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遠離鎂光燈的英國演員Keira Knightley學會重新評估人生的優先順序，而透過獨家專訪，她與英國版BAZAAR總編輯Lydia Slater分享了自身對當地社區的了解、重溫女性主義文學的樂趣，以及穿著華服與孩子共度封城時光的趣事。
與Keira Knightley一起散步有點像是和女王同行，是一種大開眼界的體驗。
和Keira Knightley相約見面時，礙於政府仍規定不得在室內群聚的規定，因此我們一邊在居住的北倫敦街區街道上閒逛，一邊進行專訪，而路上的居民也主動向Keira Knightley打招呼。途中，我們外帶咖啡時，咖啡師見到她便主動遞上她最喜歡的品項；於是我告訴Keira Knightley，成為舉世聞名的大明星想來並沒有那麼糟吧？她聞言時表情看似非常驚訝，「噢，這些人我全都認識呀，」她一面向我解釋，一面向另一名路人揮手並說道：「那位是Chris，他是我可愛的鄰居。」
我在這一區定居的時間比Keira Knightley早了好幾十年，但我仍需要向咖啡師說明我喜歡什麼樣的卡布奇諾；我想，一定是因為她看起來異常友善，而且就算穿著黑色牛仔褲和馬汀靴，頭上戴著毛線帽和口罩，依然明豔照人。
服裝帶來的歡愉
此次專訪與過去一年中的許多訪談一樣，已歷經多次延期。一開始，我們計畫在2020年碰面，聊聊Keira Knightley預定於今年聖誕節檔期上映的新電影《Silent Night》。如今，身為Chanel摩登COCO香氛系列形象代言人的角色是她的優先工作事項。
自2007年起，Keira Knightley便不停地出席宣傳活動，當時的她才20歲出頭，剛參與了賣座大片《神鬼奇航》系列電影的演出，她從洛杉磯飛到巴黎和Chanel已逝的前創意舵手Karl Lagerfeld見面。而Keira Knightley只記得自己當時深受時差影響，狀態不太好，她笑著回憶：「我當年可能太年輕，初生之犢不畏虎，而且還不太懂何謂時尚。我當時下榻在Ritz酒店，打開衣櫃時發現裡頭全是Chanel的服裝，一時以為房間未打掃，還因此打電話給前台服務人員告知有房客將衣服留在衣櫃中了，而他們表示那些衣服是留給我在住房期間穿著的，但請不要帶走。」她嘆了口氣表示：「那對我來說就像是灰姑娘變身的時刻。」
如今，Keira Knightley自己擁有大量的Chanel服飾，然而現在的情況，穿上這些衣服的機會卻少之又少，她說：「我很期待再次穿上漂亮的衣服。」第一次封城初期，Keira Knightley決定每天打扮來提振家裡的氣氛。「我們的花園裡放了一張跳床，而我們規定只能穿上洋裝跳，所以我每天都會塗上紅色口紅，穿上我櫥櫃裡每一件Chanel服裝，我女兒Edie則會在頭髮和她的精靈翅膀綁上Chanel的緞帶。」Keira Knightley的丈夫是前Klaxons樂團的鍵盤手James Righton，她們母女允許他加入跳床行列，前提是要穿上他的一件「孔雀色Gucci西裝」。
「我在想，當外面的世界感覺起來就像世界末日般可怕時，讓這些漂亮的衣服徒留在衣櫥裡有什麼意義呢？為了孩子們，讓自己快樂起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這麼做，就不會再把封城的憂鬱放在心上。」想起封城這段期間，Keira Knightley接著說道：「買回家的東西必須先全部擦乾淨再收起來，而最扯的是，有次我發現了一些詭異的棕色蘋果，James說他用滾水煮過，因為可能有別人碰過它們，我說：『好吧，但現在這些蘋果不能吃了！』封城真的是一段非常詭異的時期，當時我們穿著非常鮮豔的衣服在煮蘋果！」Keira Knightley無奈地大笑。
與家人共度封城時光
訪談過程中，Keira Knightley不斷強調很感謝自己的好運，「身於這樣的處境，並且知道除了待在家裡防疫別無他法的狀況下，妳會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是多麼無足輕重——同時對護士這個職業產生敬畏；怎麼能只幫護士增加1%的薪資呢？這是一個女權主義問題！」她說著便突然火冒三丈。Keira Knightley和所有人一樣，在過去幾個月經歷了「雲霄飛車般的情緒起伏」，她和James因為疫情失去了好幾位朋友，Keira Knightley不得不兼顧在家上課的Edie並照顧還小的寶寶Delilah。在過去一年，食物似乎也是導致英國緊張氛圍的源頭之一。「James Righton非常極端，感覺產生了輕微強迫症——但正好讓他變得很會下廚。」Keira Knightley說道。
James Righton在第一次封城期間閱讀了大量環保書籍後，決定第二次封城期間讓全家人只吃再生農場的蔬菜。「再生農場太中產階級了，我真的受不了，我不太喜歡吃根莖類蔬菜，我們收到的再生農場蔬菜箱裡面有四顆根芹菜，我討厭根芹菜！我沒有意識到自己能對一種蔬菜懷有如此強烈的怨念……」。我們見面的那一週，她坦承自己一想到要在第二次封城狀態下過生日，心中又感到有些惶惶不安。「我最後聽起來就像個五歲小孩在抱怨『我想跟我的朋友見面！』，而我五歲的孩子則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
Keira Knightley非常期待世界解封的那一天，尤其她可以重啟自己的事業。「我已經有一年沒有工作了，在我剛於倫敦完成電影《Silent Night》的拍攝工作後，接著那個周五就進入了封城狀態。」而當天，也是電影《愛美獎行動》預定上映的日期，這部電影是關於幾名女性激進份子干擾1970年世界小姐選美大賽的故事。我本來也打算在九月拍一檔為期四、五個月的電視劇，但因為封城和小孩照顧的原因無法進行。我很幸運在經濟考量上還足以做出這樣的決定，感覺這是出於我自己的選擇。」
慘忍真相
即便如此，Keira Knightley這段時間仍在深入研究一部由Ann Leckie暢銷科幻小說《Ancillary Justice》改編的新電影，若狀況允許，這部片將於今年下旬開始拍攝。「這部片的主題是關於權力，而我的角色所面對的問題是『征服的目的是什麼？統御的動機是什麼？』因此我閱讀了很多關於獨裁者的書，在我洗碗和幫寶寶換尿片的同時一邊幻想著星際統治。」Keira Knightley也很喜歡Manda Scott的《Boudica》系列有聲書，因為在Sarah Everard死後的守夜紀念會中以及英國反強暴組織論壇上揭露了校園中厭女和性侵的殘忍真相後，她對女性議題的社會聲量感到特別欣慰。「這件事情很異端但很強大，女性的聲音現在能被社會聽見，這種感覺很好。」Keira Knightley表示。
Keira Knightley母親的教育方式，使她註定成為女性主義者，她的母親是劇作家Sharman MacDonald，同時也是戲劇作品《When I was a Girl, I used to Scream and Shout》的作者。Keira Knightley接著談到自己的興趣，「我小時候因為運動細胞很好而受到極大的鼓舞，但成為一名足球員對我來說不算一個選項，因為在他們的腦中，這是男孩子的選擇，這對小時候的我來說，算是不小的打擊。」事實上，Keira Knightley演藝生涯中所詮釋的角色都非常堅強獨立：從2002年《我愛貝克漢》中對足球狂熱的青少年，到2005年《傲慢與偏見》的Lizzy Bennet，以及2018年《花都教主柯蕾特》中的反傳統法國作家Coletté、《瞞天機密》的吹哨人，以及近期在《愛美獎行動》中激進的女性主義者Sally Alexander，皆擁有堅毅的性格。
現在的Keira Knightley很想知道，為什麼過去從未想過要說出自己曾遭遇過的厭女症經歷。「當時的女性開始意識獨自走回家時，需要採取安全措施，以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我想我每一項措施都有做到，卻從來沒有反思過，這點真他媽的太令人沮喪了。」
就在這完美的時機點，剛好有位陌生男子獨自向我們走來，並開始對著Keira Knightley大喊。「妳打算上這所學校嗎？妳看起來很年輕！」她禮貌地回覆：「謝謝你。」接著我們匆匆離開好避開那名男子，幾分鐘後該名男子竟尾隨在後。「被跟蹤的時候剛好能討論到這個主題，我喜歡那個表示男人應該實行宵禁的政治人物，因為這個言論激怒了男性，但妳反思一下——女性卻有宵禁，而且一直以來都有。」Keira Knightley說道。而她自己是否有過被騷擾的經驗呢？「有！我的意思是，每個女性都經歷過，我說真的，我不知道誰沒有遇過，無論是暴露狂，還是被偷摸，或者會有人說要割破妳的喉嚨，或者揍妳，無論是什麼，每個女性都遇過。」
卸下武裝
不出所料，Keira Knightley說過去一年來，戴口罩的生活對她來說算是一種解放自我的經歷。而大多數人對未來恢復正常生活都感到有些慌張，試想，Keira Knightley要重新回到全球媒體鎂光燈下會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她很享受著裝打扮的過程，「化妝就像一種武裝，但James和Edie一點都不喜歡，James會說：『噢，妳變得不像妳了。』他們不認為鎂光燈下的我是他們所認識的Keira Knightley——我也不認為，那個我像是另一種存在，就像在扮演一個角色。」而這對她而言算是個好角色嗎？「不算太好，這個角色得表現出很精明幹練的一面，這是一種武裝，我認為公眾人物就必須如此。」Keira Knightley坦言。
採訪結束的幾天後，我帶著女兒，牽著狗，抱著一整手乾洗完的衣服，正從店裡走回去，路上剛好遇見Keira Knightley和James Righton走過，她戴著口罩，看起來……相當精明幹練。但當我們隔著一條街對上目光時，她卻對著我微笑打招呼，「難怪整個街區都是她的朋友。」當下，我心中如此思索著。
【本文轉載自「《Harper’s BAZAAR》國際中文版」；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