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冷戰時代的新加坡，如何邁向一流國家？
吳作棟：「小國必須心懷大志。」
當吳作棟在1990年接棒出任新加坡第二任總理，許多人曾經懷疑：新加坡這個年輕的新興國家沒了李光耀，是否還能繼續生存？
然而，在吳作棟主政的十四年間，新加坡在他帶領下，一路挺過經濟風暴、抵禦恐怖襲擊、扛住大選重挫、全民一心對抗SARS等。本書捕捉了吳作棟這位政治領導人錘煉轉型的過程，讓人看到他如何從青澀稚嫩的新總理，蛻變為一位頑強務實的戰略專家。在後冷戰時代，世界秩序紊亂，但他不止鞏固了新加坡在全球格局中的生存空間與聲望價值，還使之進一步拓展、晉升，獲得各國領袖的肯定與敬重。
（圖／郭懿慧攝影）
圖說：關於新加坡的卓越關鍵？「第二任總理」吳作棟「小國必須心懷大志。」
這套由吳作棟授權的傳記，由記者出身的新加坡文學獎得主白勝暉執筆，透過作者與編採團隊對吳作棟的多次深入採訪，輔以人民行動黨的資料、吳作棟私藏筆記和個人觀點，讓讀者得以從罕見的深刻視角一窺新加坡的政治決策和運作。第一輯《吳作棟傳(一九四一～一九九○)：新加坡的政壇傳奇》敘述吳作棟如何從一個貧寒子弟走上從政之路；第二輯《吳作棟傳(1990-2004)：新加坡的卓越關鍵》紀錄吳作棟主政時代的重要事蹟，以及在他持續推動新加坡蛻變為全球大都市的進程中，有哪些鮮為人知的內情與真相、情緒與情感。
吳作棟
領導人造就國家，而不可預測的時勢則造就領導人。這本書並非一般授權撰寫的傳記；既非從我的視角出發，章節架構內容也不由我決定。
我的傳記作者白勝暉是位文思敏捷、筆鋒充滿戲劇性的寫作人。他並未詳加介紹我的目標、政策、項目，也不對我的表現、成就、對新加坡的貢獻等等進行評斷。他就是通過層層遞進的情節鋪設，一步步地揭露動作場景，吸引讀者不斷追看。
我喜歡這樣的風格。我由始至終都把自己視為人民謙卑的公僕。從政，從來不是我的人生志向，更甭說當總理。我之所以應召加入人民行動黨，全只因為我本身曾經受過這個好政府的恩惠。
我父親在三十六歲那年因肺結核過世。當時我只有十歲。我靠著助學金完成了中學和大學教育。任職公共服務部門期間，政府還送我到美國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攻讀發展經濟學。因為這個出國深造的機會，以及較早前念大學時的助學金，我必須履行十年合約——先在公共服務部門，而後到國營航運公司任職。對於人生中能獲得這些機會，我萬分感恩。
從政生涯中，帶領新加坡繼續往前走的這一信念，是我最大的推動力。好些海外學者與新聞工作者都認定，新加坡沒了李光耀便注定要失敗。我下定決心要證明這些心存疑慮者全看錯了；我要在李先生奠定的基礎上，造福我們的下一代。
我清楚知道自己要為新加坡勾勒一幅什麼樣的願景。我不是個眼裡只充斥著夢想的理想主義者，反而是個務實主義者。大學時代我原本對英語感興趣，最終卻選擇主修經濟學。
人民行動黨於一九八四年全國大選期間發布的競選政綱，涵蓋了我對新加坡的一些開創性新構想。競選政綱是我草擬的，同時也結合了同僚提供的許多建議；這支團隊後來讓人們統稱為「第二代領導班子」。
我們立志打造一座出類拔萃的城市、一個與眾不同的社會。我們期許讓新加坡躍升為發達國家。我們定下目標，要在一九九九年達到瑞士一九八四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這個目標最終在二○○○年實現。
我相信新加坡不應只是個經濟強勁、職場嚴峻的國家；她必須也同時是一個充滿樂趣的家園。
人民行動黨早年曾發起「反黃運動」。我則是取消了色情吧台舞的禁令，也允許鋼管舞重登舞台。夜間場所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而這些改變背後，是更為宏觀的社會轉型，以朝向更為多元全面也更加富有活力的大方向發展。我們鼓勵新加坡人在藝術和體育領域追逐夢想。為了推動國人發揮創意精神、解放藝術靈魂，我們遂有了濱海藝術中心這麼一個重大的投資發展項目。我們蓋起了室內體育館；要做到的不光是推廣全民健身運動，更要在體育競技舞台上追求卓越成就，共同歡慶我國健兒在區域和國際體育賽事中奪標凱旋。
隨著新加坡邁入二十一世紀，要在科技驅動且充滿競爭與爭議的世界裡繼續取得增長，自力更生的精神與創業冒險的膽識亦變得不可或缺。一個國家培養出來的人民如果只會順從指示行事，害怕出錯犯錯，那人民就不會改革創新，不會冒險跨出舒適區，也不會有自謀生計的能力。我們的治國作風需要鬆綁，要鼓勵民間有更多由下而上發起的舉措。
我的政府給了人民某種情感上的聯結，讓人民更願意為國家而盡力。對於這個國家的現在與未來，人民理應有權發聲。我逐步落實全民參與及全民協商的治國作風。
許多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所推行的民主制度，在我看來是越走越偏頗：政黨政治、民粹主義、分化、兩極化，乃至功能失效。我也觀察到許多政治人物將個人、政黨和既得利益擺在國家利益之上，好像從政就只是為了贏得選舉。
我深信，必須將民主置於國家的人口結構、價值觀、文明史和地域等框架內來實踐。新加坡是亞洲的一個彈丸小國，由來自不同種族宗教的移民人口組成，極其容易被顛覆；若是罔顧基本價值觀和國家利益而陷入政治權力鬥爭，勢必撼動這個小國的穩定。
我們的國會制度是依循新加坡國情而發展演變的。我們通過立法，納入非選區議員制度和官委議員制度，為國會注入「穩定器」，確保國會不會少了「另一種聲音」。非選區議員制度尤其為反對黨提供了一個成長的起點，讓他們有機會在國會裡證明自己。好幾位非選區議員在後來的全國大選中都成功當選，贏得了選區議席。二○二○年大選後成立的第十四屆國會中，十位工人黨國會議員當中就有四位曾出任非選區議員。
要實現政治穩定，還必須要有一個強大、公平、公正，且能取信於民的政府。
不過，政治也攸關權力。當你投票推選某個政黨及其候選人組織政府，就意味著你把自己的生活託付給了他們。這些當選的政治人物被賦予權力，足以決定你和國家的未來命運。政治人物相互競爭，以贏得執政的權利、特權與責任。
我由衷認為，這些政權在握的人必須自視為新加坡大家庭的信託人或「家長」，而永遠都不以統治者或者君王自居。好的領導人就像是良善可親、循循善誘的家長，帶領人民邁向光明未來，在作重大決定時會鼓勵全民參與。政府畢竟也跟家長一樣，無法對所有問題都提供答案。然而，政府仍有責任根據所有已知信息，以及人民的回饋和對未來的評估，努力作出最好的判斷。最重要的是，領導人必得要有魄力，為捍衛人民的最大利益而作出艱難的決定，在短期陣痛與長期威脅之間權衡輕重。
可是並非每一位政治人物的想法都和我一樣。只要放眼看看遠近其他周遭國家的政治人物是如何行使手中的權力，就心裡有數了。
國會議員也同樣能左右國家的命運。他們當選後，不光是為人民發聲，也必須在選區內及國會中發揮其領導作用。
這才是代議制政府的精髓所在。服務與領導——就好比硬幣的兩面。
處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我們需要在個人自由和集體利益之間求取平衡。
本文摘自天下文化《吳作棟傳（1990-2004）：新加坡的卓越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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