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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甫駐紮蘭州，父親旋即被選派設在甘肅省臨洮縣的西北軍區第一速成中學補習文化。軍事訓練與文化課同步進行。中共意識到奪權之後，接管政權管理國家，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不像奪權時文盲炮灰賣命即可。有機會學文化，不能不說是父親的意外收獲。但這種目的性極強的軍政學習，兼具識字啟蒙、強制洗腦和絕對服從的三重功效。兩年後結業，父親被調入西北軍區司令部後勤管理科當軍官。他們負責調配武器彈藥、軍用品和接送新老兵。
我真正了解父親的過去，是從家中鏡框裡的照片開始，他很少講述自己的過去。通過父親和家庭遭遇，我觸摸中共政權的真實歷史。由此獲得的常識，與教科書產生衝突，促使我早熟和叛逆。
父親保留的一張大幅黑白照片，上端題寫「西北軍區後勤管理科全體幹部合影」，跟其它軍旅照片嵌在兩個鏡框，或壓在桌子玻璃下。我曾經特意詢問父親，為什麽當兵的叫幹部？他告訴我，在1955年前還沒實行軍銜制，幹部就是軍官。跟他同期參軍的幾十名同鄉夥伴，除戰死或當逃兵，其餘都在解放後陸續復員回鄉當農民，只剩下他一人繼續當兵。
在一幅兵役局戰友合影照片上，幾十號人，父親蹲在前排，腰板筆直，唯獨他手拿鋼筆、膝蓋上墊放紙張，擺出寫字的姿態。我小時候看到父親這個模樣，覺得有些好玩和好笑，可沒敢說出來。在我成長過程中，常常無意間胡亂翻出父親寫在香菸盒和廢舊日曆，甚至我們用過的作業本背面的日記、讀書心得和報刊摘錄。父親八十多歲，每天還在讀書看報，寫寫記記。我逐漸理解了父親先天受教育不足，他內心該有多大的苦楚和希冀。
父親在司令部服役期間，第一次獲得探親假。他背著行李、腰挎手槍，先乘車後步行，千里迢迢返回隴東家鄉。幾十年後父親有些困惑地說，全國解放都幾年了，部隊竟然允許他探親時荷槍實彈。返家後父親突然厭倦了軍旅生活，想安安穩穩當農民。可是家鄉雖然獲得解放，人們依然吃不飽肚子，跟解放前並無兩樣。他沒說出的是，他年將30歲，早該成家了。
1953年，父親率隊護送四川籍退伍兵回鄉所用通行證。
1950年代軍人非常吃香，可能出於軍人的優越感和榮譽感吧，最終父親還是按期返回部隊報到。父親的同母異父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以後凡來我家，常常流淚埋怨父親。她說父親那次探親返回部隊途中，路過她出嫁的新家門口，她正顛著纏過的小腳，推著門口的石磨碾小麥。父親打個招呼，也沒停下腳步進門喝口水，竟揚長而去。
原來父親回家聞訊她嫁到了山溝溝裡，非常不滿意。黃土高原的平原地帶富庶，山溝溝則貧窮。伯父和家族做主，將姑姑許配到她不情願的人家，換回幾十塊銀元。父親當兵單身，倒是時不時接濟家人。共產黨人主張男女平等，但農村婦女對婚姻卻沒有主導權。
1953年「抗美援朝」結束，天下太平，父親被調離司令部，分遣到平涼專區涇川縣兵役局（現武裝部）繼續服役。1955年，共軍仿照蘇軍實行軍銜制和薪酬制，父親被授予尉官軍銜。
其後，父親與18歲的母親結婚。父親年長母親15歲。這是父親一生最為風光的年代。不是他有多大的官位，而是共產制度賦予軍人的集體優越感。那些進入城市的中共軍政中高層幹部，紛紛休掉農村老婆，娶年輕有文化的城市小姐，這幾乎是那個年代共產黨人的集體行為。
最為臭名昭著的當屬解放新疆而後戍邊軍墾的王震部隊，將湘滬魯等省市十多萬名十多歲的女中學生（包括來自上海收教從良的妓女），征發新疆，哄騙她們當兵建設新邊疆，實則提前就設定她們專為解決大齡官兵的性與婚姻而特召入伍。她們甫到蠻荒的戈壁灘軍營，就被論相貌配屬官階不等的官兵，大多住在新挖的地窩子里。
近年，這些已屆晚年的新疆建設兵團中學生才有回憶文章在網絡流傳，軍史和回憶錄亦有簡略記載。以自命的「人民大救星」姿態，掠奪和占有人民的一切，包括身體，這就是暴力奪權者為所欲為的草莽本性。
掌權政黨之集體罪惡，被嚴密地隱藏起來，無從追究，滴血的專制惡之花綻開在時間里。每個人暈眩在戰爭與革命的大幕里，無從選擇自己的命運——跟對共產黨，就是勝利者；跟錯國民黨，就敗落台島。在戰亂年代，站在國共哪邊全靠機緣運氣，跟主義信仰無關，也與個人家庭無關。然後，個人依存於政黨，身家性命系於奪權或守成是否成功。
當整個國家民眾都被綁架卷入內戰機器自相殘殺，無法用正義評判兩個政權屬性。這樣造成扭曲的國家價值觀——崇尚暴力和野蠻。以什麽方式奪得政權，就會以什麽方式統治國家。平心而論，沒有太多理由譴責普通國共士兵，他們為政黨賣命打仗，最該受到譴責的是邪惡的政治制度。
6
母親家境普通，沒讀過幾天書。父母婚後，好景不長，1958年中共大裁軍，父親脫下十多年的軍裝轉業到地方工作。先後在政府部門和糧食局等處任職。蠻有意味的是，父親當初是為吃飽肚子當兵，1970年代落足糧食部門直至離休。糧食部門向來是中共的核心機構，收購農民公糧，供應城市居民，另外一個功能是儲備戰備糧。
中共政府向來有危機意識，隨時準備與可能的敵人發生戰爭。母親常抱怨父親，從來都是黨讓去哪裡就去那裡，絕對服從黨的安排，從無二話。父親在政府專給城鎮人口安排工作，母親要求進入國營工廠工作，父親不同意，讓母親在家操持家務。媒妁之約，母親經濟不獨立，這也為後來父母不合埋下隱患。父母爭吵了一輩子。這種中國式的飯碗家庭非常普遍，對孩子心理傷害非常巨大。
雖然父親資格足夠老，官卻越當越小。中共盛行官本位，資格老沒官位，利益照樣會被侵害。這就是為什麽那些國家領導人，喜歡垂簾聽政、培植親信或讓子女占據壟斷行業的原委。「太子黨」進入權力核心，與權力在黨內代際傳承，是兩條平行不悖或時有交叉的奇特現象，這也因此構成專制權力非法化的依據。
1958年，父親參加「大煉鋼鐵」運動的布標和父字。攝影｜劉水
1957年「反右」是針對知識分子，父親不夠格，未受牽連；「大躍進」父親被分派農村督促煉鋼；「三年災害」時期，父親工資尚能養育三口之家。母親後來常給我們念叨，一次剛在街頭給我幾歲大的哥哥買來一個油餅，轉眼就被乞討小孩搶奪而去。直到1990年代，家裡節省的麵粉和舊衣物都用來接濟農村親戚。
「事實並不重要，關鍵是人們如何記憶的。」中共顯然精於此道，數千萬人的死亡，硬是被歸罪於自然災害，今天依然矇騙公眾。新華社記者楊繼繩著作《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他查閱三年間原始氣象資料，各地降雨量跟往年相當，並無旱澇、地震和瘟疫等巨大自然災害發生。
楊繼繩分析指出：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為人禍大饑荒，並非天災。此前「大躍進」放衛星，畝產萬斤、十萬斤，於是政府加重收購囤積糧食，支援其它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進而在河南信陽等地發生人吃人的慘禍。並無頗為流行的官方托辭：償付蘇聯外債。實際上蘇聯主動提出支援中國糧食，但被毛賊拒絕了。
據楊繼繩查閱官方檔案和田野調查分析，三年大饑荒期間全國餓死3700萬人；因營養不良、該生育而未能生育人口，合計高達7000萬，大致等於今天北上廣深四座一線城市的人口總量。其中甘肅餓死150萬人，死亡人數按人口比例排在全國第五位。然而，中共高層幹部卻享有特供優待，當新中國人民餓殍遍地，人民公僕卻在特供商店購買高檔食品和菸酒，這就是他們自稱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少數人享有特權。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特供制度，實乃社會等級制的最佳批註。
「三年大饑荒」期間，父親還未調到糧食部門工作，全家跟普通城市居民配給糧油、副食品標準相同。官方嚴厲封鎖饑荒信息，限制饑民逃難。他們哪能知道外地大規模餓死人的真相。親戚中沒人餓死，城鄉討飯的人不少。如果不是彭德懷廬山會議萬言書公開遭批，透露出些許饑荒端倪，全中國人都被蒙在鼓裡。隴東高原雖然貧瘠，但地廣人稀，這恐怕是很少餓死人的主因。令人不可思議，這三年竟沒饑民造反。足見前期「鎮反」、「反右」和農村集體化等社會主義改造的徹底，農村精英蕩然無存。
（待續）
2021年6月，父親節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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