到荒蕪的印地安人保留區，位於今天的奧克拉荷馬州北部。「站熊」放棄自己擁有的一切，集結了他的部族，徒步展開一場長達六百英里的「淚之旅路」。
這場徒步旅程如果沒有要了他們的命（「站熊」的女兒就喪生於這場旅途上），那麼乾燥的印地安人保留區同樣會讓他們活不下去。由於他們所剩的糧食少得可憐，又只有滿是焦乾石礫的土地能夠耕種，龐卡族在第一年就失去了將近三分之一的族人，其中包括「站熊」的兒子。在兒子臨死之際，「站熊」誓言將他的遺骨運回部族的墓園，因為他們的宗教信仰認為，族人必須埋葬在部族的墓園裡，死後才能與祖先同在。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站熊」決定返回他們原本的家園。
他把兒子的骨骸裝在袋子裡，抱在胸前，而在另外二十七人的陪伴下於深冬時節展開歸鄉之旅。行至中途，這場旅程的消息，在他們接近奧馬哈族印地安人保留區之時傳了出去。奧馬哈族人張臂歡迎他們，但政府官員卻將他們逮捕，克魯克將軍奉命將遭到包圍的龐卡族人送回印地安人保留區。
克魯克深感不忍。「在我處置印地安人的經驗裡，已經有好幾次在華府的命令下，做出了最不人道的事情。可是現在我又奉命得做一件比以前更加殘忍的事。」克魯克為人正直，違背直接命令對他而言簡直比登天還難，於是他採取拖延的做法，鼓勵奧馬哈市的一名報社編輯，找來律師代表「站熊」，控告身為美國政府代表的克魯克將軍自己。訴訟爭論點是什麼呢？要求美國政府承認「站熊」是「人」。
這場官司打了幾天的時間，政府律師試圖把龐卡族描繪成野蠻人，比較像是沒有思考能力的動物或沒有感受力的物品，而不是擁有理性和情感的人。畢竟，當初政府官員就是把龐卡族人視為不具心智的生物，所以才會把他們當成法律下的資產，而不把他們當人看待。這種觀點從政府律師一開頭所提出的問題即明顯可見：他問「站熊」這趟旅程帶領了多少人隨行。「我只是想知道他會不會算數。」那名律師解釋道。
經過幾天的證人詰問之後，審判接近了尾聲。主審法官丹迪知道「站熊」想要依照龐卡族的習俗親自發言，但美國的法律體系不允許在審判終結之際進行直接陳述。丹迪法官決定尊重美洲原住民的習俗，而不惜違反法律慣例。於是，他將法警招到審判臺前，悄聲宣布休庭，藉此暗中終止正式訴訟程序，然後允許「站熊」起身對法庭發言。
所以，最後就是這樣。在晚上十點左右，在漫長的一天結束之際，「站熊」站了起來。不識字、不曾受過教育，也沒有時間準備講稿的他，就這麼靜靜站著，環顧著法院裡的人。過了一分鐘後，他終於開口說道：「我看到現場有很多人，我想其中有很多都是我的朋友。」接著，他試圖呈現自己不只是個沒有頭腦的野蠻人。他說明了自己的部族在印地安人保留區遭遇的困境，提到他從來沒有傷害過一個白人，並且敘述自己多年來曾經在家中收留過不少美國士兵，照顧他們從傷病中恢復健康。接著，他說出了一段令人震驚的話，幾乎可說是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裡主角夏洛克那段著名獨白的翻版。「站熊」舉起一隻手，說：「這隻手的膚色和你們不一樣，可是刺下去會痛，就像你們刺自己的手也會痛。我的手刺傷之後流出的血，和你們的血是一樣的顏色。我是人。」
「站熊」是人。他的智力足以領導族人，在深冬時節踏上一趟長達六百英里的旅程；他心中的愛讓他把兒子的骨骸掛到脖子上，以實現承諾。儘管如此，他卻必須向一群來自遠地的人懇求同情，因為那群人幾乎完全看不見他的心智，而是將他視為一件沒有頭腦的資產。由於那群人對眼前這個具有知覺能力的心智視而不見，「站熊」只好被迫將自己的心智展現出來。
「我是人」
「站熊」的官司是個極端案例，展現了第六感常犯的一種錯誤。就像閉上眼睛，然後說自己面前什麼也沒有，如果不去運用推論人心的能力，不只會導致我們對別人漠不關心，更可能因此把對方當作根本沒有心智。
大多數的極端案例都涉及某種仇恨或偏見，而拉開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納粹以數百年來的反猶太刻板印象，將猶太人說成喪盡天良的鼠輩、掠食無厭的肥豬。盧安達的胡圖人屠殺數十萬圖西人之前，也是把他們描繪成無腦蟑螂。這類極端案例中，如果出現例外人士，通常是遭歧者曾親身遇見過的人。克魯克將軍在辦公室裡與「站熊」及族人面談，他們當面向他吐露煎熬和苦難、希望和夢想、信念和回憶。他不認為龐卡族人是沒有頭腦的野蠻人，所以主動策畫了那場以自己為被告的官司。從這些例子，我們開始懂得人需要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夠認知到別人也同樣擁有完全的人類心智，以及如果未能認知到這一點會導致什麼後果。
當然，「站熊」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心智遭別人忽略低估的人。跨文化心理學家賈霍達指出，古希臘時代以來，歐洲人就以兩種方式，看待在相對而言較為原始的文化中生活的人，藉此認定他們沒有心智：認為他們自制力與情感闕如，好似動物；或是認為他們理性與智力低下，宛若幼童。由於「那些人」的外貌、語言和行為舉止都如此陌生，因此在歐洲人眼中不但是他者，也是比較低劣的人。說得更精確一點，歐洲人認為他們的心智比較低劣，不論理性或感受的能力都比較差。
類似的觀點在歷史上一直不斷反覆出現。金恩博士在孟菲斯遭到刺殺的時候，正在支持一場由清潔工人發動的罷工活動，其口號即是：「我是人。」一九九○年代初期，加州州警普遍將涉及年輕黑人的犯罪案件稱為「NHI」—意為「無人涉及其中」（No Humans Involved）。二○一○年，數千名外來移民在亞利桑納州抗議嚴苛的移民法，群眾高舉的標示牌上寫著：「我是人。」全球各地的人要求人權或者聲稱自己遭到不人道對待之時，核心論點皆是迫害者未能認知到他們的心智。這也許就是為什麼《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的條文特別著重人的心智：「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與權利上一律平等。人各賦有理性良知，應以兄弟精神互相對待。」由此可見，我們顯然很容易忘卻別人也和我們一樣擁有能力與經驗大致相同的心智。我們一旦認為別人缺乏理性思考、自由選擇或者感受的能力，就會認為那個人「算不上是人」。
因此，抹殺人性的本質，就是未能認知到別人同樣擁有完全的人類心智。對抗抹殺人性現象的人士，面對的通常都是極端案例，不免因此覺得抹殺人性只是一種頗為罕見的現象。實際上絕非如此。我們身邊到處都可以見到細微的案例。即便是你的冰箱，也可能存放著一件這種案例的物品。當初法國人開始為英國人釀製香檳之後，釀酒商很快就發現，英國人喜歡的香檳口味在甜度上比法國人低了許多。實際上，法國人覺得英國人喜歡的那種香檳根本難以入口。於是，他們把這種劣等香檳命名為「brut sauvage」（野蠻粗俗），嘲笑缺乏品味的英國人。不過，法國人這個笑話最後卻反倒開到了自己頭上：現在，不甜的 brut 香檳是全世界最受喜愛的香檳種類。
「次等心智」效應
你一旦與別人的心智脫鉤，就可能犯下認為別人比較沒有頭腦的錯誤。
這麼說也許聽起來很抽象，但日常生活中其實有很多細微的實例。首先且來談談你對自己的心智所懷有的一種最基本的經驗：你對自己擁有自由意志的感受。儘管許多科學家對於以自由意志解釋行為的論點都不屑一顧，但你我無疑都覺得自己擁有自由意志。我們覺得自己顯然能夠自由選擇要不要多吃一個甜甜圈，要不要移動自己的指頭，要不要繼續閱讀這本書。但別人的心智呢？別人是不是和你一樣能夠自由選擇？還是說他們擁有的自由意志比較少？和你比起來，他們是不是比較受制於他們的環境或者他們自己僵固的意識形態？
經過仔細研究發現，大多數人對於這些問題，都回答自己比別人擁有更多的自由意志。舉例而言，擁有自由意志代表獨立自主，面對各種不同選項的時候，能夠不受環境影響而按照自己的興趣和渴望做出選擇。在一項實驗裡，研究人員要求同處一室的大學室友們各自陳述自己在過去的人生中所做出的決定有多麼容易預測，並且推想自己未來所做的決定會有多麼容易預測。接著，每個人又為自己的室友提出同樣的評估。結果，參與實驗的學生都認為自己的過去與未來比他們的室友更難以預測，彷彿室友所擁有的自由意志比他們少—也就是說室友的心智比不上他們。
擁有自由意志也表示能夠在不同的選項當中做出選擇，就像俗語說的：「人生由你自己打造。」在另一項實驗裡，兩家不同餐廳的員工拿到一份清單，裡頭列出了他們在往後十年可能會做的事情，包括他們可能住在什麼地方（例如美國東岸、西岸、中西部，或是同一座城鎮裡的一間公寓）、可能從事什麼工作（與現在相同的工作、另一份充滿樂趣的工作、另一份無聊乏味的工作，或者沒有工作），乃至人生會是什麼模樣（與現在相同的生活型態、以家庭為主的生活型態，或是比較自由自在的生活型態）。實驗對象全都圈選了看起來比較有可能的選項，接著又為他們熟識的一位同事圈選一份相同的清單。最後，研究人員計算了實驗對象圈選了不同可能性的選項有多少，結果發現他們為自己的人生所圈選的不同可能性比為同事圈選的多。擁有自由意志能夠讓你做出美妙的選擇，但也可能讓你做出糟糕的選擇。你如果請別人描繪自己和他人的未來，那麼他們會認為自己擁有比別人更多的自由，不只在做出良好選擇的方面如此—例如買下一棟絕佳的住宅或者獲取一份充滿樂趣的工作，而且在做出不良選擇的方面也是一樣—例如買下一棟缺陷百出的屋子或者陷入失業的困境。
在我們眼中，別人的心智看起來不只欠缺自由意志。這種「次等心智」的效應有許多不同的體現，包括一種似乎普世存在的傾向，認為自己的心智比別人來得細膩又有深度。相較於和我們關係親近的內團體成員，我們通常也認為距離遙遠的外團體成員—包括恐怖分子、颶風受害者乃至政治對手—比較缺乏體驗複雜情感的能力，諸如羞恥、自豪、難堪與內疚。有一系列實驗甚至發現外團體提出的道歉—例如阿富汗士兵誤擊加拿大人，而請求對方原諒他們—也比較缺乏效果，原因是距離遙遠的他者看起來比較缺乏懊悔的能力，他們提出的道歉也就顯得不真誠。
你如果因為沒有和別人的心智相連結，而覺得對方的頭腦比較遲鈍，並不表示實際上真的就是如此。當初的美國官員認為「站熊」算不上是一個完全的人，認為他頭腦簡單、缺乏智力與感受能力：在今天看來，我們也許會認為這只是一件極端歧視的罕見案例。也許如此，但這個案例也顯示了我們一旦與別人的心智脫鉤，就可能會因此覺得別人看起來比較沒有頭腦，比較不像你和你的好友那麼智力健全。
心智盲目會導致社會智能降低
許多非洲傳統都談及一種稱為「烏班圖」（ubuntu）的概念：「人因為對待別人的方式而成其為人。」這種觀念認為，你的人性來自於你對待別人的方式，而不是你在獨處情況下的行為。人性來自於把別人當成人對待，不是擁有生物學上定義的人類身體就稱為人，而是擁有心理學上定義的完全人類心智才算得上是人。我利用以上這幾頁的篇幅闡述了這一點：像你我這樣的善良人士，也有可能在特定情境下與別人的心智脫鉤，從而把他們當成沒有頭腦的個體對待。我們一旦未能啟動了解別人心智的能力，不但會因此對他們漠不關心，也恐怕不免喪失自己的人性。
丹迪法官在「站熊」的那段發言之後思考了十天。再度開庭後，他首先提出一段個人感想：「在我負責執行我國法律的這十五年來，我審理或判決過的案件從來沒有像本案這麼深切引起我的同情⋯⋯然而，在這個自由必須受到法律規範的國家裡，司法行為的規範與基礎，終究必須建立在比同情心更令人滿意也更恆久的元素上。」接著，丹迪仔細駁斥了政府律師提出的每一項爭論點，然後判決「站熊」與所有美洲原住民都必須被視為受到法律保障的人。克魯克將軍達成了他的願望—他打輸了這場官司。「站熊」不是一個沒有頭腦的野蠻人，而是一個完完全全的人。
人類大腦雖然才智與能力如此傑出，卻也可能認不出一個就在我們眼前的心智。我們在別人身邊必須啟動自己的第六感—這是每個人都擁有的驚人能力，能夠用來了解別人的心智。我們與別人的距離一旦導致第六感處於蟄伏狀態，就可能因此把別人的心智視為次等心智，並且從而把他們視為次等的人。心智盲目不只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每個人都可能犯的錯誤，會導致我們的社會智能降低。
本文摘自究竟出版《為什麼我們經常誤解人心？：芝加哥大學行為科學教授揭開心智運作的真相》
101個科學實驗結果，揭開人類心智運作的驚人真相，帶你真正讀懂人心，精準做出每一次判斷！
你有過這樣的經驗嗎？你以為案子八成能順利簽約了，最後卻被客戶擺了一道；
你以為兒女會衷心感謝你為他們所做的，不料他們只想離你遠遠的。
人類天生具有「讀心術」，才有了互助合作的分工社會，但為什麼誤解還是天天上演？
芝大布斯商學院明星教授20年精采研究，帶你突破心智盲點，擁有洞悉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