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先生握著阿姆斯壯先生的手，親切地說：「他們告訴我你年已九十，我比你小八歲，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習慣，你應該是我的大哥哥。」（圖／非當時事件相關圖，為鄧小平示意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作者／劉敦仁
1984年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片段，而且是忙的內容相對集中，為此我就要在溫哥華、洛杉磯、北京及華盛頓首都頻繁穿梭，幾乎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航程中度過。
首先我被邀到上海陪同美國第一夫人南茜．雷根訪問上海少年宮，接下來又組織上海少年宮的孩子應雷根夫人的邀請訪問美國，在白宮為雷根夫人五百位貴賓，獻演一場史無前例的兒童節目。我為上海的孩子們高興，這不僅是他們的殊榮，也是中國孩子們共同的驕傲。
為此美國芭莎蒂娜的「使節國際文化基金會」主席阿姆斯壯先生對我操辦的中國活動印象深刻，益發增進他與中國發展文化交流合作的信念。
其實自我受聘於美國芭莎蒂娜「使節國際文化基金會」主席阿姆斯壯的中國事務顧問後，經常往返於溫哥華及芭莎蒂娜航班上。每次他有重要的國際文化活動，必定令他私人秘書打電話邀我出席。在眾多的活動中，令我記憶深刻的是應邀參與歡迎泰國皇后詩麗吉（Sirikit Kitiyakara）, 和烏克蘭裔美籍大鋼琴家霍洛維茲（Viadmkir Horowitz 1903-1989）訪問基金會的盛會。
阿姆斯壯先生的活動遍及全球。在泰國他一直支援詩麗吉皇后推展的扶貧政策及國際合作。為此，基金會給泰國派遣英語教師，免費為當地有志青年教授英語等公益專案。她的到訪是向阿姆斯壯表達謝意。也因為泰國和中國有密切的友好關係，為此，阿姆斯壯要我出席為泰國舉辦的歡迎會目的不言而喻。
至於霍洛維茲在使節大劇院舉行的鋼琴獨奏會，更是國際文化交流中的頂級項目。當我接到電話時，對有機會和這位享譽全球的鋼琴家會面，心情激動萬分。到達基金會後，瞭解到這是一場非常正規的音樂會，出席賓客都必須穿著黑禮服。由於我一時的疏忽沒有作服裝上的具體準備，接待我的費蘭克先生，笑眯眯地告訴我，基金會事前即已和當地禮服租賃公司聯繫，派人到我的住處為我量了身材尺碼，並於當天下午就將禮服、領結、襯衫、皮鞋及黑襪子一應俱全地送到我住處。
音樂會開始前，阿姆斯壯為包括我在內的八十位「貴賓」，在劇院的入場處設宴款待。賓主在香檳盛宴歡笑中，盡享與傑出音樂家的相聚。結束後，全體進入劇院，其他受邀的賓客也陸續抵達。年逾八十的音樂家，時而坐在鋼琴前閉目彈奏琴鍵，時而起立給觀眾表演幽默動作，並站立在那裡撥彈琴鍵，他的反傳統的一舉一動引起了全場的共鳴與掌聲。
在這些高層的國際活動前，經過加拿大維多利亞市麥可佛遜劇院總經理戴克強（John Dyck）先生的推薦，我就曾將中國舞蹈家代表團和鐵道部雜技團的加拿大巡迴演出，延伸到芭莎蒂娜使節國際文化基金會，為基金會的會員們作了演出獲得好評。
也因此我和阿姆斯壯之間建立起充滿信任感的工作關係。 通過基金會副主席艾理斯．拉．雷維亞（Elis La Revia）先生的建議，聘請我擔任阿姆斯壯先生的中國事務顧問。為此我需要定期飛往洛杉磯再轉赴芭莎蒂娜，就發展中國的合作內容向阿姆斯壯先生作簡報。每次我去到辦公室交談前，由於他的高齡及忙碌日程，秘書先生必定會私下告訴我，會談時間控制在十五分鐘內。但是每次都至少要逗留在那裡一個小時。在我們交談期間，秘書先生總會躡手躡腳地走到門首用眼神向我示意。但阿姆斯壯先生高昂的興致，使我無法也不忍打斷他滔滔不絕的喜悅。
是1983年的初夏，我按慣例前往芭莎蒂娜向阿姆斯壯先生報告工作情況，他告訴我這些年裡已經造訪了五十多個國家，和他們的元首建立了密切關係，然後話鋒一轉，給我提出一個我始料未及的問題：「我很想拜會當今世界上一位極為重要的政治領袖。」
我立即意識到，他指的是鄧小平先生，而且是暗示要我設法進行這一個歷史性的安排。也不知那裡來的勇氣，也因為阿姆斯壯先生對我的充分信任，我竟然沒有絲毫的遲疑，就直截了當地回答說：「請你給我兩年的時間來安排。」
他聽後，並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面露笑容地說，他會等我的後續報告。在我回溫哥華的航程中，左思右想，感覺到之前給阿姆斯壯先生的應允似乎過於唐突，而且不切實際。鄧小平先生是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大國的政治領袖，豈是普羅大眾中平凡的我所能承擔的重任？越往下想，我就越發的感到不安，假如無法實現阿姆斯壯的這個願望，那將是一個無法解釋的天大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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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我跌跌宕宕的人生途中，經常在關鍵時刻會出現中國人講究的「貴人相助」。即便我不相信這偏離實際生活的現象，有時候當它出現時，又不得不令我為之折服。這次阿姆斯壯給我的艱巨任務，居然在回到溫哥華後才一天就出現一個無法解釋的機遇。
在一個酒會中，我遇到一位在西雅圖公幹的北京國企女總裁，在相互祝酒交談中，我偶爾提及這個艱巨的任務而不知所以。不料她隨即將他先生在北京的聯繫方式交給我，同時要我將赴京的日期告知，她好預先通知其先生。她先生也姓劉，服務於中國科學技術委員會，和鄧小平二女兒鄧楠在同一辦公室，兩張寫字臺面對面，每天上班都會見面。所以她要我和其先生聯繫，也許可以通過鄧楠，先將資訊傳遞給鄧小平先生。
當然這只是一個沒有任何頭緒的安排，但也不妨一試，說不定會出現意料不到的結果。於是我抱著一試的心情，和芭莎蒂娜「使節國際文化基金會」溝通後，即刻啟程前往北京一探究竟。抵達北京後，按照計畫先聯繫上劉先生，應該是他夫人在和我交談後，給他打了電話，從交談中，他爽快地答應聯繫幾位有關人士和我見面，我也就建議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習慣，在下榻的北京飯店設午宴款待。劉先生將中國科學技術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宋健先生，和鄧小平先生的次女鄧楠都請來了，席間的交談中，意識到他和鄧家有不一般的關係。
在餐席中我將阿姆斯壯計畫訪華事宜，向這幾位初次認識的人士做了簡單介紹。劉先生打趣地向鄧楠說：「你晚上回家和老爸一起晚餐的時候，就說劉先生在安排美國友人和他見面的事。」
當然和鄧小平會面非同小可，不是他女兒幾句話就能完成，必須走政府的一套程式。晚上我獨自一人呆在飯店客房裡，挖空心思琢磨著如何能不虛此行。鑒於阿姆斯壯先生不是政治人物，卻是中國向來敏感的外國宗教領袖。從我的瞭解中，自解放以來，中國政府從未接待過任何的宗教人物，我甚至夢想，假如真能促成阿姆斯壯的中國行，而且和鄧小平先生會晤，那真的是破天荒的大新聞。
於是我想起了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王炳南會長。早在1979年就曾得到他的支援，建立了中國和加拿大之間的第一對友好城市。主意打定，次日我聯繫上王會長，老朋友見面格外開心，而且他對我的構思沒有拒絕，立即安排我和周而復副會長唔面，並從他的語氣裡，感覺到他對阿姆斯壯和鄧小平先生會晤的事給予積極支持。在我辭別時，他建議我寫一個較更具體的報告，他可依據而作進一步的考慮。
就在此時，我瞭解到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於1981年在北京逝世，為紀念她生前對公益事業的追求功勳，北京中央方面在1982年成立了宋慶齡基金會，首任主席為朱德元帥夫人康克清，鄧小平先生為首任名譽主席。
抓住了這個要點，我籌畫是否可協助阿姆斯壯先生拜會鄧小平先生的目的，作為美國使節國際文化基金會和宋慶齡基金會探討雙方對兒童公益事業的合作事宜，阿姆斯壯以美國基金會身份拜會時任宋慶齡基金會名譽主席的鄧小平先生，這樣雙方機構的資格相當，兩位領導人物地位也相匹配。這樣鄧小平先生就不必以政治人物的身份出現。
結束北京之行，我沒有回家，即直接搭乘航班飛往芭莎蒂娜，向阿姆斯壯先生作了扼要的報告後，即到副主席拉．雷維亞先生辦公室，建議他是否能安排時間前往北京訪問宋慶齡基金會，和康克清主席會面，詳細商討兩個基金會未來的合作願望。他欣然接受並要我立即安排部署。
於是在1983年10月29日，我陪著拉．雷維亞先生夫婦啟程飛往北京，次日抵達。31日上午10點康克清主席在人民大會堂的新疆廳接見我們，接著在11點我們趕往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拜會王炳南會長。就阿姆斯壯先生訪華時間初步定在1984年5，6月之間。
經過這次的北京行，拉．雷維亞先生對中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也對阿姆斯壯先生訪華建立文化交流合作專案更具信心。按照程式，下一步基金會應該向名譽主席鄧小平先生及康克清主席直接去函就訪問事宜作詳細的陳述。拉．雷維亞先生立即通知戴克強先生和我擔負擬就兩封信稿的責任，同時設計一套可行的合作項目。
經過商議，我和戴克強先生先將信件稿擬定，然後設計出在上海進行一項合作內容，當時上海市長汪道涵先生，我也曾有過交往，或許這一交流專案能得到他全力支持。
由於阿姆斯壯的日程緊湊，訪華的行程最後決定放在十一月較為現實，由於當時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先生正在美國從事國事訪問。拉．雷維亞先生和我在三藩市的接待小組上，所以給北京的兩封信件只能等接待趙紫陽總理的任務結束後才得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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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戴克強先生經過細緻而深入的討論，最後得出一個在上海進行「金橋計畫」的專案。就是在上海籌建一個文化劇院，作為中國兒童和世界各國交流的多功能場所。當我將這一計畫告訴阿姆斯壯先生後，他非常高興，而且還準備到日本東京，和他在日本國會裡的一位資深議員好友商酌，希望得到日本方面的財政支助。
阿姆斯壯先生訪華的日程終於安排就緒，他將搭乘私人飛機在1984年11月5日，從東京飛赴北京。為了訪問的事宜萬無一失，我提前兩天先行抵達北京，並和對外友協作最後的溝通，令我最欣慰的是，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將以接待國賓的級別，安排阿姆斯壯先生的代表團全體成員在釣魚臺國賓館下榻。
代表團一行十餘人包括拉．雷維亞夫婦，阿姆斯壯私人秘書，飛行小組及私人醫生及護士。他的座機預定當天下午四點三十分抵達北京。所以我吃過早餐後，就一直在客房裡待命。十點左右電話鈴響了，對方是拉．雷維亞的聲音，告訴我一清早阿姆斯壯的心臟病發作，值班醫生告知暫時不能乘坐飛機，需要觀察後再作決定，如他的病情好轉，抵達北京的時間恐會延後，告訴我稍後再通電話。
收到這一資訊後，我呆坐在房裡，心緒亂成一團，擔憂在最後一分鐘因為這突發情況，半年來的辛勤奔波都化為烏有。萬一阿姆斯壯真的無法成行，將無法出席當晚六點宋慶齡基金會康克清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歡迎阿姆斯壯先生等一行的歡迎晚宴。。
為此，我立即撥電話告訴友協，說明阿姆斯壯先生在東京的特殊情況，我沒有提阿姆斯壯先生能否抵京的懸念，只是請友協轉告宋慶齡基金會將晚宴的時間推遲一小時。
此刻我坐在客房裡，突然回憶起之前和周而複先生談起的一些細節。周先生是作家，也是書法家，從事對外交流業務多年，經驗豐富。我向周先生提出，由於阿姆斯壯年屆九十，而且他出行都是乘坐自己的私人飛機，所以還得請友協設法與北京機場等有關部門，商討專機在北京和上海兩機場的起降安排。當然這比安排和鄧小平先生會晤要難得多，其中尤其牽涉到領空，空軍管轄，及機場的一系列協作都不是文職機構輕而易舉的步驟。
經過友協及宋慶齡基金會的努力，阿姆斯壯先生乘坐私人飛機訪問北京的問題迎刃而解，而且同意阿姆斯壯先生可以乘坐他的私人飛機從北京前往上海。就在當年春天，雷根總統結束北京的國事訪問後，按照中國法令，他必須乘坐中國方面安排的專機飛往上海，總統的座機「空軍一號」只能空機飛到上海待命，雷根總統伉儷結束上海的訪問日程後，再乘坐他的專機飛返美國。
阿姆斯壯先生的專機能夠被允許從北京直接飛往上海是非常特殊的禮遇。我在陪同阿姆斯壯先生乘坐他專機飛往上海途中，從窗外望去，見到兩架中國空軍的戰機護送阿姆斯壯先生的專機。我們在機艙裡見到這情景，都為阿姆斯壯先生的中國行感到無限的光榮。
經過近兩小時的艱辛等待，電話鈴再度響起，拉．雷維亞先生傳來了好消息，阿姆斯壯先生的病情得到控制，他們將在半小時內起飛。放下電話，我立即撥了電話告訴友協，阿姆斯壯先生將在晚上六點抵達北京。
當我在機場看到阿姆斯壯先生慢步走下舷梯的時候，終於舒了口氣，他的神情似乎什麼事都不曾發生。抵達釣魚臺國賓館，車輛在專為我們一行佈置好的大樓前停下。由於國賓館樓層很高，而且沒有電梯，所以前一天我在瞭解整個大樓的情況時，特別要求該大樓的服務部門，在樓梯中間的轉彎口放置了一張有扶手的椅子，以備阿姆斯壯先生上樓時，萬一疲累，可以坐下來休息片刻。
果不其然，我這安排還真派上了用場。當阿姆斯壯先生上樓走到轉角口時，他坐下了。神情有些疲憊。見到我後，他用詼諧口吻對我說：「弄不好我這次要死在中國了！」 說完後他還做了個鬼臉。在辛勞的旅程後，他還能展現幽默的神態。
稍事休息，我們一行即驅車到人民大會堂。抵達時，康克清主席及榮高棠、高登榜及吳全衡等領導層早在那裡等候。因為時間已很晚，沒有進行寒暄等繁文縟節，即直接入席。我見到康克清主席和前次會見拉．雷維亞先生伉儷時的裝扮一摸一樣，她梳著的仍是革命時代「清湯掛麵」髮式。一身深灰色的短衫長褲，腳上是一對布鞋，展現的是樸實無華，令人肅然起敬。
康主席用歡迎國賓的宴會標準宴請阿姆斯壯一行，在入席前，他的護士悄悄地告訴我，因為阿姆斯壯先生上午在東京的心臟問題，所以晚上要減少飲食的份量。但是中國人在歡迎貴賓時，必定會給客人夾菜以示尊重。所以我注意到康克清主席一上桌，就從十六個冷盤中，每盤中夾一塊放在阿姆斯壯先生的餐盤中。而西方人的禮貌是，必定將主人敬奉的菜肴吃個乾淨，以示賞識主人宴會的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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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阿姆斯壯先生的正對面，因為護士事前的提醒，我沒有心思享受那些菜肴，只一心注意著阿姆斯壯先生的 「埋頭苦幹」！心裡只是著急。幾次我想前去提醒阿姆斯壯不必將盤中的菜肴吃得乾乾淨淨。但又擔心我的離席會被看成不禮貌。
等到開始上熱菜時，我先看了一下功能表，感受到為了阿姆斯壯先生的健康，我就顧不得失不失禮的規範了，於是我向康主席走去，輕聲告訴她，今天上午阿姆斯壯先生在東京的情況，而且他的護士一到北京即給我提醒，阿姆斯壯今晚不能進過量的飲食。
康主席得知詳情後，「嗯」了一聲，一直到宴會結束，她沒有再給阿姆斯壯先生夾菜，我才得以有機會嘗了後面的幾道菜肴。
11月6日一天無事休息，對阿姆斯壯先生來說是好事，可以調整一下旅途勞頓，病後的休息。但是和鄧小平先生的會晤卻沒有確切的時間。我不禁起了疑竇，這會晤的安排會否有變化。正在思考不定時，友協副會長周而復先生來訪，把我拉到一邊，帶著幾分嚴肅神情，用迂迴的口吻，似乎在問我，阿姆斯壯先生在會晤鄧小平先生時，有無任何的表示？
但這不是我可以隨意發言的內容，只告訴他，阿姆斯壯先生準備了一座水晶雕塑，和兩本照相本，相本裡是上海少年宮兒童們的訪美記錄。他接著問還有沒有其他的表示，我只是說其他的事宜就不是我職權範圍內所能參與的。當然此刻我意識到為什麼和鄧小平先生的會晤遲遲未能落實。
記得我向阿姆斯壯先生報告在北京安排他的訪問日程時，曾提議他是否可參照美國的慣例，即參加總統宴會，或是和總統合影時，必須支付一定的費用。如果他同意，可以帶一張支票，在和鄧小平先生會晤的時候，視當時的氣氛再作向宋慶齡基金會捐贈的考慮。他沉默了片刻，簡單地告訴我：「讓我考慮一下。」
接著他問我認為捐贈多少數字較為合適。我很坦率地回答他，這件事需要他自己決定，因為我若提出過高的數字，很可能引起他以為我有幫中方之嫌；如我建議數字過低，又可能會影響中方對芭莎蒂娜使節國際文化基金會的地位。他聽後沉思片刻說：「那好吧，我先和艾理斯商量一下。」
和周而復先生周旋之後，當天下午得到了確切消息，明天 （11月7日）上午鄧小平先生將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阿姆斯壯先生一行。這是個天大好的消息，除了阿姆斯壯先生外，幾乎每個基金會的成員包括飛行員、醫生和護士都眉飛色舞，興奮不已。那一晚釣魚臺國賓館代表團下榻的大樓裡籠罩在喜悅的氣氛中。
在抵達人民大會堂之前，代表團每一個成員的心情都不免帶有不同的緊張成分，因為要會見的人物，不僅是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更是全球深受尊重舉足輕重的政治明星。進入大會堂後，整個樓層裡除了代表團之外別無他人，大會堂的莊嚴氣氛，更增添幾分神秘的感覺。
這時會見大廳的大門敞開，鄧小平先生和善地朝我們走來。首先令我驚奇的是，他身邊只有一個警衛，不如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大擺陣杖。友協的翻譯介紹兩位世紀老人後，鄧小平先生握著阿姆斯壯先生的手，親切地說：「他們告訴我你年已九十，我比你小八歲，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習慣，你應該是我的大哥哥。」
話音剛落，因為他的真切幽默，引得周邊每一個人哈哈大笑。原本肅穆拘謹的氣氛，一時間轉化成輕鬆愉悅，鄧小平先生拉著阿姆斯壯先生的手，一同步入大廳。按照程式先完成合影，即坐下暢所欲言。
我坐在那裡一直注視著兩位長者的輕鬆交談，整個45分鐘的會面，如同家人的團聚。更注意到鄧小平的煙癮非同一般，在整個會談過程中，他一共抽了六支，但他的吸煙習性很特別，幾乎從不將煙吞下，而且整支煙只抽到一半就熄掉。另外他的穿著，和康克清主席一樣，簡單樸實。灰色的中山服，配上一對布鞋，體現這位一生為革命事業奉獻的前輩，奉行的是簡樸的生活方式。
兩位世紀長者毫無拘束的談笑風聲，令我感動得熱淚盈眶，曾經三起三落的革命鬥士，雖然經歷了令人難以理解的政治迫害，但他眉宇間展現的仍然是堅毅無私的精神。
在結束會晤前，阿姆斯壯先生從西服內口袋裡，取出一個信封親自交到鄧小平先生手裡，並且說到，這是對宋慶齡基金會一點小小的奉獻。我事後才得知，阿姆斯壯先生向宋慶齡基金會捐獻了十萬美元。在1984年，這不是一筆小數目。 接著阿姆斯壯先生又將一座水晶雕塑贈送給鄧小平先生，另外還將基金會製作兩本相簿，記錄著上海少年宮兒童們訪問白宮及美國西海岸的演出和參觀內容。鄧小平先生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這些極具歷史意義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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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結束訪問後，阿姆斯壯代表團一行正整裝待發飛往上海。周而復先生突然對我提出一個難以想像的要求，他說，今後凡是美國使節國際文化基金會的捐獻，是否可以在支票上寫兩個收款單位。
開始我還故意裝聾作啞地問道，要寫那兩個單位？他說，收款單位應該是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宋慶齡基金會。
他的這一提議不僅令我驚訝，而且感到不可思議。我籌畫了這麼久的專案，純粹是為中國兒童創造和外界交流的機會，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周而復先生要為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爭取這個我對阿姆斯壯先生難以啟口的要求？
與此同時，他的建議激起我不妥協性格的反彈，沒有作絲毫的考慮即脫口而出：「周先生，我想你和我都處在同一個立場，就是為中國兒童做一些幕後的工作。至於美國基金會的捐款將來是否會繼續進行，我不得而知，而那也只是宋慶齡基金會和美國使節基金會之間的工作。」
我說完後，他的臉伸告訴我，也許我失言了。但既然已經說了出來，也就沒有必要去擔憂任何的後果了。在我們抵達上海進入錦江飯店後，感覺到我在北京的失言在上海出現了應驗的後果。首先美國代表團的每一位成員，包括飛行員，醫生及護士都被安排在頂樓的總統套房，唯獨我被安置在二樓的小房間裡，那是中國旅遊部門專為導遊及司機休息的房間。
這還不打緊，等代表團都上樓後，我的行李箱在大樓進口廳堂裡遍尋無著，最終發現是被留在大門口的汽車道上。我只得無奈地將行李拖進房裡。
過不多久，整個代表團下樓準備外出用餐，在帶廳堂裡見到我，都一致問我怎麼沒有看見我上樓。我無法吐出內心的感受，只能輕描淡寫地告訴副主席拉．雷維亞先生，上海認為我是全團的陪同，所以安排我住在導遊的客房裡。我還帶著他參觀了我的「套房」。拉．雷維亞先生抱不平地說：「這對你有欠公允。」
我只聳了聳肩：「不要緊，反正就是一晚過夜而已。」
等我們用畢餐回到酒店後，正準備午休時，拉．雷維亞先生要我和他一起上樓。進入到他的客房，他指著放在牆邊的幾個罎子，問我是否可以幫他處理。原來那是周而復先生贈送給每位代表團成員兩罈「女兒紅」，這是中國著名的紹興酒，而且深受中國人的喜愛，但對西方人士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恍然大悟，周而復先生對我的態度，從北京到上海竟然是180度的大轉變，我突然從外籍人士轉換成中國接待外賓的陪同。但在美國人面前，我還是以大局為重，只是直率地說明，因為加拿大海關對酒的進口管制很嚴，而且有一定的限量。所以我建議他不如將這些酒罈留在客房裡，讓清理房間的服務員去處理就行了。因為代表團有自己的專機，這些昂貴的「女兒紅」最後的命運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芭莎蒂娜使節國際文化基金會結束了中國的訪問行程，我們搭乘阿姆斯壯先生的私人飛機飛往東京，在那裡拜會了阿姆斯壯先生的多年老友，在他的官邸商議如何能得到日本社會對上海「金橋計畫」提供支持。
遺憾的是阿姆斯壯先生回到芭莎蒂娜後不久即因病臥床，我對上海的文化交流一事能否實現感到焦慮。其實在東京回來後不久，我得到北京傳來的消息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表示有爭取「金橋計畫」的合作意願。
果然當上海市長汪道涵先生到加拿大訪問，我邀請他共進早餐時，他詼諧並略帶無奈的口吻對同桌的中國總領事安文彬說：「我和劉先生還有一個過節」。經解釋，原來準備在上海進行的「金橋計畫」，也被北京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爭取過去，誰是中間的撮合者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合作項目因為阿姆斯壯先生的逝世而從此「胎死腹中」。他從中國回到芭莎蒂娜後，即傳來臥病在床的消息，但仍然主持教會及基金會的日常工作，同時在思考接班人的人選，大家都猜測在任的副主席拉．雷維亞的呼聲最高，我也感到如果他能繼任阿姆斯壯，主持教會及基金會的工作，由於他已經訪問過中國，而且參與了和鄧小平會見的場合，有助於實現阿姆斯壯先生在中美兒童交流合作的願望。
然而阿姆斯壯在去世的八天前，他在病床上主持了最後一次董事會的視訊會議，他沒有將重任交給跟隨他多年的拉.雷維亞先生，而是委任了教會中捷克裔的傳教士迪卡奇（Joseph W. Tk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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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壯逝世後，和中國的文化交流也從此如同斷了線的風箏，聽不到任何的聲息。原來阿姆斯壯先生親手交給鄧小平先生的捐款支票也出現了極為尷尬的變化。
美國使節國際文化基金會新任捷克裔主席，給我打來電話要我立即去他辦公室會面，我懷著幾分不確定的信心但又滲入了一些懷疑的複雜心情登上飛機。果不其然，抵達使節國際文化基金會後，從他那嚴肅裡帶著不信任的眼神，以及應付式的握手，第六感告訴我，阿姆斯壯先生的那份慈祥從此不再。
坐下後，他沒有任何的寒暄或是問候，即單刀直入地問到那十萬元捐款，面對這位難以應對的宗教人士，我只簡單地回答稱，我只是在阿姆斯壯先生會見鄧小平理論先生時，看到就阿姆斯壯先生將支票親手遞交給鄧小平先生外，其他我就一概不知了。
接著他提出一個極其幼稚而又膚淺的問題，令我難以想像這位新主席對國際事務的缺乏，他命令我設法將這支票從宋慶齡基金會要回來，我未置可否完成這一任務即辭出。後來我陪一位使節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同赴北京，任務是向宋慶齡基金會索回這筆捐款。在航程中，我將阿姆斯壯先生親手將捐款支票交給宋慶齡基金會康克清主席的來龍去脈告訴這位工作人員，而且我特別強調，康克清主席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朱德元帥的夫人，如何向這位德高望重的前輩索取捐款，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我們抵達後，先和宋慶齡基金會聯繫好，我們即驅車前往，抵達後，我安排工作人員去拜見康克清主席，我則留在會客室裡等他。在回酒店途中，他歎息著告訴我，在見到康克清主席後，理智告訴他，於情於理都無法讓他啟口索回這筆捐款。他並且安撫我，回去後他回如實地將拜見康克清主席情況用書面呈交給迪卡奇主席。
而北京那邊廂，美國捐贈的款項一直沒有動用的資訊。1986年2月我正在北京公幹時，從人民日報上看到「中紀委決定開除周而復黨籍」的報導，和另一篇評論，是因為他在東京訪問時卻參觀了靖國神社，除了開除黨籍外，還撤銷他的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及所有其他職務。對這條新聞我一則感到震驚，一則不敢完全相信。從我和周先生接觸以來得到的觀感是，雖然他對我有一些奇特的誤解，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我尊敬的學者。
當然事情的演變最後出現了峰迴路轉的情況。1986年我率領一個美國中學生軍樂團訪問北京結束前，剛接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的章文晉先生，特別安排了惜別宴會為美國中學生軍樂團餞行。
章文晉先生是中國的資深外交官，從抗戰期間，就擔任過周恩來總理的秘書兼翻譯。他夫人張穎則是周恩來總理的行政秘書。夫婦兩非常厚道誠懇。中加兩國在1970年建交後，章文晉出任駐加拿大大使（1973-1976），後又出任駐美大使（1985-1987）。在出任駐美大使不久，就出現了網球選手胡娜出走申請政治庇護的棘手事件，中美兩國之間的交流工作幾乎是完全中斷。
這時候我籌畫的上海少年宮兒童，在美國第一夫人南茜雷根的邀請下，順利赴美訪問，並在白宮所史無前例的演出，章大使為此倍感欣慰，我也未料到這個民間的交流工作，居然成了他大使任內一個小小的民間活動，從而令我們之間的友情益發貼近。
在宴請美國中學生的惜別會上，我們坐在一起，交談中提及上海少年宮兒童訪美，以及阿姆斯壯先生訪華，受到鄧小平先生接見的諸多回憶。也因此我將阿姆斯壯先生的捐款後續工作中出現的一些枝節向章會長作了簡單的敘述。他聽後緊鎖著雙眉未發一言。
第二天中午時分，我在酒店客房中工作，章會長派他的秘書給我送來一封簡箋，只用了簡單的幾句話，告訴我今晨回協會後，立即找到財務部門工作人員查詢，果然阿姆斯壯先生捐贈的十萬美元仍然在友協的帳戶中未動分文。章會長立即令財務部門將該筆捐獻款項轉到宋慶齡基金會的帳號裡。我手握著他的信箋，心裡不僅感到溫暖，更感佩他當機立斷的仗義舉措，解除了宋慶齡基金會的尷尬處境。
其實在得知周先生的不幸遭遇後，我曾打電話給他的薛秘書，將我的分析請薛秘書轉告周而復先生，從發佈的新聞中，特別是日本讀賣新聞的報導，我分析周先生之所以遭到這樣無情的打擊，是受到日本左右兩派人士的夾攻。先是「有人」親自安排他參觀靖國神社，而左派人士得悉後，就將實情通知了中國駐日本大使館，而陷周而復先生於不義。我還建議薛秘書到有關部門找一下當時的讀賣新聞，將報導的內容轉告周先生，也許可以找到恢復名譽的可能性。
既然在章文晉先生的協助下，阿姆斯壯先生的捐款圓滿解決，而當時因這筆捐款，造成周而復先生和我之間的一些微不足道的隔閡，我認為也應該是前隙盡釋的時候了。於是在後來的一次赴京公幹時，在他的秘書安排下，我和周而復先生在沙灘紅樓再度見面。紅樓是1918年落成的中國第一所國立北京大學的北大院。著名的北大圖書館就設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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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客室裡見到周先生，雖然時隔僅兩年左右，卻有如隔世的感覺。他往日的官府尊嚴已不復存在，從低沉的談吐中反映出的是一介平民的謙虛謹慎。我們交談了片刻，儘量避免過去曾經的「遺憾」。臨別時，他的秘書遞給我一個紙包，打開來一看，竟然是他埋首多年完成的一部有關抗日戰爭的巨作 — 「上海的早晨」，共一套六卷。我翻開第一卷的首頁，他用工整的書法， 寫了我的名字，並簽了他自己的名字。
那是一次愉快的相會，也是我們唯一的一次再相聚，從此我們沒有再見。2004年他在北京去世，在2002年他得到了平反，恢復了共產黨黨籍。當我捧著周先生贈送的大作，走出沙灘紅樓時，心情激動不已。回憶短短的兩年內，為了一遂阿姆斯壯會見鄧小平先生的心意，為了促成中美兩國兒童未來的交流活動，我幾乎陷於官場的是非之中。
撫今思昔，三十年的光陰已去，這些我曾面對交往過的政治及宗教人物皆已隨風而逝。阿姆斯壯先生是1986年去世的，接著王炳南先生於1988年撒手人寰，章文晉先生1991年病逝，康克清主席1992年仙逝，阿姆斯壯先生接班人迪卡齊 （Joseph W. Tkach) 在1995年也離世。鄧小平先生在1998年去世時，只留下遺言將一體捐獻給醫院做解剖研究，眼角膜留下給生者移植，然後將遺體火化撒入大海，不留任何痕跡。周而復先生是在2002年獲得平反兩年後 （2004年）去世。
在寫這篇短文時，我心情仍然是澎拜不已。回想起在人民大會堂見到鄧小平先生的那一刻起，曾經發生的種種，如同幾個小插曲串聯在一起的一幅美麗的畫卷。慈祥的阿姆斯壯先生，樸實無華的鄧小平先生，厚道樂觀的康克清主席，寬厚正直的章文晉先生，率直爽快的王炳南先生，都是這幅畫卷中栩栩如生的不朽人物。
最值得念念不忘的是，在周而復先生受到打擊之後，我決定帶著捐輸成見和謙卑的心情，走入沙灘紅樓，和周而復先生握手問候。他贈送給我的著作，都表達了「盡在不言中」的重拾友情。
至今在我的記憶中，周而復仍然是我尊重的前輩和敬仰的老作家。這說明人與人之間，用正面的態度相待，一切的誤會都能迎刃而解。多一個朋友勝過多一個冤家。
見證了複雜的人生，回憶起來，不禁會啞然失笑！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正在撰寫外交耆宿劉師舜的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