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讀者現有看法的《第三帝國的旅人》
俗話說，耳聽為虛，眼見為實。
據說漢朝皇族劉向也說過：「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說苑·政理》）
但讀過英國歷史作家朱莉亞·博伊德（Julia Boyd）的《第三帝國的旅人》之後，顛覆了古人對我的教誨。
本書包括《導讀》與本文一共21章，加上《參考文獻》、《檔案來源》、《旅人簡介》、《注釋》、《索引》一共五百多頁，視角獨特，功夫紮實，貨真價實的一塊歷史磚頭。
朱莉亞·博伊德援用未公開的日記、手記等原始資料，再現「一戰」後的1918年至「二戰」後的1945年，特別是納粹德國的興起到隆盛期，外交官、政治家、媒體人、學者、作家、青年學生、歌唱家、貴格會的和平運動家、商人、以及參加奧運的外國選手等有名無名的180位旅人，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第三帝國，他（她）如何遭遇與記載納粹德國的日常風景與歷史事件的。
朱莉亞·博伊德援用旅人們的日記、手記等原始資料，再現「一戰」後至「二戰」後的納粹德國。(網路圖片)
儘管因「一戰」世界蒙大禍，而且德國鉗制言論自由、剝奪公民權利、焚書之後正在焚人（迫害猶太人的並不只限於納粹分子）、戰備擴張，但是這並不影響自由世界的旅人興致勃勃地去第三帝國的旅遊。其中英美兩國的遊客居多。
「多數人甚至在踏上這個國家之前就已經得出了結論，他們去德國的意圖是確認自己原先的預期，而不是挑戰自己的預想。（與他們對待蘇聯的態度相同）。令人驚訝的是，似乎很少有人因旅行的直接結果而改變初衷」。
本書通過旅人們的觀察箭頭，「生動地展示出德國的全新形象，希望能優化甚至挑戰讀者現有的看法」，讓讀者看看先入觀的視覺原理如何指示我們縱身跳進大坑的。
極權統治下的「日常」德國
左翼與右翼，儘管政治立場不同，但在「受到千百萬崇拜的希特勒，完全掌控了這個國家」這一點上，雙方的看法，完全一致。
戰爭爆發前夕，鄙視納粹德國的思想開明的父母，將自己的孩子送去納粹德國留學毫無違和感。「在他們眼裡，德國文化和語言的重要意義，遠遠超過一個短暫的政權」。哪怕這個政權多麼劣跡斑斑；「恐懼戰爭的人們，渴望相信希特勒是個和平主義者；相信德國很快將成為文明國家，相信德國人民不斷的承諾」。
請注意，這個「渴望相信」就是人們大腦裡的一個魔方，由自己的主觀心理扭轉魔方的顏色，欺騙自己的眼睛。
極權的優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型的閱兵慶典、飛揚的旗幟、富有魅力的演說與口號、青年團員的颯爽英姿，空氣中瀰漫的活力與效率，使得遊客們沉迷醉心，並失去抗疫能力；在「秩序井然」的納粹德國，他們不擔心會遭到搶劫，也不會遭到種族歧視。
「恐懼戰爭的人們，渴望相信希特勒是個和平主義者；相信德國很快將成為文明國家，相信德國人民不斷的承諾。」 (示意圖/Mert Kahveci)
就在希特勒撕毀《慕尼黑協定》的1939年，在「那片充滿微笑與寧靜，充滿音樂的愉快的土地」，遊客並未減少。
一位外國遊客甚至必須「向希特勒念過祝禱後躺在床上，莊嚴地舉起胳膊敬禮納粹之後才入睡」。「納粹的邪惡滲透到德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然而，當它們與外國遊客仍可享受的樂趣混合在一起時，可怕的現實就會經常性地被忽視，而且長期被忽視」。
許多「非常正派的人」回國後成為納粹德國的義務宣傳者，他們被自己預期的視覺觀察騙了，又充當指路牌，將這份錯覺的箭頭指示他人，此人越是「非常正派」，在客觀上越能將人帶進無蓋下水道。
在《文學「遊客」》這一章作者開宗明義說道：
「言論自由對作家來說是如此重要，但讓人震驚的是，二十世界竟有眾多著名的文人受到法西斯主義的吸引」。「竟然公開縱容一個當眾焚書的政權，容忍一個僅僅因為有人表達個人觀點就折磨、殺害他們的政權」。
而在《希特勒的奧運會》這一章裡，美國奧運主席竟然宣佈「自古希臘以來，沒有一個國家像德國這樣真正抓住了奧林匹克的真諦」。這句話在自由世界，比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更直接有效。
家境貧寒的運動選手們醉心於「食物，無盡的食物」，以至於暴飲暴食，體重增加，終於不得不放棄比賽。儘管有選手目睹軍隊已在磨刀霍霍的跡象，但他們更多的是希望獲得金牌，榮耀人生。
湧入柏林的觀賽者們親身感受到的納粹德國是個「繁榮、高效和友好的國家」。
特殊時期的日本旅人
馬繼森的《外交部文革紀實》中一節：《從旅遊外交到旅遊產業》也記載了特殊時期的中國的旅遊業發展的狀況。
五十年代國家設立旅遊局的目的是擴大中國的政治影響，宣傳建設成就。因此，旅遊工作「也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文革期周恩來指示旅遊局的工作方針是「團結一切力量結成國際統一戰線」。各國左派以及親華友好人士尤其受到旅遊局的接待，因為「接待他們就是支援世界革命」。由於甚至部分旅費都由中方負擔，對在本國並不富裕且懷有理想主義的青年學生與勞動大眾來說，真是無意揩了油。
「文革初期，各國極左派來華的人當中尤其以由以日本的『赤軍派』最多。他們來華，手拿小紅書《毛主席語錄》，高呼『毛主席萬歲』、『世界革命萬歲』」。
故宮、長城等名勝古跡，不在革命者的「眼中」，他們要去朝覲延安、韶山、井岡山等紅色革命聖地。中國的「革命小將」向他們言傳身教「鬥爭經驗」，組織他們現場臨摹批鬥大會。
1972年兩國邦交化之前，訪華的日本旅人更多的是政治家、學者、作家、藝術家以及青年學生。
由於日本進步知識人認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比蘇俄革命流血要少，是一場「人性化的革命」，也由於戰爭的贖罪意識以及漢字、漢古籍教養等諸多因素，使得他們親近毛澤東的新中國。
1953年，俄國文學研究者米川正夫對中國的印象是，蘇聯十月革命葬送了沙皇家族、貴族以及資本家，但是在中國，支持舊政權的政治資本家受到制裁，卻保障了民族資本家的地位。這顯示了中國人作為大人的寬宏大氣，清濁兼并的包容性。
左派政治家無不讚歎「無小偷，無自殺，無他殺」出現在亞洲社會主義新國家。鄰國的鏡子，照出日本國民喪失了自信，日本政府在抹殺言論自由。
「大躍進」時期兩度訪華的社會黨書記淺沼稻次郎記錄了毛澤東率領中央領導參加十三陵水庫的建設，同幾十萬義務勞動大軍同吃同住同奮力揮鍬裝土的場面，「以身作則，實踐指導，正是中國領導人的強項」。
1959年淺沼再度訪華後表示「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的共同敵人」，但身穿中山裝的淺沼回國後不僅受到保守人士與社會的批評，甚至社會黨內部也有異議。
1960年10月，正在東京日比谷公會堂進行演講的淺沼被一名17歲的大日本愛國黨成員刺殺。
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直言：「毛澤東思想中，我最佩服的是『洗腦』政策。毛澤東的人性，使得他成為全世界人類敬佩的、德高望重的、空前的英雄」。
直到1970年，毛澤東本人在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表示被稱為「四個偉大」表示「討厭」，周恩來才開始在對外宣傳上修正部分太露骨的做法。
日本明治大學的數學教授、「錯覺大師」杉原厚吉做過一個實驗：將一面鏡子放在箭頭指示標後面，人們肉眼見到的是兩個完全相反的箭頭方向。而實際上箭頭位置並沒有改變，永遠朝一個方向，但大部分人會被觀察箭頭的「角度」與箭頭的表面形狀所迷惑。
通過箭頭的形狀看本質方向的作家們的反應不一。
大岡升昇平對中方高規格的接待感到不自在。
1964年在廣州火車站，大岡幫同行的武田泰淳拍照時，突然大岡從鏡頭裡看到了中國的普通老百姓：表情僵硬，穿著很髒的舊衣服。「這些人中沒有一位穿我們這樣的毛料衣服」。而車站周圍，除了日本代表團的三輛汽車之外，只有零散的幾台二輪人力車。
而「我們平時所見都是露出牙齒喜笑顏開的中國人」。這種強烈的反差，使得大岡「真是大吃一驚」。
「以後十八天的旅行中，我的腦海裡揮不去這些人的身影。與中國作協的人一起去高級餐館享受美食佳餚，觀看豪華舞台的京劇時，我的腦子裡總有這幾個破衣爛衫的人。與他們的艱辛生活相比，我懷疑我們在這裡接受如此的款待是否有意義」。
但《毛澤東，其詩與人生》的作者之一的武田泰淳，三年後的1967年4月至5月又在中國行走了24天。眾所周知，這一年的元旦，黨媒已吹響了「階級鬥爭」的總號角。
武田記載了「領我們全國各處參觀的是中國作協的造反派或其它各地的造反派們」。
「文化大革命確實在進行。但同時，中國人的普通生活也在繼續。這本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媒體並不報道中國人今天的生活，明天生活的繼續進行。只是日常生活的話，自然上不了消息版。只看報刊的消息版，不去看真實的中國，為什麼我們忘卻生活在中國的普通人呢。」
確實，即便是走馬，也應該觀「人」，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只是，武田無法看見，或者看不見普通中國人正在被捲入一場巨大的災難。
日本文學的翻譯家葉渭渠一生與很多日本作家有交往。他並沒有翻譯過女作家曾野綾子的作品，但他記錄了在文革期曾野綾子在北京的一個細節。
曾野綾子是一名天主教徒作家，早在1948年就接受天主教洗禮，她的洗禮名叫「瑪利亞·伊麗莎白」，畢業於聖心女子大學文學部英文專業。（日本的上皇后美智子是她學妹，與綾子夫婦親交）。
訪華期間，曾野綾子對陷入「叫魂」般瘋癲的北京的政治氣候格格不入。
被領去參觀「革命鬥爭現場會」的貴賓曾野綾子，終於「忍耐不住了，面對向她唸咒似地宣傳『批孔』，講了自己的真心話，不同意『批孔』，於是她被帶到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學。說得好聽，就是動用一幫御用學者與她進行論理或對她進行說教，而實際上是進行圍攻。這件事，當時聽說是被作為對外宣傳的成功的典型事例」。
日本作家曾野綾子(Ayako Sono)面對中國當局強大壓力，敢於堅持真理。(資料照/公有領域)
連葉先生都不禁感慨，我們中國人都不要老祖宗，不要自己的傳統文化了。「可是作為一個外國人，曾野綾子面對強大的壓力，卻敢於堅持真理」。「中國學人都沒有講真話，彷彿講假話成了此時中國的國民性，因而對於這樣一位女作家，我對她這種講真話的行動是敬佩不已的，內心也對自己的無為也深感愧疚」。
多年後葉先生夫婦訪問曾野綾子得知，此前，駐日中國使館每年「國慶節」之際都要邀請她作為友好人士參加慶典，這件事之後，她的名字就從貴賓單上被刪去了。
此後，曾野綾子也再未訪問過中國。
實際上，曾野綾子這一代日本作家漢文知識教養與造詣很深，《論語》等中國古典深入日本的日常生活。
但這種解釋，又有什麼用呢。連葉先生都心知肚明，中國的政治邏輯千變萬化，完全根據政治的遊戲規則而定。
為什麼我們仍然受到「眼見」的困擾？
朱莉亞·博伊德在《第三帝國的旅人》最後一頁寫道：
「從希特勒成為總理算起，八十多年過去了。我們仍然被納粹所困擾，我們受到的困擾，是有道理的」。
眼見的未必為「實」，眼見可能為「虛」，為「假」，明白這個道理後，為什麼「一見」甚至「多見」、「常見」之後，我們仍會受到困擾呢？
更多中央廣播電臺新聞
破除對「大一統」的迷信
對抗疫情 更要對抗內心的孤獨
中共如何製造反腐案件（3）不准睡覺，一切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