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袖毛澤東曾說：「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論斷是否準確描述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淵源，頗受質疑。但卻無人能夠否認：1917年的俄國十月共產革命，深深改變了中國的歷史走向。在每年5月9日的俄羅斯紀念偉大衛國戰爭閱兵式中，一隊隊當代俄羅斯軍人延續蘇聯時代的傳統，手舉蘇聯時代的紅星鐮刀斧頭戰旗列隊接受檢閱，以此彰顯繼承蘇俄時代的榮光。
受到俄國這種紅色美學的影響，中共從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閱兵式開始，也出現了戰爭年代的共軍紅旗；2019年紀念中共建政70週年的閱兵式中更是完全仿效昔日蘇聯和今日俄羅斯，將其一百面功勛部隊旗幟作為集體方陣加以展示。中俄兩國在空間政治中「不忘初心」的默契，不由使人想到，俄國送給中國的不僅是相似的美學與廣場政治，更有他們對外部世界的看法、對自身歷史的解讀以及對現實國際政治的判斷。
而這一切，都要從1920年代的「蘇俄仇友」大辯論開始談起。恰恰是這一大辯論，改變了中國知識精英的價值觀，開啟了中國的俄化道路，也構成了中共得以最終奪取中國執政權的歷史淵源。
歷史上的中國精英視俄國為侵略國
中國與俄國毗鄰而居，自1644年清軍入關以來，雙方不時發生領土糾紛和戰爭。清康熙帝時期，為了反擊俄國對西伯利亞地區的擴張，清國聯合朝鮮王國與俄軍發生戰爭，這就是歷史上的雅克薩之戰。此戰以清國勝利而告終，雙方簽訂了《尼布楚條約》，維繫了相當長時間的中俄邊境和平狀態。然而自鴉片戰爭後，清國國力漸漸衰弱，俄國透過軍事外交壓力，以1858年的《璦琿條約》、1860年的《北京條約》奪得中國超過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1900年義和團事件後，駐兵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俄國軍隊拒絕撤退，由此引發了中國社會以及海外清國留學生的「拒俄運動」。這場運動以捍衛東北主權、驅逐俄國人為主題，獲得知識界的共鳴，更深深震撼了日本社會。在中日兩國「同種同文」的價值觀下，1904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爆發，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民間幾乎均以「王師」的心態來看待與俄軍作戰的日本。而表面保持中立的清國政府，亦在暗中支持日軍的對俄作戰。
顯然，自近代以來，俄國是攫取了中國最多領土的國家。1917年沙皇俄國倒台後，新上台的蘇維埃共產政府對中國的領土覬覦一度自我克制。但旋即，在「世界革命」的名義下，蘇俄協助外蒙古共產黨人建立獨立的紅色政權，使得外蒙脫離了中國的實際管控。這引起了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強烈抗議，更加深了中國社會中相當一部分精英人士對蘇俄的警覺和仇視。因此，從17世紀一直到20世紀初，俄國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其「侵略國」的形象伴隨著一次次戰爭一直未有改變。在中國知識界中，諸如文學大師王國維、政治家梁啟超、國學大師章太炎等人，一直對俄國保持高度排拒——不論這樣的俄國是沙俄還是蘇俄。
王國維、梁啟超、章太炎等人，對俄國保持高度排拒。（公有領域／取自維基百科）
革命還是帝國主義？「蘇俄仇友」大辯論的開啟
1917年俄國共產革命後，新上台的蘇維埃政府一度宣佈放棄一切沙俄時代透過不平等條約得到的在華領土和利益。這對於當時飽受列強欺凌、處於內憂外患之下的中國而言，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消息。因此這一表態頗為引起思想左翼的中國知識界人士的極大好感。後來參與創立中共的李大釗便多次撰文讚美蘇俄的共產革命以及蘇俄放棄在華帝國主義利益的表態。但顯然，中國人被欺騙了。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相比，國家利益始終高於意識形態。蘇俄放棄在華利益的聲明最終只是流於一種表態，蘇俄政府只是將這種表態作為革命輸出的手段而已，他們從未真正想放棄在中國的既有利益。以中國東北地區的中東鐵路為例，蘇俄政府仍舊要求以中蘇共管的形式來保障其在華權益。但由於有了「革命」、「解放」、「勞農翻身」等華麗辭藻的掩護，蘇俄對中國國家利益的持續侵蝕，反而被一部分思想左傾的中國人刻意淡化甚至掩飾了。
中國與蘇俄之間的另一懸案是外蒙古問題。外蒙內部一直存在爭取獨立的力量。一部分是以哲佈尊丹巴活佛為代表的貴族集團，一部分則是年輕的共產黨人。沙俄時期，俄國就支持外蒙貴族勢力尋求獨立。中國的北洋政府一度以強力壓制了外蒙貴族集團對獨立的訴求。但在俄國共產革命後，內部紛擾不斷的中國，卻難以阻止外蒙的共產黨人在蘇俄的支持下於1924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這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引起極大震動。究竟如何看待蘇俄，對中國社會而言已經不再是一個學理問題，而是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
1925年，著名詩人徐志摩開始接管北京《晨報副刊》。一位左派青年陳啟修以《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投書《晨報副刊》，為蘇俄的政治、革命、外交政策辯護。徐志摩也認為有必要探討蘇俄在中國的影響，於是在徐志摩的主持下，《晨報副刊》開始接受各方關於「蘇俄究竟是敵是友」的稿件。大辯論就此展開。
在徐志摩的主持下，《晨報副刊》開始接受「蘇俄究竟是敵是友」相關投稿。大辯論就此展開。
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於1921年成立。1924年，具有一定軍事政治實力的國民黨開始奉行「聯俄容共」、「打倒帝國主義」的綱領，因此1925年的中國社會，年輕人中的左翼思潮其實已非常流行，對蘇俄的推崇也是一浪高過一浪。甚至連號稱自由主義大師的胡適，也一度加入到吹捧蘇俄模式的大軍中。只不過，在左翼浪潮的邊緣，仍舊有一些傳統知識分子對蘇俄保持警覺和敵視態度。例如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在大辯論中，撰文認為蘇俄不是中國的朋友，而是地緣政治的敵人。匯總當時大辯論的情形來看，親俄派的主要觀點是：俄國共產革命成功，乃世界潮流，共產革命是打倒帝國主義，所以蘇俄不是帝國主義國家，而是中國的朋友。仇俄派的觀點認為：就意識形態而言，共產主義並不適合中國國情；就現實地緣政治而言，蘇俄也絕無可能放棄在華利益，對中國只會延續沙俄時期的侵略政策。
親俄、仇俄的辯論非常激烈，由此也可窺探出中國社會特別是知識界的巨大世代差異。年長一輩人對俄國的警覺心非常之高；而年輕一輩人受左翼思潮和革命精神的影響，則奉俄國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導師。這種知識界內部的斷裂，也成為後來中國共產革命內部不斷自我清洗的淵源。
革命之火終結了大辯論
徐志摩主持的這場辯論有聲有色進行，逐漸地，仇俄派在輿論中佔據了上風。這其中，既有年輕一輩文人對俄國革命理解過於膚淺的因素，但更大的原因則是在於蘇俄政府對外蒙、東北等領土利益的覬覦，讓不少中國人對蘇俄的反感敵視情緒上升。然而，理性的辯論必須在自由的環境下進行。一旦失去自由，辯論無可能持續。而最能摧毀自由的，便是革命。
1925年11月，已經奉行「聯俄容共」政策的國民黨，在北京策劃了一場首都革命。這是一場以推翻北洋政府為目標的群眾暴動和軍事政變。國共雙方均有人員參與領導其中。在暴動中，左派群眾最為不滿的報館就是《晨報副刊》。在他們看來，恰恰是《晨報副刊》在散佈反對革命、反對中蘇友好的言論，所以將其付之一炬，才是革命的表現。最終，在熊熊烈火中，《晨報副刊》化為灰燼。事後，對此事憤怒異常的徐志摩表示：大火燒不了心中無形的信仰。
俄國成為革命圖騰 迄今影響世界
《晨報副刊》的烈火，不僅終結了親俄、仇俄的辯論，也終結了中國人在風雨飄搖時期的多元思考和自省。在這烈火之後，革命成為了牢不可破的主題與洪流，年輕人更是以革命作為進步與否的標誌。原本反俄、仇俄的中國人在革命的狂飆突進面前開始變得沉默寡言。而在對世界的看法上，近代中國人徹底放棄了洋務自強運動以來模仿列強（學習西方）、師法東洋（學習日本）的革新道路。誠如孫中山所言，「以俄為師」成了中國人的不二選擇。俄國——特別是蘇俄，成為中國不斷學習、模仿的對象，成為革命的圖騰 。1953年，蘇俄領袖史達林逝世。其遺像竟然一度懸掛在北京的天安門城樓上。揆諸古今，能享受此待遇的外國人，也只有俄國人了。
這種對俄化的學習和模仿是持續性的。在中國共產革命時期，蘇聯及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幫助、抗戰後的東北利益移交，是中共能夠取得最終勝利的關鍵。內政上，與蘇俄一樣，共產革命之後的中國建立起權力高度集中、奉行計劃經濟的體制。發生在蘇俄的政治大清洗、領袖崇拜、烏克蘭大饑荒、少數民族矛盾，也在中國以各類政治整肅運動（例如鎮壓反革命、反右派、反右傾、文革、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對毛澤東的神格化、三年大饑荒、邊疆民族問題的持續矛盾而凸顯和複製。在1950年代中蘇共關係蜜月期，由於蘇聯的戰略重點是歐洲，因此中國承擔起亞非拉革命輸出的重任，成為第三世界革命的領頭羊。這是中國在外交上俄國化的重要表現。直至今日，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俄羅斯與中國結成的反顏色革命同盟，依託世界上眾多第三世界國家，與歐美陣營展開對抗，依然對世界局勢產生極為重大的影響。回眸中共建黨百年，便不能不審視中國最終走向俄國化的歷史脈絡。
文：羅文宣／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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