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九月，拉著一個大行李箱，我到了英國倫敦大學的宿舍。這個宿舍在「哈利波特」的國王十字火車站（KingsCross）旁邊，我在那裡住了一年，沒找到9 ¾
月台。開學第一天，我跟其他的學生排隊，等著進入教授的辦公室，我從外面聽得到教授大概問了哪些問題：你的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中文學多久了等等。教授用英文跟學生說話，如果我真的要學會這個語言，我應該從現在開始儘量說中文，所以輪到我以後，一進去我就很大方地開口說：「你好！」教授接著用中文問我問題，「零、七、八、一……」我說著自己的電話號碼，心裡覺得：「哇！我真的跟一個陌生人在用中文溝通，好神奇！」
這次經驗影響了我整個學中文的過程：儘量說話、儘量寫字、儘量讀中文，你就會進步。因為這個原因我成為很多同學最討厭的學生！下課以後，跟其他人在學校的食堂裡，我會練習我的中文，問他們：「你今天喝什麼茶？你今天吃什麼肉？」他們經常很生氣地用英文回答說：「閉嘴！我學了一整天的中文，我已經受不了，說英文吧！」可是我繼續用這種方法來學，如果我的詞彙夠講某件事情，對方也能聽懂，我一定用中文說。
在倫敦大學中文系，第一年他們教正體字，也很重視文言文和中國歷史，這兩項很傳統的文化。這讓一些學生很頭疼。有一次，我們剛開學的時候，老師問所有的學生：「你為什麼來學中文？」有一個學生舉手回答說：「因為錢的關係！」（他的意思是學會中文之後，他可以去中國做生意，開進出口公司等等）這些傳統文化的課程好像給這位學生帶來很多麻煩，後來他就輟學了。
不過反而是這些傳統文化給我帶來最大的影響。
《女史箴圖》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幅中國畫
我終於看了關於孔子的書，雖然我看的是《論語》的英文版，可是看書時真的能感覺到中華文化的精神。在歷史課裡我們學習中國所有的朝代，從最早的夏、商、周到唐、宋……最後到民國時期和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學到民國那一段的歷史，我覺得這個時期對我來說沒有那麼大的吸引力，但是我還能接受，學到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我完全是反感，好像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失去了一些很精華的東西，二千年來在中華社會扮演重要角色的儒家思想，在短短的幾年裡完全被共產黨毀了。其他方面也是一樣，好像幾十年之內，中共利用「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的口號，把中華五千年的傳統文化完全破壞殆盡。
所以我對自己立了一個原則，清朝一九一一年被推翻後的事情，我不會研究，也不會寫相關文章。大學整整四年，我是這樣要求自己，有的時候你在亞非學院的圖書館裡會看到我，用詞典翻譯《論語》。圖書館裡的《論語》是一百年前的版本，書上的漢字古代氣息濃厚。有時你在大英博物館裡，會看到我研究的中國瓷器和傳統的畫兒，我是在那裡看到了被稱為「存在最重要的一幅中國畫兒」的《女史箴圖》。
我當時在大英博物館研究一篇有關藝術的文章，參觀時，走入一間很暗的展覽廳，裡面只有我一個人，牆上有一個按鈕，我按下後，在一層玻璃後的《女史箴圖》就亮起來了。這幅畫兒本來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畫家顧愷之約兩千年前畫的，大英博物館中的畫被專家認為是公元五百年左右，由另外一個畫家模仿顧愷之畫的。不論怎樣，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幅中國畫（北京的故宮博物館也有一個版本，不過是宋代畫的）。這幅畫兒對我來說有一種吸引力，觀看時感覺像走入了古代的中國，我想不透這個展覽廳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呢？我把《女史箴圖》當題材寫了一篇文章，教授很高興，也有一點吃驚我找到了那幅畫兒（為了保護，大英博物館每年只展覽三個月）。
誕生！中文世界的「郝毅博」
在倫敦大學的第一年，是我第一次碰到那麼多關於中國傳統的東西：文言文、傳統藝術、瓷器等等。過了聖誕節以後，教授開始跟我們講出國留學的事情，亞非學院大二會安排學生去北京，上北京師範大學學一年的中文。我開始想：我會去中國大陸學簡體字，會由經過中共洗腦的教授來教我中國歷史，連最好的古董也不在北京的博物館裡，有的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毀了，剩下的古董有的在英國，有的在台灣。在中國大陸學中文聽起來像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在這時我想到了台灣。幾個星期前，過聖誕節的時候，朋友給我介紹他從台灣來的朋友，一位叫洪先生的叔叔。洪先生當時跟我說：「如果你來台灣，你可以住我的家」。因為正準備去中國，我沒有多想，直到現在才意識到洪先生邀請的珍貴。
我想了好久，去台灣比去中國麻煩，我要自己找一間適合的大學，安排自己的課程，另外找一個文言文的老師（為了升大三，亞非學院會舉辦文言文考試）。經過多方思考之後，我決定去台灣留學。我告訴教授，教授說：「去台灣比去中國難，我們的學校什麼都不會幫你安排，可是如果你真的想去，那就去吧！」我馬上開始在網路上研究學校，因為去中國的學生會上北京師範大學，相對而言，我選了台北師範大學，就這麼簡單，反正他們的網站看起來不錯。師大接受我的申請之後，我很興奮，馬上去了台灣大使館（其實叫「台北代表辦公室」，雖然英國政府不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可是我承認，所以我就用這個名字）。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來得太早了！出發前三個月才能辦簽證，當時我還有五個月！
二○○七年六月初，一位叫郝毅博的英國人，很興奮地拿著一張環球機票從機場出發了，我從英國往西邊飛，先到美國紐約一個叫「新唐人」的電視台花兩個月做義工。這個電視台當時是個非營利組織，他們專門對中國大陸透過衛星播出那些被中共封鎖、平常不會看到的報導。比如說：新唐人二○○三年是第一個報導SARS病情的中文媒體，依我對中共的看法，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幫忙的組織。離開紐約以後，我會在日本待一個星期訪問我父母的老朋友──杉山先生和杉山太太，然後最終抵達我的目的地──亞洲最美麗的島嶼，中華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之一，也是我最期待探索的新環境──台灣。
學生們出國留學之前，教授們會幫所有的學生選一個中文名字。大多數是很簡單的，按照發音翻譯的，比如說David就成為「大衛」，Anthony成為「安東」等等。
我的名字叫Ben，所以我以為他們會給我「本傑明」這一類的。那天教授微笑著走過來說：「我選了一個很棒的名字」。聽到我的名字時，我不明白她為什麼選擇這個名字，可是最大的好處是：無論你寫簡體字還是正體字，字體都是一樣的，這三個字沒有被簡化。姓氏跟當時的台北市長是一樣的，所以在台灣這點也提供了不少聊天的機會。那一天我在中文的世界裡正式成為「郝毅博」！
郝毅博說：「取名學問大！無論你寫正體字還是簡體字，「郝毅博」三個字的字體都是一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