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這部電影的臺詞這麼少呢？」
「因為上一部電影，我接受了太多訪問。」
其實，《我要復仇》的劇本是在製作《共同警戒區JSA》前寫的。如今想來，在那麼多劇本裡偏偏選中這個故事，應該是接受了太多訪問，出現了受訪症候群。因此在反覆推敲的過程中，連為數不多的臺詞也都刪掉了。有些人評價這部片的魅力在於沉默寡言，但這讚譽不屬於我，都要歸功於當年讓我費盡唇舌的那群記者大人們。
在柏林國際影展上，我與從智利到丹麥等來自各國的記者見面。每天面對三十名記者，感覺自己都快成了點唱機，只要投入硬幣的記者按下按鈕提問：「這部電影真的是在板門店拍攝的嗎？」我就會像唱歌一樣，把早已輸入好的答案唱出來：「哦～記者先生，如果能在板門店拍攝，又何必拍這種電影呢？啊～難道您不這麼認為嗎？」
還有拍照的問題。最近，韓國印刷媒體的版面設計越來越華麗，電影導演也隨之變得商品化，幾乎沒有人拍坐著聊天的導演照了。就連文雅的日報也要求導演站在路燈下抽著菸、擺出苦思冥想的姿勢。如果導演曾因不聽話的演員或工作人員吃過一兩次苦頭，便會出於同理心地聽從攝影記者的指令。因此，我也曾抬起手指向虛空，眺望遠方，展露燦爛的微笑。
但真正讓我感到痛苦的還是語言。因為記者不會直接問：「為什麼把《我要復仇》中的誘拐犯設定成聽障者？」而是問：「把《我要復仇》中的誘拐犯設定為聽障者，是不是象徵了他與世隔絕，乃至存在根本上的無法溝通呢？」
我很痛苦，痛苦的原因不在於這樣講不對，而是我討厭藝術的魔法被這種語言概念化。申河均驚人的聽障演技，怎能用這麼一句話就概括解釋呢？不過，他們這麼說也沒錯，所以我只能含糊其詞地回答：「嗯⋯⋯是。」結果三天後，報紙和雜誌便刊登出了這樣的文章：
記者：您為什麼要把《我要復仇》中的誘拐犯設定成聽障者呢？
導演：這是為了象徵性的表現聽障者與世隔絕，以及某種根本上的無法溝通。
千篇一律的表達，俗套的概念，陳腐的解釋！記者和影評人的分析之所以教人感到受益與有趣，是因為他們能隨心所欲地表達。但導演親口講解出所謂的「拍攝意圖」時，就會有一種是在利用公權力說明的感覺，毫無趣味可言。這就好比在充滿各式各樣解釋的廣闊平原上，我在一個角落畫了一個圈，然後告訴大家：「只能在這裡玩喔。」唉，被迫講太多話之後，我變成了一個討厭講話的男人卻沒想到因為不想講話而拍攝的寡言電影，又掀起了口水之浪。
我也明白這不能怪記者，換作是我也別無他法。正如《我要復仇》的主角們一樣，記者和導演都覺得委屈。這只是語言的惡性循環，語言的復仇罷了。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那麼討厭，為什麼不拒絕受訪？」話是沒錯，但這很難做到。第一，我不能拒絕宣傳電影的機會，因為導演也得看投資人臉色。第二，只接受一家媒體採訪，其他媒體就會說：「接受這家，不接受那家，是在無視我們嗎？」第三，我擔心記者會在背後說：「哈，他以為自己是隱士庫柏力克嗎？別以為擺架子就能裝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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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是這麼想的，有人肯採訪我，我應該知足。回想過去，我剛拍完地一部電影，連一個採訪邀約都沒有，因為根本沒人關注我。當時我的確很傷心，所以說現在真的該知足。
本文節錄：【朴贊郁的蒙太奇：韓國電影大師朴贊郁首部親筆著作（附獨家簽名印刷扉頁）】一書／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朴贊郁
1963年生於首爾，西江大學哲學系畢業，目前為導演、編劇、製片人。
成為電影導演前，他就已經是一個沉迷於藝術片、B級片的超級影痴。1992年以《月亮是太陽的夢》踏入影壇，5年後推出《三人組》，雖未獲得亮眼票房，但其獨特風格已然受到電影圈矚目。
2000年，大膽挑戰南北韓分裂題材的《共同警戒區JSA》，創下580萬觀影人數的驚人紀錄，更入圍第51屆柏林影展。之後的《我要復仇》、《原罪犯》、《親切的金子》，由於故事均緊扣「復仇」主題，被稱為「復仇三部曲」，也是影迷津津樂道的經典作。《原罪犯》更獲得第57屆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親切的金子》入圍第62屆威尼斯影展，讓他成為韓國影史首位入圍過三大影展的導演。
朴贊郁受B級片影響至深，電影風格直接明快，也愛嘗試不同故事，如科幻題材的《賽柏格之戀》、吸血鬼異色電影《蝙蝠：血色情慾》等，並以《慾謀》進軍好萊塢，《下女的誘惑》也讓他獲得第71屆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外語片。
其最新電影《分手的決心》（暫名），由湯唯、朴海日、李貞賢主演。並將拍攝HBO製作的電視劇《同情者》，與小勞勃道尼合作。
譯者簡介
胡椒筒（hoochootong）
專職譯者，帶著「為什麼韓劇那麼紅，韓國小說卻沒人看」的好奇心，闖進翻譯的世界。
譯有《謊言：韓國世越號沉船事件潛水員的告白》、《那些美好的人啊》、《信號Signal：原著劇本》、《您已登入N號房》等。
敬請賜教：hoochooto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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