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是1964年在羅馬雙十酒會中拍攝，自左至右為作者、臺北教區郭若望總主教、于焌吉大使和駐義大利武官。（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作者／劉敦仁
台灣2020年的選舉終於落幕，國民黨慘敗，引起社會不同的反響，抱怨，嘆息，謾罵，詆毀層出不窮。歸罪於韓國瑜素人剛獲得高雄市長寶座，卻貪心不足要涉足更高層的政治地位，導致嚴重失敗。也有人跳出來高呼，國民黨缺乏對年輕人的培養，造成一面倒的態勢。
其實，國民黨的這次失敗，只是長期以來高層的自私心態，特別是內鬥猜疑等低劣勢態所導致的危機集中爆發了出來。而執政黨在去除己見，統一思想，全力支持一個他們並不滿意的領導人，目的就是為了能打勝選戰繼續執政。
國民黨竟然在投票前夕，仍然在相互傾軋，地方大老為了參選失敗，擺出對政黨推出的候選人不滿的情緒；而生意場合中春風得意的商人，竟然要以美國奸商獲勝當選總統為榜樣冒出來攪和，因未能獲得候選人的資格，也就大言不慚地在螢幕上擺出不可一世的姿態。
筆者在台灣投票的一個月前即已預言，這次的選舉，國民黨必敗無疑，而且有可能從此再難以翻身。台灣政壇和社會各界，只是從當前的台灣情勢分析國民黨落敗的因素。但忽略了，要看國民黨今天的敗相，必須從歷史角度審視國民黨的基因來看問題。
自國父孫中山創建中國國民黨以來，其內部就從未出現過統一領導的局面。民國元年，北京剛成立的國會即被袁世凱霸佔繼而篡位，甚至有復辟的野心。自此之後，國民黨就陷入分裂內鬥的局面。自1925年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至1948年，國民黨就經歷了四次大分裂。其中有最為嚴重的寧漢分裂，和1940年汪精衛在南京另起爐灶成立偽國民政府的歷史。
但是國民黨並沒有以此為鑑。1948年在南京行憲後，蔣介石為了獨攬大權，和李宗仁的明爭暗鬥，與後來敗退台灣不無關聯。
由於蔣介石的私心過重，對周邊的軍政人物始終抱著猜忌懷疑的心態。而在與共產黨鬥爭時期，對自己的心腹也是疑心重重。和共產黨率領的解放軍在瀋遼，淮海和平津三大戰役中慘敗。 尤其是在淮海戰役中，黃伯韜，王維，杜聿明，李彌，邱清泉幾個兵團之間互相牴制不予支援，終於走向滅亡。
在歷時142天的三大戰役中，國民黨國軍向共產黨解放軍起義，投誠，接受和平談判解放及被殲滅的正規軍計有144個師，非正規軍29個師，總共為154萬餘人，用兵敗如山倒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
帶著潰退的情緒遷到台灣，雖然引用了越王勾踐「臥薪嘗膽」 歷史歸屬作為改革的殷鑑，久存在國民黨基因裡的內鬥習性時有復發的症狀產生，其中對年輕人的不信賴尤其突出。
筆者在臺北求學時代，是國民黨爭取入黨的青年對象。一次國民黨召集了全台灣所有大專院校的優秀學生代表，集中在陽明山培訓灌輸國民黨的理論，筆者有幸成為被召集的對象。在集中培訓期間，得到蔣介石總統的召見，並陪同老人家和夫人共同觀賞豫劇的演出。
在結束培訓前，國民黨第一組倪文亞主任召集各校代表，舉行了一場討論會。他向我們轉達了蔣總統的關切之意，並且要求與會代表就幾天來的培訓心得，或是對黨有任何的建議暢所欲言，他會匯集所有的意見呈獻給蔣總統作為參考。
倪主任話音剛落，台灣一流學府如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的代表立即爭先恐後地搶著發言。我坐在那裡期待這些優秀高材生會給蔣總統獻上什麼精彩的建議。不料第一位站了起來，理直氣壯地先感謝黨對與會學生的熱情接待，接著他就拿每天的早餐做了話題。描述了早餐的可口，但希望今後在舉行類似的集會時，應該適當地增加饅頭的供應量。
接著另一位代表起立，建議的內容與前一位相差無幾。我坐在那裡開始有點不耐煩了。於是在第三位代表正舉手準備發言時，我在沒有獲得倪主任的同意下，立刻站了起來，不假思索地就侃侃而談。
我說的內容是有關「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組織章程，我表達自己是跟著父親從大陸逃到香港再來到台灣的，很希望早日能回到大陸去。作為救國團的成員，總會有如何為團裡做些貢獻的願望。從這個組織的名字上來分析，這是一個屬於青年的組織，但是我們看到的領導層幾乎是清一色的年長者，而且有的都已經是步入老年期了，請問哪裡是我們青年人的未來？
我說完後即坐下，兩眼注視著倪主任，只見他雙眉緊鎖，表情木然，他並沒有作紀錄，只是沈默地坐在那裡，對我的發言也沒有給任何的評語。我再向會場四周掃了一眼，只見與會的代表們嚴肅地坐在那裡文風未動。突然間我似乎從夢中醒了過來，感到對剛才的發言似乎有點過頭了，由此引起心頭快速的跳動。
稍停片刻倪主任宣佈散會，看上去他走出會場時，面上的神色有點悻悻然，與會的學生也沒有和我搭訕，更增加了我內心的忐忑。
晚上熄燈後，我躺在床上，開始胡思亂想，自己是否會在半夜被送往無人知曉的地方，或者會出現意想不到的遭遇。那一晚我失眠了，但是清晨當我們再次進入膳堂時，那兩位曾發言的學生，若無其事地在那裡享受著熱呼呼的大饅頭。
自那次座談會後，我對國民黨在培養青年幹部的任務不再存任何的幻想，1963年我離開了台灣，負笈歐洲，就在中國人極少的馬德里，也經驗了在幾個留學生中，為了爭奪回台灣參加國民黨會議的一張往返機票，彼此間的明爭暗鬥，讓我親眼目睹了一齣黨內爭鋒的戲劇場面。
到了義大利，我有幸認識了駐義大利的于焌吉大使。初次見面給我的印象，他是一位溫文儒雅的君子，言語舉止落落大方儀態得體的外交官風度。在日後的交往中，當他得知我是他哥倫比亞大學同學，又是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多年同事的姪兒時，更是以長輩的身分對我愛護有加。而且隨著時間的轉移，我們也成為無話不談的忘年之交。
他數度對我表達有延攬我進入大使館工作的意願，主要是他看中我的外語能力。但對政治一直持冷感的我，對政治場合興味索然，因此我們的交談也就侷限在義大利的文化歷史音樂和藝術。但每逢聖誕佳節來臨之前，他總會準時給我電話，給我的任務是陪他到義大利政府的總理及總統等官府專程賀節，當然少不了要獻上一份禮物。
每次我都會感受到他在大使任內的艱辛和無奈。因為從1965年起，北京方面已經和義大利政府有了接觸，開辦貿易辦事處。無形中對這位學貫中西經驗豐富的于大使，在外交工作上平添許多難以紓解的困擾。
從和他的交往中，我看到他隻身一人無親無故，也沒有大使的官邸，只是在已經顯得極其侷促的大使館後面，闢了一室作為大使辦公室兼臥室，但他從未因為這樣的寒酸境遇而有任何的抱怨。
這張照片是羅馬古老的五星級大飯店（The Grand Hotel），每年雙十節于大使均在這座大飯店裡舉行慶祝酒會，招待義大利政府要員及使節團的代表們，可謂是費盡心機展現臺灣的國際形象和地位。（圖／作者劉敦仁攝）
他是在家鄉媒妁之言的撮合下，和一位素未謀面的女子成婚。為了完成家庭賦予的娶妻養子的任務，當他的妻子有了身孕後，即獨自一人離開了家鄉，從此埋首苦讀，先後在美國丹尼森大學獲得學士，紐約大學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再次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
1928年回國即進入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出任專任委員，1929年即外放到古巴擔任駐古巴大使館二等秘書。從此平步青雲先後出任過駐紐約總領事，聯合國副代表等要職。
1946年5月25日，他奉命出使駐義大利大使，稍後在1952年曾一度兼任駐西班牙大使，一直到1966年回台灣。在這二十年任職期間，于大使不遺餘力地用他傑出的外交手腕，維繫住義大利和台灣的外交關係。他數次用帶著嘆息的口吻，向我敘述其中的艱苦和忐忑，對他孤軍奮戰的勇氣，我只能帶著無奈和同情的心態，珍藏著對他的尊重和敬佩。
于大使除了要使出渾身解數來應對北京方面的壓力和義大利政府的曖昧態度外，還得防備使館內部不時出現的「背後捅刀」。同為大使館的官員，對於于大使的應酬認為是亂用公款吃喝玩樂，就難免向臺北外交部密報這些的「不當」。其實明眼人一看便知，他們無非是希望早日將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踢走，就多一分自己進入狀態的機會。
1966年的10月初，于大使約了我一同晚餐，在餐桌上，他告訴我，日內即啟程返台述職。就那一刻我腦海中出現的卻是對他此行的反對，意識中夾雜著無法解釋的不祥徵兆。早在1965年，我極力要求于大使協助剛在紐約獲得國際青年交響樂指揮金獎的郭美貞，到台灣發展，于大使不僅滿口允諾，還親自帶著郭美貞到台灣一舉成名。
而這次我卻極力阻止他回台灣，不經心地突然吐出一句連我自己都無法相信的話：「于伯伯，你能不能考慮一下，暫緩回台灣？」
他看了我一眼問道：「為什麼？」
我沒有稍加思考，用急躁的語氣說：「我似乎感到你如果這次回去，可能外交部不會讓你回來！」
于大使卻輕鬆地帶著幾分信心地笑了笑：「不會有問題。」
我們就這樣結束了一頓令我感到似乎是「最後的晚餐」。過了幾天，他終於啟程回臺北了。我沒去機場送行，因為他沒有驚動任何人，只讓跟了他多年的義大利司機菲魯屈 （Ferruccio) 開車送他去機場。當我從跟隨他多年的法籍秘書李莉安 (Lillian) 那裡得知他已走了後，我的心情空空洞洞若有所失。
果不其然，1966年12月20日，台灣派遣劉達人到義大利暫時主持使館日常工作，于大使的行蹤卻是音訊渺然。我又不便向使館追根究底地詢問，只能從李莉安那裡得到一絲資訊，那就是于大使極有可能不再返回任所。後來我一直反覆回憶著，為什麼沒有堅持在和于大使晚餐時力阻他不要回臺北的那股不知從何而來的勇氣，為此而感到自責和後悔。
劉達人在羅馬一年後，1967年臺北委派了另一位外交官吳文輝以公使銜參贊到羅馬，吳文輝曾擔任過沈昌煥的秘書，1967年時代在里斯本擔任駐葡萄牙大使館代辦，後因爲澳門葡萄牙政府將台灣的特工遣送回大陸，吳文輝被召回臺北，不久即派駐羅馬。
最後在1968年3月7日，我在羅馬見到了正式接替于大使的許紹昌大使，這也說明于焌吉大使駐義大利的外交生涯就此終結。
可是從臺北接踵而來令人震驚的噩耗是于焌吉大使早在2月25日即已去世。更令人費解的是，從于焌吉大使在1966年返回臺北述職後，到1968年2月的辭世，究竟是什麼理由致使臺北外交部在對義大利政府之間的外交程序上出現相當的模糊不清？
據後來的瞭解，于大使在抵達臺北後，他的外交護照即被當時在外交部掌權的楊西崑沒收，足證于大使的被召回述職是逼使他退位早有的預謀安排。問題是臺北方面理應將大使的調換即刻照會義大利政府，然當時的安排卻在兩年之內，先後委派劉達人和吳文輝以參贊的名義到羅馬履新。直到于大使去世後，才公開發表許紹昌為駐義大利全權大使。
更為奇怪的是，既然于大使的護照早在1966年即被沒收，理應被認為他的大使一職就被解除，但根據外交部對外公佈的資訊是，于大使在1966年10月20日離任。當我得悉這一消息後，才恍然大悟，原來在1966年12月20日劉達人抵達羅馬履新的那天，就是于大使離任的日子。
最為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于大使早在1966年即已離任，為何他被免職的日期竟然是1968年1月10日才公佈？而就在他被免職一個半月之後即去世？當時操掌大權的楊西崑到底在玩弄什麼把戲？
這位曾有「非洲先生」尊稱的外交官，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不乏驚天動地的傑作。他也是倡導台灣獨立的第一人，1971年聯合國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席位後，楊西崑直接上書蔣介石，提出革新保台的方案，建議向全世界宣佈台灣和北京分屬兩個合法政權，台灣應該改名為「中華台灣共和國」，舉行公投，並解散國會，建立新的臨時民意代表機構，由2/3台灣人和1/3大陸人組成。與此同時要大力培養台灣人和年輕人作為接班人。當然這樣公開將台灣從中華民族領土上分割出去的謬論，因蔣介石的反對而胎死腹中。
于大使去世後，他唯一的兒子從美國趕往羅馬處理于大使生前留置在使館的私人物品，旅居義大利的僑胞對臺北方面剝奪于大使返回任所向義大利政府辭行，以及清理私人物件等權利一節產生強烈的非議。事實上這是國民黨對官員懲處的一貫作風。後來葉公超在擔任駐美大使時期，出席聯合國大會，因為對外蒙古的立場與蔣介石相左而被召回臺北，葉公超以為很快就能返回任所，所以只帶了幾件換洗衣服，不料卻是一去不復返，在臺北鬱鬱而終。
當于大使的兒子打開父親的保險箱時，除了一大疊欠條之外，空無一物。在這些欠條中，大部分都是在當地一家名叫「中華園」 的中餐館招待義大利政府官員及來自台灣的民意代表、政府代表團的費用，見到這些欠條的僑胞每個人心中都有著沈重的感慨！
于大使一生奉公守法清廉自律，一位堂堂大使，卻回到臺北後沒有固定住所。還是他在外交部早期的同事好友，台灣省議會議長黃朝琴先生在他開業不久的國賓飯店裡，給他提供了一間套房。居住了一段時間，于大使覺得過意不去，最後自行在外租賃了簡陋的居所作為棲身之處。
于大使在二十年駐義大利外交生涯中的經濟環境每況愈下，但他還要竭盡全力維繫台灣和義大利關係的苦心，卻不為外交部所體諒。
我在加拿大經營旅遊業務時，加拿大洛磯山脈的旅遊部門有意開拓和中國的交流，深知我和中國的旅遊機構有密切往來，於是邀請我設法安排中國國家旅遊局的高層到加拿大作旅遊設施的考察。在中國國家旅遊局的積極配合下，安排了由程文棟副局長率領一個代表團到加拿大考察，我也就義不容辭地陪同代表團在訪問期間一路隨行。
在幾天的訪問日程裡，我瞭解到程副局長會說流利的義大利文，而且和義大利有深厚淵源。巧合的是我們兩人居然在1960年代，同時生活在義大利，而因為政治因素從無往來，所以我們在北京的相識居然是在三十多年後，頗有相見恨晚的感觸。
程文棟是1944年出生在天津一個普通農民家庭，憑藉自身的努力進入到北京外國語學院。1965年赴羅馬留學，1968年結束後即進入到中國駐義大利商務辦事處工作。1970年回國進入外交部，1970年以最年輕的外交部科員職位，參加了與義大利談判建交的過程，那時候他才26歲。
1971年兩國建交後，即被派往駐義大利大使館工作，1974年升任為大使館黨委委員，受到政府的重用，一直工作到1980年才回國。回國後不久即進入中國國家旅遊局任職，到1986年出任副局長要職。1999年被任命為駐義大利大使，歷時六年，至2005年才卸任。
程文棟在擔任駐義大利大使時，對兩國的關係不遺餘力地推動，並圓滿完成朱鎔基和溫家寶兩位總理出訪義大利，由此增進了兩國外交經貿的融洽關係。在卸任前，義大利總統錢皮特地為程文棟大使頒授了義大利共和國功勳一級大十字架騎士勳章。
從于大使坎坷不平在義大利嘔心瀝血地掙扎，到程文棟順利的仕途，充分體現國民黨為了自身私心置國家安危不顧的基因延續，也反映出共產黨以黨國利益為先的長期人才培養計畫，展現出雙方今天優勝劣敗的局面。
于焌吉大使生前可能患有痛風病症，所以他在飲食方面甚為注意。從交往中，我注意到他從不沾烈酒，也不吃四腳動物的肉。每逢應酬時，他對葡萄酒也只是淺酌而已。
當我看到臺北外交部發布他因病去世的消息後不久，另外從臺北傳來的資訊，得知于大使突然改變了他的飲食習慣，幾乎是手不離威士忌，而且用牛排來「大快朵頤」！兩相對比，我立即意識到，于大使最後選擇了這樣令友人無不唏噓的方式，結束了他的外交生涯！
台灣選舉後，國民黨痛定思痛，力求改革，不禁產生啼笑皆非的感嘆。回憶往日，撫今思昔，在一幕幕搬上政治舞臺的表演中，領銜的演員們如潮水般時漲時落，但所有的劇本都是那麼的拙劣。
改革非三言兩語就能完成，培養青年人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實現。當務之急是要解決黨內團結一致和去除私心的癥結所在，也許應該從國民黨基因方面刻不容緩地實行徹底改造。
過往的歷史悲劇可以落幕了，未來的新戲等待著後起之秀們去編寫，讓座無虛席的劇院中，向著傑出的舞臺獻上雷鳴般的掌聲！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