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兩兄弟：哥哥陳能通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失蹤
2018年春，瑤瑤開車送我去台北淡江中學附近真理街的老房子拜訪了陳信德（1905-1970）先生的哥哥陳能通先生（1899-1948）的後人。（以下敬稱省略）
能通年長信德六歲。兩兄弟的父親是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的陳旺牧師。
哥哥能通1919年赴日本熊本舊制第五高中就讀，畢業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京都帝國大學（簡稱：京都帝大）的物理系。1925年畢業後回母校淡江中學任教。1937年再度赴日，在東京神學院修完神學後在台南東門教會擔任牧師，並任教於台南長榮中學。後到台北神學院任教。1945年二戰結束後擔任淡江中學教務主任。1946年，升任該校校長。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該校一名學生被軍警打死，能通出面收屍。次日凌晨，在家裡被捕，其後失蹤。關於能通遇難的原因，有幾種說法，一是淡江中學保留的日治時代學生軍訓課用的步槍致禍；二是因能通護校，得罪了國民黨。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傳言被槍殺後拋入大海。能通被捕時，他的妻子正懷著第七個孩子。
前排有陳能通、陳信德兩兄弟的父母，後排右起平林美鶴（林美惠）、陳信德、陳能通及夫人。
追隨哥哥的腳步，信德負笈東瀛
弟弟信德，中學三年級時獨自一人跑到日本來找在京都帝大讀書的兄長能通，在哥哥的幫助下，信德編入同志社中學，這所學校是在美國接受基督洗禮的新島襄創立的以「自由、自治、自立」為校訓的中高一貫制中學。
1928年，23歲的信德考入舊制第三高中，這是京都帝大的前身之一。1932年畢業，經過一年的「浪人」複習，考進京都帝大文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學專業，眾所周知，京都帝大東洋學以史料的實證性研究聲譽世界。
帝大苦學期間，信德做家庭教師，早晚宅配報紙以及刻印鋼板等零工以維持生活和學業。
此時，年輕的漢學家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從中國留學回來後在帝大任教。倉石以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的名義，邀請北京留學時代交好的傅藝子來教北京官話，這樣，信德跟隨傅老師習得標準的北京官話，並了解到北京的風土民俗。
1936年，31歲的信德獲得本科學位之後升入大學院研究科，並擔任文學部助手，繼續師從倉石教授專攻「支那古典音樂」。
信德與新婚的日本妻子遠赴北京求學
1937年6月，32歲的信德攜同新婚的日本妻子平林美鶴（中文名：林美惠）一道，遠赴北京留學，卻不料一個月後爆發「七七盧溝橋事變」。
信德此行的目的是研究中國古典音樂，試圖尋找古箏和橫笛的大師。戰火紛飛的亂世，信德難得一張平靜的書桌繼續學業。
日本放送協會（NHK）正在籌備華北放送，經人介紹，信德去幫忙並被正式錄用，音樂造詣深厚、中日兩國語言（包括福建客家語）的達人信德成為中日溝通之橋樑。
此時，信德收集了古箏、笙、二胡、月琴、木琴多種等中國民間樂器，二戰結束後，同為台灣出身的音樂家江文也（1910-1983）打算設立音樂研究所，信德將收集的大部分樂器贈送給江文也。江文也曾被視作「文化漢奸」被拘押，出獄後在一所中學任教。
1943年戰局激化，信德轉到Victor Comapany of Japan,Limited 北京文藝部，但此時唱片公司已經很難出版新歌手唱片，因公出差回東京的信德夫婦目睹空襲下的日本戰敗跡象，信德不禁為之言表，被人指責為「賣國賊」。
二．二八事件後，信德難歸台灣
終戰後的信德身不由己由地由「日本人」強行回歸「中國人」，由於他的台灣出身，接受的是日本教育，娶的是日本女性，來往之友大都是日本人，儘管此時已經在北京生活了八年，在國民黨接收後的北京無依無靠，失去生活來源，夫婦自己動手學習養雞。
儘管食不飽腹，但信德夫婦捨不得賣掉鋼琴。於是，雞群聞琴聲起舞。
信德明白自己這個不倫不類的「中國人」在北京很難找到工作，於是一邊將部分書籍郵寄回台灣，一邊準備經香港回台灣。
但此時國民黨步步南退，物價飛漲，靠賣雞蛋的微薄收入籌集盤纏，談何容易！困境中，在美國領事館工作的一位日本人幫信德找到了一份零差，教一位美國人的日語。
但這份零差成了文革中信德致命的罪名之一「美國特務」。
1948年春，信德收到老父親的來信，告訴他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兄長能通「被失蹤」的消息。
能通被抓走的凌晨，老父親出門想去軍營探聽長子的消息，結果一出門就被逮捕走，隔日，老父親被釋放回來，含淚向家人轉告了能通的最後一句告別之言：「阿爸！我把家交給你了」。
本來老父親已在台灣開始為次子信德打聽求職之事，但風聲鶴唳的血腥風雨中，父親擔心同樣留學過日本的次子回去遭遇危險，囑咐信德「暫時不要回台灣」。
此時，信德的妹妹已於幾年前病故，年邁的雙親身邊無子女，但就這樣，信德留在北京，一生再未踏進故土。
「新中國」初期的幾位日本友人
「二．二八事件」之後，一部分台灣人經香港逃到北京，加上從「解放區」回來的台灣人、北京台灣同鄉會等，參加了在謝雪紅等人的努力下成立的一個民主團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信德也參加了這個組織，信德的家成了「台盟」讀書會的聚點，政治上清心寡慾的信德還被選為台盟北京支部委員。
1949年，滿蒙研究者今西春秋（1907-1979）一家同信德夫婦同住一個小院子。今西畢業於京都帝大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師從內藤湖南。1938年赴中國調查收集滿蒙史料。1940年-1945年在北京大學任教，戰後繼續留任。
1949年11月的一天，信德打開收音機，湯川秀樹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信德馬上大聲招呼今西一起來收聽這個好消息—不僅因為湯川是首位日本人獲得諾獎，而且因為湯川的父親，小川琢治是京都帝大地理學部的教授，小川家的另外兩個兒子，貝塚茂樹、小川環樹都是京都帝大生、漢學家，因此這個消息使得信德和今西高興得就像自己獲獎。
經今西介紹，自1950年夏，信德成為北京大學東語系日語教師。
左：60年代北京大学陈信德教授／右：60年代陈信德教授与平林美鹤夫人
1950年國慶日前夕，今西買來秋天的肥螃蟹，邀請山口隆一、信德一家一起品嘗。據今西介紹，山口也是京都帝大文學部出身。
異鄉異客的帝大三子，「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
由於今西家兩個孩子小，書又太多，於是小宴設在信德家，今西夫人親自下廚。
飯後，大家一邊吃著宣化葡萄，一邊聽山口饒有風趣地聊天。
院子裡有人高喊「山口」，山口應聲而起，跟著出去，就這樣，山口從飯桌上一去無回。
幾天後，北京各大報紙都報導了一起七人「試圖暗殺中國領導人」的「美國間諜案」，山口與義大利神父李安東被定為主謀。1951年8月，兩人被執行槍決。
實際上，這不同背景、不同國籍的七人，都不是美國人。只是都與一位名叫包瑞德（David Dean Barrett）的美國人有過聯繫。此事件不可忽視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鎮壓反革命與清掃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背景。
由於認識山口，1951年，今西也被捕，於1954年被釋放,1955年被遣送回日本。
比丈夫先行一步回國的今西夫人要求帶走丈夫一生收集的書籍、文獻、手稿，但是沒有得到中國政府批准。今西夫人託付給信德保管。
信德也受到山口的牽連，在1951年至1956年的各類政治運動中，飽受調查，坐冷板凳。但信德沒有推辭，北大審批也是同意的。
信德沒有辜負今西家的信賴，以後通過中國紅十字會完璧歸趙，沒有損失一頁手稿，一本書，使得今西感激不盡，為今西以後的研究打下了史料基礎。今西後來任天理大學的教授，其卓越的著述使得他成為滿蒙史研究的大家。
但這也成了信德後來的罪狀—「偷偷給日本特務郵寄微型膠捲」。
1956年，信德的「政治問題」終於有了明確的結論，「政府完全信任你。請你安心為國家努力工作」。一塊大大懸疑石終於落地。
1957年，信德出任北京大學日語教研室主任，能夠出席各種會議，也能參加日本代表團訪華的接待了。
這年信德52歲。
陳信德（左）、中野重治（右）在北京大學課堂。中野講授《萬葉集》，陳信德現場翻譯。中野「沒想到，中國的大學裡有這麼高水準的日語老師」。
信德惜時如命，為了奪回被耽誤的時間，除了極為繁忙的授課之外，每天早上雷打不動四點起床，伏案寫作日語教材。他認為中國離日本近，，在科學技術方面，中國應該學習日本，所以他在編輯科技日語書籍上尤其用心用力。
無疑，妻子美鶴成為他最得力的助手。
北京商務印書館先後出版《現代日語實用語法》（1958年-1959年上下冊），《科技日語自修讀本》（1960年），文革前又出版該書的增訂新編本，非常人氣。此外，信德打算編輯完六冊北大日語學科教科書，但僅出了三冊就被文革中斷。
陳信德先生編輯的日文學習教材。
信德在教學與寫作之餘，最大的樂趣就是彈鋼琴。停電的夜晚，他家流淌著帕德雷夫斯基、莫扎特的音樂與讚美歌。伏案累了的時候，起身欣賞院子裡夫婦親手栽培的花朵，並以《紅樓夢》的人物給花朵命名。
文革前的幾年，信德精神煥發，不知疲倦地工作，每一堂課都認真準備。並通過大學時代的恩師從日本購買各種語法書，口袋裡裝滿筆記的紙片，一有問題就向日本的老師們請教。他忙於給全國各地的讀者回信，家裡也成為接待站，來請教和討論語法問題的人來來往往，好不熱鬧，直到1960年信德終於病倒住院。
1965年，陳信德一家
批鬥會場直接被捕—死於山西看守所
文化大革命的的暴風驟雨襲來。
學校有人貼出批判信德的大字報，什麼「抗戰時期協助日帝搞反共宣傳，跟很多日本人有關係，尤其是解放後跟國際間諜山口有瓜葛，直到最近還跟文化特務今西保持通信關係」、什麼「只搞自己的專著，不去上課」…。
在中國，一旦被貼上「日帝、美帝走狗」的標籤，那麼，革命群眾的鐵錘一定會把它砸得稀巴爛。
1966年8月開始，紅衛兵數度衝進信德家「抄家」。花瓶、鋼琴統統成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證據，「革命小將」看到墻壁上沒有掛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肖像，反而掛著貝多芬以及風景油畫，越發怒髮衝冠；更為不能容忍的是抄出了美鶴箱子底下的日本雜物，包括「日帝的軍服」。
所謂「軍服」，是戰爭時期美鶴因同胞「鄰組」送來賣的「國民服」。主婦美鶴哪裡懂中國政治的險惡，只是勤儉持家，捨不得扔掉家裡的一針一物。
美鶴勇敢地站出來告訴紅衛兵，所有責任由自己擔當。戰時台灣人也必須穿這種「國民服」。
但所有的日本雜物被搶去當做反面教材展覽。
美鶴自責自己太單純，政治上一張白紙，而且疑惑不解的是，自己的丈夫在「解放前」的中國生活過二十多年，正因為對新政府抱有期待，才「一生懸命」地工作，為什麼革命的血盆大口卻吞噬自己的人民呢。
然而，更大的災難接踵而來。
氣勢洶洶的紅衛兵團團圍住信德，喝令他交出「反動密碼」。
帶金屬扣的寬皮帶幾掄過來，信德滿臉、滿手臂都是血。
紅衛兵終於如獲至寶，從信德的筆記本中找到了寫有「M、C,G」的「密碼」。
原來這是爭分搶秒工作的信德為了節約時間的速寫號碼：「M 指的是毛澤東，C 指的是周恩來，G 指的是革命，信德試圖辯解，那還得了，『偉大領袖』豈能用省略號來表示，窩藏什麼賊心！」信德遭到更加殘暴的拳打腳踢，被打得鼻青眼腫。
工資停發，家徒四壁，所有的存款與值錢的東西被一劫而光，一家人生活陷入困境。
1967年，精神上備受創傷的信德十二指腸潰瘍復發，但是仍被「專案組」隔離。
所謂「專案組」由東語系的師生組成，其中一位文質彬彬的青年教師是信德關愛有加的得意弟子，信德以為此人最理解自己出生在日治下的台灣、在日本留學過的特殊生活經歷。但此時「把黨比作親爹娘」的此人變臉，為了往上爬，兇相畢露，將平日裡信德的話，上綱上線。
信德不僅歷史上是「美日特務」，而且與日本老師通信請教學術問題，都成為「現行反革命」證據。甚至就連同與妻子的日語對話都被訓斥。
成長於基督家庭的信德記住《聖經》的話：「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如果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太5:37）
絕不口出謊言和低頭認罪是信德堅持的原則。
這樣，信德招致的迫害可想而知。從1968年6月開始，信德被隔離監禁長達九個多月。期間兩次不堪折磨不得不住院。
1969年3月，實在太虛弱的信德得到回家休養的批准。
1969年8月8日，信德像往常一樣推著腳踏車去學校，女兒和妻子像往常一樣跟他道別。這一別，人世間卻不再相見。
在北大東操場召開的批鬥大會上，突然宣佈嚴懲「裡通外國的日美特務，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的陳信德」，緊接著在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信德被當場揪出來，直接被公安帶走。
開始美鶴和女兒以為信德關押在半步橋第一監獄，探監不讓見人，直到1970年12月20日，突然一位黑衣人來家裡告訴美鶴「陳信德今天早上死了」。地點在遠離北京六百多公里外的山西省陽城縣。
美鶴如雷轟頂，悲痛欲絕。一年多不見人影，原來丈夫根本沒有關押在北京。
平林美鶴—凜然堅毅的日本妻子
女校畢業生美鶴，自1937年與信德結為終身伴侶的那天起，就決定無論他是健康或是疾病，富有或是貧窮，天涯海角，生死與共。
美鶴絕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是「日美特務」，當「專案組」的幹部告訴她信德頑固不服罪，要她坦白丈夫的「罪行」時，美鶴回答 ：
「我丈夫不是特務。如果有這樣的行為，我不可能不知道」。
「特務是不會把自己幹的事告訴家裡人的。你當然不知道」。
「那麼，請你告訴我，我丈夫究竟幹了什麼？」
「你真的不知道就算了，如果知道的話，任何蛛絲馬跡都不許漏掉」。
信德被抓走之後，美鶴成了「反動家屬」，大大小小批判會、學習會上成了人們批鬥的活靶子。
孤苦母女四面被困。
美鶴如果不是一場疾病，差一點被下放到江西省的鄱陽湖農場勞動。最終，美鶴從北大的家屬院子裡被趕了出來。
1971年10月，北大向「人民群眾」發佈「林彪叛國出逃事件」，但是美鶴收到通知「你不能參加」，因為美鶴的額頭有日本人原罪加「反動家屬」的雙重紅字烙印。
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後，中日互拋媚眼。
美鶴開始了一次又一次地上訴。從接到信德死亡通知的那天起，美鶴早就暗自下決心，一定要為信德討回公道。
用中文寫狀子，對美鶴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心人」忠告她，人死不能復生，寫也沒用，還可能給女兒的前途造成不良影響。
美鶴將寫好的申訴信當面交給女兒看，並囑咐女兒，如果媽媽以「不服文革決定」而被定罪，你就一口咬定什麼都不知道，都是媽媽一個人的責任。
美鶴這次不跟任何「好心人」商量，在異國他鄉，一位日本女性，義無反顧地走上了茫茫無望的申訴之路。
中日建交之後，形勢有所好轉。
1974年11月，北大東語系通知美鶴，「陳信德的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但他還是犯了其它錯誤，絕不是什麼都沒有」。
表面上看宣告無罪，實際上還是拖了一個冷冰冰的尾巴。
1978年4月，北大正式宣佈「陳信德同志平反」，「所謂裡通外國的美日特務和現行反革命分子均屬於誣陷之詞，應予推倒」。
誰，誣陷的？
為什麼丈夫精心培育多年的學生會翻臉不認人，充當迫害的急先鋒？
為什麼這些人如今又人模人樣地有權宣佈為人「平反」？
美鶴沒拿正眼看「台上的戲」，那唱紅臉，又唱白臉的，終究是不要臉的。
其實，暴政下的「道德上的病人」除了本能的恐懼之外，自願充當劊子手，很大的成分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這也不是中共治下獨有的特徵，乃是幾千年你死我活的殘酷歷史造成的深入骨髓的「慣習」-趨利避害。但中國式特有的變臉政治漂白了這種共謀的關係，他們成了贏家通吃者。
回到日本後的美鶴一邊工作，一邊為信德尋找墓地。每天都仔細看報紙，不放過夾在報紙中的任何一個墓地廣告，只想為信德尋找一小塊熟悉的土地，安歸天家。
1996年3月，信德的女兒終於找到信德生前被關押的看守所，她特意買了一套新衣服，將父親的遺骨火化后，捧著骨灰，寸步不離身地帶回日本。
此時信德已經走了整整26年。。
如今，信德的骨灰部分安息在台灣淡水陳家的墓地，部分安息在風光明媚的京都比睿山的山麓，眼前是波光粼粼的琵琶湖，信德青少年時代度過的地方。
據王友琴研究，在北大六十三名文革受難者，信德是唯一回歸墓園的人。
美鶴「絕沒有忘記自己親眼所見，親身體驗的中國人受難史」，以1989年六四天安門流血事件為契機，決定出版自己珍藏的《手記》，因為「中國知識人受難史並沒有結束」，並希冀讀者「請讀者不僅當做信德個人的受難史來讀，從中可見中國知識人受難的一個側面」。
本書附有兩篇《解說》：一篇是信德的學弟，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田中謙二記錄大學時代「好男子」信德，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田中1979年接到吉川幸次郎的電話，方知信德已不在人世。
另外一篇是中國研究者竹內實的《關於文革》，對不熟悉文革歷史背景的日本讀者啟蒙。「關於文革的實相，（受害人）慢慢地開始講述。但是還遠遠不夠。讓我們實事求是地了解真相。為此，首先必須實事求是地講述真相。這是對受難者的安慰，也是思考何為『文革』問題的一個入口吧」 。
2004年，90歲的美鶴仿佛聽到信德在天國的輕聲召喚，靜靜地回到一生相濡以沫的愛人的身邊，從此再也不分離。
《北京の嵐に生きる》 平林美鶴著 悠思社出版，1991
（八）信德--「東方的猶太人」
出生於日治下的台灣，在日本讀完中學和大學的信德，娶的是日本妻子，跟日本人相知相交，戰爭期間曾在日本的公司工作過，教過美國人的日語，在日本，曾被人稱作「賣國賊」；在中國，他被當做「對日協力者」、「美日特務」而受迫害致死。
他既不是百分之百的「日本人」，又不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
誰能理解這位「不倫不類、不尷不尬」的正直學者，誰能理解被大歷史裹挾的帝國邊緣的個人百般無奈的人生呢？
但信德還是與日本人的交往，感覺自然而親近。1960年，信德住院時，參加訪華代表團的倉石特意離團去看望病中的他。
而與中國人的交往，好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五味陳雜。
喜歡下圍棋的信德，自然愛結交圍棋愛好者，對於信德來說，輸贏不過是結果，過程才奧妙無窮，充滿探索的樂趣。就像音樂，流淌的過程，就是美的共鳴與享受。 但是一來二去之後，信德不再出門。美鶴問及，信德答，跟中國人下圍棋，默不作聲，棋中無趣，跟日本人下圍棋，海闊天空，棋中有樂，妙趣無窮。
「他似乎與什麼格格不入。這是他的不幸。他跟中國人親不起來，中國人也跟他親不起來。那麼，他是哪國人呢？他的人生，究竟錯位在哪個盤結呢」，美鶴常常思忖。
「我是東洋的猶太人」。
美鶴想起信德曾自問自答。
（本文感謝陳信德先生的後人允許使用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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