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旬，中國南方的溫度已經接近三十度，讓人在炎熱的天氣中，不由得昏昏欲睡。但跨性別者黃一卻一點都不睏，TA在晚上11點打電話給家人，一直聊到淩晨一點，才掛斷。
黃一是中國一個性小眾組織的志願者，時不時都會在線上、線下發起與LGBQA+、女權相關的活動。 TA認為，自己很少公開談論時事政治，最近卻不知為何，突然被老家的警察「密切關注」著，導致家人被頻繁騷擾，自己的精神狀態也非常不安，無法進行日常的工作與生活。
掛電話之後，TA迅速地拉黑了家人的微信帳號，以及電話等其他聯繫方式。若不與家人斷絕關係，黃一覺得到了六月會更麻煩。 因為每年六四前後，中國各地的公安部門都會「如臨大敵」般，通過約談、逼遷等方式，試圖管控所有關注公共議題的異見人士。
一旦騷擾次數繼續增加，黃一的家人可能會失去工作，TA只好果斷地與家人斷絕關係。 事實上，由於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100週年，維穩（維護社會穩定）的政治要求更是比以往更多，局勢也愈發緊張。
在此期間，不少關注性別議題的行動者，都遭遇了與黃一類似的狀況，變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被困在籠子裡」的行動者，無處可逃
與拉拉方青確定採訪的那一天，她晚上十二點才回復我的信息。 「不好意思，我剛剛才跟老師談完，可以遲點聊嗎？ 」發過來的語音中，我聽得出來她明顯的疲憊。
方青是中國北方一所高校的本科生，也是當地彩虹小組的其中一個負責人。今年五月底，她的畢業答辯已經順利通過，畢業照也已經拍完，只要在六月下旬拿到相關證件，便可以離開學校。 在這段無所事事的空檔中，方青準備六月初去旅行。
但離校的申請書提交後不久，老師便堅決地拒絕了，並要求她寫一份「不參與任何活動」的保證書——這份保證書，方青在本科期間寫過多次。 6月3號晚上，輔導員突然來到方青的宿舍，警告她在拿到畢業證之前，一定要「安安份份」。
自大二之後，輔導員發現方青在朋友圈經常發佈與公共議題有關的分享，她就變成了老師的「眼中釘」。 每年的517（國際不再恐同恐雙恐跨日）與6月（驕傲月）前後，輔導員都會主動找她約談，保證她在此期間做到「沈默是金」。
在頻繁且毫無理由的約談之外，這位男性輔導員還時常以「查宿」的名義，來方青的宿舍確認她本人是否在。 有一晚，方青沒有告訴任何人自己要出門，只是打算看完電影就回校。 但室友很快就打電話給她，讓她盡快回宿舍，之後還要打電話給輔導員。
更讓方青無法接受的是，平日生活中，老師只要一發現方青的社交平台連續幾天不發動態，便會讓班上的其他同學，去問候方青的近況，以防她「偷偷搞事」。 這讓方青一度很迷茫，不知道可以信任身邊的哪個人，畢竟他們都有可能幫老師監視自己。
至於老師的行為，方青很清楚其只是一個負責「上傳下達」的「工具人」，但看著出入自如的舍友們，她依然很憤怒。「室友去別的城市實習都不需報備，但我就像被困在籠子里的小鳥。我明明已經按要求寫了保證書，在約談時的態度也很友好，為何還沒有出行的自由呢？ 」
老師的約談，方青還能勉強應付著，更擔憂的是來自公安部門的約談。自從2015年女權五姐妹事件之後，這種由警察來約談或監視性少數的現象越來越頻繁。與方青關係好的性少數夥伴，或多或少都曾有過與警察打交道的經歷，輕則打電話詢問，重則錄口供、寫保證書，以及接受頻繁的約談。
為此，方青與其他性少數夥伴發起性別議題的活動時，都會主動避開敏感日子，活動的內容也會寫得很謹慎，還會加上「男女平等是中國的基本國策」或學術的話語，避免「自己哪天突然消失」。
除了擔心被不同主體約談，她也很害怕遭遇來自「小粉紅」的網路暴力。今年四月初，女權主義者肖美麗因反對二手煙和性別暴力，被微博上如@子午俠士等五毛人肉，甚至被貼上「境外勢力」等負面標籤，導致其網店的商品被迫下架，讓人不由得感慨荒謬。
在肖美麗被人肉之後，一些女權主義者、校園LGBT小組，也被「別有居心的人士」在網路散播謠言。很快，他們的社交平台也隨之被封號或禁言。為求自保，一些還沒有被人肉的行動者，則一邊聲援那些被攻擊的行動者，一邊在社交平台上刪除涉及隱私的個人信息。
從體制內的維穩制度，到熱衷舉報的民族主義者，令方青不由得感慨這是一個「人人自危」的時代。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雖然沒有像俄羅斯一樣公開反同。 但在影像作品、書籍出版 、流行文化等方面，性少數議題不被廣泛接受，甚至只能以「社會主義兄弟情」（耽美的異化）的畸形形式出現。
秉持多元性別、性別的觀點的個體與社群，願景是希望社會更加性別平等，結果卻是難以被父權制度與集權國家接納與理解，進而被後者壓迫與束縛。直至個體服從於集體主義，成為維護體制中的一個工具。
當身邊的聯結被逐一切斷，行動者變成了「一座孤島」
當下中國，公安部門約談行動者，已經成為了家常便飯。但對於約談的主體，正在從個體慢慢蔓延，覆蓋至他們的家人、朋友、伴侶等親近的人，形成了「孤島效應」。
從參與防艾公益以來，男同性戀者劉明被約談的次數，早已經多到記不清了，少的時候幾個月一次，多的時候一個月幾次。只要看到手機上的號碼，他都能知道是哪個警察來約談自己了，有時候便會直接關機，懶得搭理對方。
然而近年來，警察不只約談他，偶爾還會騷擾他的家人。對此，劉明也不甘示弱，直接面對面地警告他們，如果再騷擾其他家屬，他之後都不會配合。或許是考慮到劉明家人年長，且體弱多病，經受不住長時間的約調，警察後來也不再去他家屬家拍門。
黃一沒有劉明的勇氣。 TA從學生時代參加彩虹小組，到畢業後成為一個性少數組織的核心志願者。不過，成為社畜之後，黃一沒有了學校老師的阻撓，卻在今年莫名地被戶籍地的警察聯繫到，建議TA多了解「社會正能量」的事宜。
在警察看來，黃一就是個異類。 他們不能理解黃一為何希望不婚不育，也不明白TA為何時常發佈厭男的言論。為此，警察還找來了心理咨詢師與社工，試圖扭轉黃一的性別、性向認同，讓TA「不要被境外勢力洗腦」，以及了解「為人母的美妙」。
黃一覺得，自從關注性別議題之後，無論是平日發言還是參與活動，自己一直都很小心翼翼，盡量避免碰到「模糊的紅線」。 但長期、頻繁地騷擾，徹底打亂了黃一與家人的生活，還影響了自己母親的工作。
上述這種「從身邊人去切斷行動者聯結」的方式，方青也經歷過。 她被校方約談之後，老師也找到了她在校內的幾位拉拉朋友，通過她們去詢問有關方青的私人信息，比如有沒有收過境外的資金，或者是否存在不好的政治傾向等等。最後，這些朋友還被警告，要與方青保持距離。
當時，方青並不知情，還為朋友突然疏遠自己而感到難過。 直到後來在一次校外的性別活動中，朋友才向方青講出實情。方青這才意識到，她與朋友的聯繫方式以及是否還有交往，正在被線上大數據、線下線人監控著，一下子震驚到說不出話來。
從身邊人去打斷聯結的方式，在中國的行動圈並不少見。 有行動者被要求當場絕交，拉黑朋友。還有人被警察以長線追蹤的形式，即使行動者當下拉黑了朋友，隔了一段時間再聯繫，仍然是被約談。行動者就成為一個靶子，不斷被公權力射箭，無處可逃。
隨著「孤島效應」的發酵，不少關注性別議題的行動者也在考慮，在被迫出櫃或警方約談之前，自己先跟身邊親密的家人、朋友去講述自己的想法，或許能夠減少約談對身邊人帶來的心理創傷與壓力。
但這種希望「先佔上風」的行為，也被一些行動者質疑，如果有人從中舉報自己，無疑是直接火上澆油，沒有了退路——事實上，這也是中國維穩部門「喜聞樂見的場景」，通過挑撥行動者、分裂社群，再加上恐嚇等手段，最後成功打散這些有凝聚力的人。
被孤立而不安、而迷茫、而焦慮，成為行動者無法擺脫的宿命。
在約談之後，行動者的出路在哪裡？
約談結束，並不代表事件的結束。接受筆者採訪的行動者都反饋，在約談、騷擾之後，身心健康都受到很嚴重的困擾。
方青坦言，每次知道身邊有朋友被約談後，自己也會感受到那種焦慮。「焦慮是時時存在的。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會做什麽？ 他們還有什麽手段？ 到底哪一天會到來？ 這種未知和無助讓我焦慮。 」
與方青一樣，黃一的焦慮感從五月底上升，到六月三日這一天更是徹夜難眠，直到過完六月四日這一天，壓力還會減少一些。 但TA不敢放鬆警惕，接下來還有敏感日子和一些大型的政府活動，在平日上街看到不少穿著制服的警察，TA都會忍不住發抖。
劉明則比方青嚴重一些。 在剛開始做同運時，他家常常會被拍門，電話總會一直響不停。劉明現在只要聽到有陌生人敲門、突然的腳步聲或者打電話，第一反應就是默不作聲，等待對方下一步的行動。為此，他總需要把手機關機才能睡好一個安穩覺。
這種恐懼感就像是烙印，刻在每一個關注且深入性別議題的人身上。但政治抑鬱是很難緩解的事情。黃一試過找心理咨詢師，反而把咨詢師嚇到了，不理解TA為何會被約談。看著咨詢師的反應，黃一還有點慶幸對方沒有攻擊自己的性別認同。
有了那次的經歷後，黃一再也沒有找過心理咨詢師，一是中國性別友好的心理咨詢師已經是少數，二是專門做政治抑鬱的機構更是僅存在海外。如果人在中國去做咨詢，或者會有信息洩露的風險，若專門出國去治療又需要資金與時間投入，這無疑對行動者而言成本過高。
重壓之下，有不少行動者選擇離開公益行業，不再像以往一樣那麼關注公共議題。 黃一也曾想過轉行，兼職公益或者徹底放棄。但TA覺得不甘心，自己在這個領域紮根已久，就這樣放棄實在太可惜了，而且自己上了「約談名單」，一輩子都甩不掉。
那麼出國，會是僅存的一條出路嗎？ 在採訪過程中，方青與黃一講到了自己對未來規劃，就是出國讀書。如今，由於新冠疫情在各國頻繁爆發，出國的簽證限制多多，方青只好先工作存錢，之後再考慮讀書後移民的事宜。
不過，黃一也有很多擔心。 作為亞裔，個體出國之後也會遇到一系列的身份認同問題，以及能否找到好的工作，真正地停留在那個地方，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宛如喪家之犬，我們無家可歸」，TA無奈地感慨道。
截至發稿前，7月6號晚上，大量的LGBT公眾號被封，甚至一位管理公眾號的學生的微信也被封了。 黃一以為只要安全度過了七一，再過完了七天禁娛令，一切就平安無事。 但就在前一天，這場對性少數的線上圍攻仍然在繼續。
那晚，黃一依然徹夜難眠。 TA不停地刷新微博，希望看到關於封號的更多討論與信息。 TA猜測，或許是與最近新出的三胎政策有關。為了增加勞動力，中國政府不允許「不婚不育的同性戀存在」，更不歡迎「女性生育自由的女權主義」。
在7月6號之後，不少關注性別議題的普通網友，都紛紛轉發柴靜2005年採訪張北川的影片截圖。 在談及社會為何不接納同志時，張北川表示：「因為我們的性文化裡，把生育當做性的目的，把無知當純潔，把愚昧當德行，把偏見當原則。」
也有不少網友提及2011年中國明星呂麗萍歧視同性戀事件，遭到了公眾的大量批評。 然而這種言論自由的空間，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後，逐漸被維穩取代。如今，就連昔日有同志遊行的香港，也礙於《國安法》的出台，無法放映台灣的同志紀錄片。
或許明年的五月，這場針對中國LGBT行動者的「貓鼠遊戲」仍會繼續。 一個現代版的使女故事，正在當下中國慢慢成為現實。
更多中央廣播電臺新聞
專訪｜中國殘聯：比服務殘障者更重要的，是維穩
香港的商業優勢正在逐漸消失
安華醫師：我眼中的新疆問題(十七) 維吾爾特別法庭親歷記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