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勇武派」猶如群氓一般，缺乏真正充滿魅力的領袖。（圖／翻攝自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即時新聞）
作者／張陌
現在仍然與香港政府與北京對峙的所謂「勇武派」或是「暴徒」，是什麼將他們凝結在一塊的？長期以來的民主自由的嚮往、一股被壓抑許久的反叛的衝動、或只是共同行動中終於被驅走的孤獨？
他們當然有所謂的高亢而美好的目標：民主、自由以及選擇自己的政府的權利。但他們的行為並不像對自由或民主有過深刻的思索，他們對反對者進行暴力攻擊，跟民主可謂扯不上一絲關係，堵路、放火、砸店，讓他們更像純粹的犯罪者，像一群有暴力基因的團伙。
其實香港的抗爭者並不獨特，他們與十九世紀就被觀察到的群眾是同一類人，十九世紀群眾心理學的巨擘勒龐，掘開了群眾的真實的內核，當群眾被匯聚在一起時，每一個個體都喪失了自己，他們被融入了一個共同的信仰、精神或是情感之中。
在群眾之中，每一個人的智力都降低到極其低度的水平，他們只想追隨身邊的人的行動，只想繼續保存在這個有著共同感的美妙感受的共同體裡。在這個共同體裡，他們的肉體與心靈都被釋放，開始去做他們在以往的生命中，從來不敢做的事情，譬如將一個反對者毆打到昏厥甚至喪命，譬如以石頭、鐵撬等阻擋一列火車行進，並最終將它燒毀。
他們感覺自己是在進行著一次偉大的事業，超越了過去那種死氣沉沉的、沒有價值的生活，他們感到他所屬的這個群體崇高、英勇、正義並且大公無私，他們甚至也可以在某種情境底下，犧牲自己的生命。
但是勒龐卻給了這樣的一群人「群氓」的名字，因為勒龐以為群體是非理性的，用以迷惑他們的東西，只是一個若有似無的概念，但他們自己卻是軟弱無力的，裡頭的每一個人都無法真正為那個作為旗幟的理念，進行有力的辯駁。因為那是外在的、被強加在他們腦裡的思想，他們並不真正擁有那個思想，而只是被灌輸進去罷了。
勒龐的見解完全可以在「勇武派」的身上印證，當有人以言詞斥責他們的行動時，他們無人可以進行辯論，唯一的反應就是集體鼓譟、辱罵、威嚇，最終一擁而上，將反對者打個半死，然後一哄而散。
勒龐對群眾前無古人似的深刻洞悉，竟獲得了兩位獨裁者的讚賞，他是極力主張民主而反對專制的，但勒龐死後，法西斯的開創者墨索里尼說：「我是勒龐最熱情的崇拜者之一」，他聲稱讀過勒龐的「烏合之眾」、「新時代心理學」等書，並說他組建的法西斯政體，運用了勒龐的一些原理。
而阿道夫．希特勒更加景仰勒龐，他的自傳「我的奮鬥」就是依循著勒龐的理論，試圖影響群眾，於是被人描述為「讀起來就像是勒龐作品的偽劣盜版」。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因而也去讀了勒龐，從而認為沒有人像勒龐對群眾現象理解得如此透徹。
法西斯與納粹都因此在對掀起群眾的狂熱上，有了理論上的路徑，他們懂得如何去撩撥與勾火，「我的奮鬥」因此有諸多這一類的表述，例如：「偉大的說謊者同時也是偉大的魔術師」或是「我們的思想宣傳必須是人民群眾喜歡的, 而且還能讓最愚蠢的人也能一聽就明白。」
現在的麻煩是，香港的「勇武派」沒有任何領袖，它呈現的是網路時代更為紛沓而鬆散的狀態，這些人的背後可能有一個隨機召喚短暫行動的機制或所謂的大台，卻沒有一個真正具有魅力的領袖。這使得這一群人沒有任何的交易或對話的可能性，無法換取、達成一些短期或階段性的利益或目標，以至於它必須以自己的瓦解與崩潰，做為最後的結局。
「群氓」不一定完全是負面的，法國大革命的群眾並不神聖，說穿了亦不過就是受到某種蠱惑而暴動的「群氓」，但因為當時的巴黎出現了一群懂得引導群眾的菁英，將歷史轉向了一次政治制度的革命，寫就了一篇「人權宣言」，但香港既無雅各賓派，也無吉倫特黨，於是出現了勇武者與特警猶如游擊戰似的無止境的遭遇。
如今勇武者退到了大學校園內，但香港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的校園內卻無法進行任何有意義的對話，並接受菁英的領導，竟然變成了製作汽油彈與堆砌石頭的「新石器時代」兵工廠，準備一場玉石俱焚的抗爭，為的只是繼續他們的狂歡，最後恐怕只能是無疾而終的消逝，並且在歷史上得到狼藉的惡名！
