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文革前奏「社教」運動，父親被抽調到農村對口幫教。家中人口已達五口，他一個人收入維持家用已感吃力。
毛澤東一生都沈迷在尋找並企圖消滅他的假想敵的死結裡——可能是同黨戰友、政黨對手或帝國主義，甚至他的人民。未奪政權，他渴望殺敵奪權；奪得政權，他害怕失去權力。他懼怕別人像他當年造反一樣推翻他。這是所有獨裁者的宿命，也是專制制度癌癥所在。他頻繁製造政治運動，摧殘所有人，其實就是在找尋內心的安全感，他哪來作為人的幸福和快樂。中南海其實就是毛澤東自我囚禁的墓地，或許借助於古代帝王的餘威，他晚上才能睡著覺。
文革肇始後的前五年，我家尚住在慶陽地區行署所在地西峰鎮（現今慶陽市），這也是我的出生地。我大約三、四歲時的一天，母親後衣襟拽著我和姐姐、懷抱妹妹，路經城中心小什字。突然遭遇武鬥兩派開打，母親將我們掩在懷裡，就近躲在馬路邊木頭電線桿後面。子彈嗖、嗖直飛，打在木電線桿上，木屑唰、唰掉下。
這就是我降生後，新中國給我刻下的第一個清晰印記。我上幼兒園，老師教我們的第一課，就是用玩具槍玩殺敵遊戲。權力者的敵我階級意識，通過社會、家庭和學校強制植入每個人大腦，沒有寬恕、仁愛、平等和正義等人文教育。
固然，早期中共在少數精英領導下，從中國底層社會隱秘發育，受到極度壓制和摧毀，因此，他們對支撐統治權威的財富和知識的仇恨，滲入骨髓。一旦奪權，對代表財富和知識擁有者的工商業者、地主和知識分子，強制實施社會主義改造，當然也是以期消滅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強力挑戰者。
費正清指出：「無產階級是一個虛構的概念。」「無產階級專政實則是中共對所有人民實行人治。」人民被劃分為幹部、工人和農民家庭出身，貧農、富農和地主等階級成分。血統論和階級論，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最為野蠻和囂張的表達。他們控制所有國家機器還不放心，還要管住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譬如，辦理結（離）婚證，出差或探親住宿旅館，必須出具單位（或村委）蓋公章的證明，出省還需帶上全國糧票，這實際上是管制老百姓的隱私權和人身自由。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即為「社教」失敗，龐大的行政官僚不聽話，和幻覺中的敵人帶給他的不安全感。於是他繞過黨政體制，發動並利用無知的紅衛兵造反，試圖打倒並摧毀一切。十年文革，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殘暴的革命實踐之一。前有斯大林，後有柬共（紅色高棉）波爾布特、朝鮮金家政權——他們與人民為敵，大肆殺戮，將反人類獸性表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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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文革深入推進，老幹部靠邊站，父親被支派到山區糧管所工作，我家也被趕出公房，母親帶著五個孩子搬住在窯洞裡。中蘇「珍寶島之戰」和「林彪叛逃」，激化毛澤東的好戰性格。「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城市人口被強制疏散農村。
在我讀小學一年級那年，一輛載運糧食的「解放牌」拖鬥卡車，搭載著我家全部家當和幾口人，被遣往慶陽縣赤城公社白馬大隊，臨時落腳在大隊部獸醫站後院破敗的地坑院窯洞。土炕泥竈，油燈照明，深溝挑水飲用。
2019年12月，作者重訪40多年前下放的甘肅省慶城縣白馬鎮白馬村壑口組（原慶陽縣赤城公社白馬大隊壑口生產隊），與69歲原生產隊長、退伍軍人楊振武及其妻重逢。
下放疏散就是十多年。父親在白馬糧管所當保管員。夏秋驗收公糧。期間也在壑口生產隊當駐村幹部。我家還保留城市戶口，在糧管所買麵買油，除了沒地耕種，其實跟農民沒啥兩樣。北方農活我都會幹。最刻骨銘心的是，在學校因家庭出身、衣服補丁比同學少，受到老師和同學歧視。初三隨父工作調動轉學驛馬中學，我給自己改名叫劉憤世，初中畢業證赫然書寫。1994年在海南入獄，警察抄家，將我的初中畢業證、中學大學日記本、學運照片等物扣押，迄今未還。
父親的工作在幾個公社糧管所間調動。父親在哪裡，家就在那裡。每次搬家，都借住在老鄉的窯洞裡。
漸漸長大，我們問父親為什麽不回城？父親常常沈默不言。在我的記憶裡，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父親從不會苛責打罵我們幾個孩子，可能跟他中年成家有關。與其說父母讓孩子自由成長，還不如說，他們沒有精力管教我們，任由我們兄妹五人野性長大。
父親率身垂範，要我們做正直、誠實的人。寒冬長夜，父親常在家庭會議上念叨，他最大的理想就是供養我們五個孩子高中畢業，他超額做到了。每天兩餐，一張小飯桌擺放在窯洞廚房泥地中間，四周擺上小板凳，全家一起吃飯、交流，建立長幼平等和自由關係。下放期間，兄姐先後插隊當知青，然後被政府安排工作。
1984年全家返城，住進糧食局家屬院。父親也年屆60歲，到了退休年齡。他堅持工作兩年才延期辦理離休手續。離休後閑不住，他又擔任街道居委會黨支部書記。常常召集黨員老頭老太在家裡客廳學文件、讀報紙。母親因我1989年入獄罹患心臟病，需要靜養，於是父母常鬧口角。母親不幸於1994年59歲早逝。當時我第二次「因言獲罪」，在海南島坐牢。
父親離休後使用的特供證，特供香菸和豬下水等。這些特供品在1980年代後期已非稀缺品，隨處可買到。
1989年9月，小妹陪著65歲的父親，從千里之外隴東，輾轉抵達設在山區的甘肅省勞教所探望我。那天刮著大風，我正與其他犯人在籃球場篩煤，滿臉黑灰，饑腸漉漉，哢、哢地咳嗽。走出勞教所三大隊大鐵門，父親和小妹遠遠站在一排颯颯搖擺的楊樹下，大風刮起了他們的衣角，黃塵撲面。
我站在親人面前，咬著嘴唇，說不出一句話。父親沈默。小妹在旁邊嚶嚶哭泣。管教在旁邊看守。過了好大一會兒，父親破例遞給我一支香菸，平靜地問：「你咋不給家裡說一下？！」我參加學運從未告訴家人。
2002年5月，父親在環澳門遊遊船上。
2002年，我讓父親和家人赴深圳遊玩。除了1950年代去過雲貴一帶征兵，這是父親幾十年後再次來到江南，也是第一次乘坐飛機。
一天，父親點名要去深圳蓮花山瞻仰經濟特區設計師鄧小平銅像。鄧小平下令「六四」屠城，而我參與那場民主運動，被投進監獄並開除學籍。76歲的父親拉著我的小外甥女，拾級而上。陽光赤灼，父親滿臉汗水，恭立在鄧小平像前，靜靜地擡頭仰望；我背向銅像，倚靠在石欄上，眺望自由香港。此刻，我與父親都若有所思，卻是多麽背道而馳！
兩輩人的信仰如此不同。多年來父親試圖說服我放棄異議言行，但最終還是失敗了。好在時間可以療治傷口，我與父親，彼此寬容、妥協和尊重，才維繫著濃濃父子情。
上圖，2006年作者與父親在家中。下圖，2009年8月，父親遭遇拆遷迫害，在西安住院期間。
2005年11月，我第三次入獄獲釋後返家探親。回家剛坐定不久，父親即拿出一個褐色木盒子。原來這是抗戰勝利60周年、中央軍委頒發給參加抗戰軍人的紀念勳章（健在的國軍抗戰軍人無此殊榮）。我能理解，這是父親作為一個抗戰軍人最為自豪驕傲的功勳認可。我當時想，如果當局真正關心抗戰軍人，那就提供維持他們尊嚴的生活福利。
父親平靜的晚年生活，終在2009年被打斷。家屬院面臨拆遷。慶陽市政府派出市、區老幹局等各路人馬，上門動員父親搬遷。稱父親作為老革命、老黨員，要帶頭配合城市規劃。甚至匿名打電話威脅父親，如不按期搬遷就停發離休工資。他們避而不談如何解決後續住房。而以父親當年每月四千多元離休金，也無力購買高價商品房；其次，按照國家離休幹部待遇規定，要由政府解決住房。
2006年春節，父親在慶陽市東湖公園。
一波波政府和拆遷辦人員，輪番登門，恐嚇威脅，軟硬兼施。父親帶領家屬院住戶，阻攔推土機停工，但是，卻無法掙脫政府人員戴給他的「老革命」、「老黨員」大帽子。父親維護政府面子，從未告訴家人他因心理壓力大引發陳疾的實情，終於被摧垮住進醫院。父親昏迷在病床，每天全靠十多瓶營養液維持生命。醫生多次下發病危通知。家人已通知外地親戚最後一次探望父親，並著手準備父親的後事。
在父親被政府迫害、生命垂危的關口，他所維護的政府和一生愚忠的黨，早已遺忘了他。這到底是誰的悲哀？但我明白，這是父親在共產制度下必然的結局。
2016年父親臨終前留影，佩戴中央軍委頒發的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和70周年紀念勳章。
父親終於從死亡邊緣堅強地復活過來，這年他已85歲高齡。家屬院被鏟為平地。父親自後租房居住，保姆照顧他的日常生活，他不願意與子女合住在一起。
父親臨終前一個多月，我陪伺在側。生活尚能自理，頭腦清醒，還在寫日記。一次，我拿他身份證去醫院開藥，順便給自己開了治腰疼藥。回家後我告訴父親。他責怪道：「占那點（國家）便宜幹啥？！」父親醫藥費全額報銷。母親在世時的治病費用，父親不讓在他名下報銷。現在的官員，不貪腐就是「好官」，早已丟棄早期共產黨人的純真信念和清廉作風。
在血肉戰場，父親剛強如鐵，從不曾屈從死亡；而他曾用生命誓死捍衛的黨，卻在他的晚年，無情地將他摧殘，居無定所。
2016年8月19日22時20分，父親因患肺癌在家中安詳離世，享年92歲。
如題記中所言，此文意在廓清父輩共產革命的荒謬，不僅是寫父親，而是書寫他們一代人的悲劇性命運。
（全文完）
2021年6月，父親節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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